澳门主权移交：实现了422年的回归祖国梦想

澳门在明代史书中记载称为“蚝镜”（豪镜）,澳门当肘是葡萄牙与中国贸易的主要补给港口。葡萄牙人占领后日寸,问当地人这里的地名。因在妈阁庙旁,当地人便回答“妈阁”,于是澳门便被命名为“Macau”（“妈阁”葡萄牙文的译音）。澳门原属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     

澳门自由港优势与深水港口开发：澳门发展路向研究之二

本文通过对澳门自由港与港口历史发展的回顾,指出了由于澳门没有深水港口,其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尤其是“欧共市”特殊贸易关系等优势受到限制。论述了建设深水港是发挥自由优势,振兴澳没经济,将澳门建设成为南中国通向世界的“第二个香港”的必由之路。     

话说澳门

澳门原是隶属于广东香山县的一个渔村,１６世纪３０年代开始成为对外贸易港口岸。作为贸易港口,这里初时只许外国船临时停伯,不许商人上岸居住。远涉重洋来亚洲贸易的西方商人,极欲在亚洲寻找一个长期停留口岸,澳门成为他们尝试的目标。１５５３年（明嘉靖二十三年）葡萄牙人借口船只在澳门附近触礁,需借地晾晒受潮货物,当时的海道副使汪柏受贿后默许了他们的请求,葡萄牙人达到了在澳门登陆进行贸易的目的后,澳门便成为葡萄牙商人的“暂时栖泊所”。由船上到陆地的初期,葡萄牙人只能在帐篷或山洞中栖身,为了达到长期居留的目的,…     

澳门人地关系研究

从１６世纪中叶到２０世纪末叶,澳门的城市性质和城市功能发生多次急剧变化。人地关系一些要点在澳门的发展和变化中都有反映。澳门在浙、闽、粤沿海众多的港口中脱颖而出反映自然环境是社会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澳门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桥梁反映自然环境在人地关系的演变,澳门经济转型艰难反映人文资源在人地关系中的地位呈上升趋势。澳门的城市形象和空间格局有抹不掉的自然印记,反映人地关系的发展是利用自然和利用自然规律     

中国海外港口投资格局的空间演化及其机理

伴随着2000年“走出去”写入国家战略和2013年“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中国正在不断加快海外港口投资的步伐。论文构建了中国企业海外港口投资案例的数据库,分析了1978年至今中国海外港口投资格局在全球范围的空间演化过程,并从地域结构、参与主体、股权变化等多个方面阐明了中国企业进入海外港口的特征与路径,总结了企业进入海外港口的主要模式,进一步探索了进入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最后基于为什么“走出去”、为什么在这里布局、为什么选择这种模式3个递进的过程探讨了中国海外港口投资的发展机理。研究表明：中国海外港口投资的空间格局经历了零星分布、就近布局、全球扩散、局部集聚和总体稳定5个发展阶段,总体上集中布局于西北欧和地中海航区,投资主体包括大型航运企业、码头运营商和基建企业,海外港口投资的目标从参股转为控股。海外港口进入模式包括基础设施项目承建、港口经营权转让、港口股权收购和码头管理输出4种,进入模式具有交错演化的特点。中国企业进入海外港口的内在动因可以总结为国家经济发展环境、重大对外开放战略、全球航运格局和地理替代性和企业自身发展需求。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原因分析——以越窑“秘色瓷”出口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我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东部地区的大规模海上贸易从唐代中后期开始,主要贸易商品是陶瓷。产于浙江中北部地区的越窑"秘色瓷"是这个时期中国海上贸易的主体,从各国出土中国陶瓷来看,越窑生产的"秘色瓷"遍及朝鲜、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伊朗、坦桑尼亚、埃及等沿海国家,出口时间自唐至宋持续300余年。贸易"秘色瓷"以碗、罐、壶等日常用具为主,出口港口在古明州(今宁波)港。"秘色瓷"外贸航线由近到远先后分成三条:东北航线,贸易方向为东亚;东南航线,贸易方向为东南亚;西南航线,贸易方向是南亚、西亚和非洲东部地区。唐代中国开辟海上贸易通道的主要原因有四点:其一,陆上中国通往西亚的"丝绸之路"被切断;其二,贸易"秘色瓷"具有质重、量大、易破碎的特点,不宜陆上运输;其三,唐人已掌握海船制造和远洋航海技术;其四,唐朝有支持海外贸易的优惠政策。中国大规模出口"秘色瓷",可提升进口国家人们的生活品质,同时,能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原因分析——以越窑“秘色瓷”出口为例

我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东部地区的大规模海上贸易从唐代中后期开始,主要贸易商品是陶瓷。产于浙江中北部地区的越窑"秘色瓷"是这个时期中国海上贸易的主体,从各国出土中国陶瓷来看,越窑生产的"秘色瓷"遍及朝鲜、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伊朗、坦桑尼亚、埃及等沿海国家,出口时间自唐至宋持续300余年。贸易"秘色瓷"以碗、罐、壶等日常用具为主,出口港口在古明州(今宁波)港。"秘色瓷"外贸航线由近到远先后分成三条:东北航线,贸易方向为东亚;东南航线,贸易方向为东南亚;西南航线,贸易方向是南亚、西亚和非洲东部地区。唐代中国开辟海上贸易通道的主要原因有四点:其一,陆上中国通往西亚的"丝绸之路"被切断;其二,贸易"秘色瓷"具有质重、量大、易破碎的特点,不宜陆上运输;其三,唐人已掌握海船制造和远洋航海技术;其四,唐朝有支持海外贸易的优惠政策。中国大规模出口"秘色瓷",可提升进口国家人们的生活品质,同时,能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一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1877-1947)

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分析<中国旧海关史料>等海关出版物中的国际贸易和埠际贸易数据,考察了12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46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结果表明:制度因素在港日职能变迁过程中作用巨大.贸易量在全国中位水平以下的小型港口,多存在由开埠初期吞吐平衡型港口向偏出口拉动型发展的趋势;在中位水平以上的港口,多趋向于进出口平衡发展.在本文研究时段内,国际贸易空间结构赫芬达尔指数较高,其集中度和垄断性很强,后期愈发明显.相反埠际贸易的指数一直低位运行,处于多极发展的态势.埠际贸易空间结构经历屯个阶段发展,具备一定轴一辐结构特征.     

明代华南的自然灾害及其时空特征

在大量整理明代华南灾害资料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明代华南自然灾害的时空特征。其时间分布很不平衡:明代前期灾害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中期各种灾害逐渐增多,呈现出复杂性和严重性;后期灾害有所减少,但灾情仍较为严重。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也不平衡:福建灾害最多,集中发生在福州、漳州、泉州等府;广东灾害次之,主要分布在广州、潮州、肇庆、琼州等府;广西灾害相对较少,但太平、梧州、柳州等府也常受灾。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明代华南各地的自然条件有关,与各地的社会状况也有一定的关系。     

基于“海上丝绸之路”通道安全的海外港口战略布局研究

本文研究了“海上丝绸之路”通道网络安全的海外港口布局,对沿线集装箱港口及航线挂靠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通道通航受阻时网络连通性的变化。根据地缘特点,对“海上丝绸之路”所覆盖海域的通道安全进行了风险分析;为加强“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网络的风险控制,保障其互联互通,结合地缘风险探讨了近年来我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投资的分布状况。研究表明,为加强“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性,应在保障本国港口和周边海域海上通行安全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不稳定因素的治理,进一步加强“海上丝绸之路”各个国家间的友好往来;重点加强在莫桑比克海峡和英吉利海峡周围的港口布点;在主动布局各海上通道投资港口的同时,还应不断加强海上军事力量建设,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提升海军的远洋能力,增加我国在重要海上通道周边海域的军事存在;积极推动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促进区域的和平发展。本文成果对于科学规划我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外港口布局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古代刘家港崛起与衰落的探讨*

明代早期建都南京,当时贴木儿帝国崛起于中亚,一度阻断了丝绸之路,北方大运河严重淤积,明王朝只能采用海运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开展海内外贸易。长江河口成为南京的通海捷径,刘家港位于娄江(刘洒)与长江河口交汇处,太湖平原的东北部。娄江在宋代以前严重淤积,经元代至明初的治理,特别是明初"掣淞入刘"的整治工程后,娄江河道水深河阔,全江畅通,成为长江河口地区兴建大型海港的最佳的港址。娄江又能同富饶的太湖平原相沟通,使其成为刘家港的经济腹地。以上原因使刘家港在明初崛起,成为"海运千艘所聚"的大海港与郑和下西洋的出海始发港。明王朝迁都北京后开展大运河的治理,减少对海运的依赖,郑和下西洋终止与倭寇骚扰,均促使海运衰退。长江河口南岸严重崩塌,使刘家港崩塌入海。娄江严重淤积。以上原因导致刘家港衰落。     

清代广州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清代之前广州长期作为重要的外贸港口, 港市、对外贸易、多元文化及“蕃坊”等对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很大; 清初广州确立“一口通商”, 对外贸易更趋繁荣, 西关及滨江 地带成为巨贾侨商集聚之地, 而城内的满族与汉族在社会地位、居住等方面呈现较大的分异。 从城市总体层面来看, 清代广州呈现“西商-东官” 的社会空间格局, 西关平原及“南关” 滨江地带“因港而商, 因商而富”, 城墙之内的老城区则一直作为官衙区及官僚贵族居住区, “因衙而尊, 因官而贵”, 这成为广州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历史主线。就清末的广州西关而言, 已分化为纺织机房区、新兴高级住宅区及洋商区等社会区类型, 具备殖民性河港贸易城市的 社会空间特征。自然条件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限制, “一口通商”的港市繁荣, 以及遵循封建 礼制的城建思想等成为影响清代广州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机制。     

中国港口分布格局的演化与发展机理

长时间序列的港口分布格局的演化规律, 一直是国内外交通地理学有待解决的问题, 而考察港口体系的长期演变规律, 有助于对目前港口体系发展阶段的判断, 并为未来优化提供科学支撑。基于国内外港口体系研究现状的评述, 本文从内河和沿海两个方面, 对秦汉时期以来中国港口分布格局的发展过程与空间特征进行系统解析, 认为存在秦汉至南北朝、隋唐至南宋、元朝至明中叶、明中叶至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至1949 年和1949 年至今等六个阶段, 各阶段呈现不同的分布特征。并且, 本文从产业布局、政治经济空间关系、大宗物资运 输、国际贸易、外来势力和现代交通等多角度出发, 深入分析了中国港口分布格局演化的基本机理。同时, 本文从空间格局演化轨迹、首要港口变迁、驱动机制、港口体系开放性、港口区位和发展阶段等角度, 系统总结了中国港口分布格局的基本发展规律。     

广州市居民的出境旅游行为

20 0 1年 10月到 2 0 0 2年 1月对广州市 70 2名市民进行了抽样调查 ,在此基础上结合广州市旅行社的出境游资料对广州市居民的出境游时间变化、出游目的、出游组织方式和目的地选择行为进行了详细分析 ,探讨了广州市民民的出境旅游行为特征。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参与全球航运网络特征

以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为研究对象,结合区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数据、全球航运网络航线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相关指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内部港口吞吐量占比变化、港口群内部结构变化、湾区港口群参与全球八大区域航运网络格局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7—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港口总吞吐量增长率达到32.3%,并且在2020年总吞吐量达到7 294万TEU,占全球的9.2%,占中国的28.3%。其中,深圳港、广州港增长速度较快;2）在参与全球航运网络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出现以深圳港、香港港为核心参与全球八大航运区域的层级结构,湾区整体与东亚、东南亚区域联系最为紧密,与欧洲、美洲、非洲等区域的航线联系则局限于区域核心港口间的直接联系;3）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内部深圳港、香港港、广州港三港鼎立,主要业务错位化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枢纽港香港港、外贸港口深圳港与内贸综合大港广州港以及区域其他支线港珠海港、东莞港等港口共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亟待以港口群为整体,积极参与到全球航运网络的建设中,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未知的机遇和挑战。     

广州古代港—城空间关系演化

以古代广州港—城空间关系的发展演化为实证案例,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中国古代长时间跨度视角下港—城空间关系发展演化的规律特征。结果表明：城市与港口发展之间形成了唇齿相依的紧密联系,港—城空间关系发展演化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征;古代港口具有重要的交通和商贸功能,码头毗邻地区往往发展成为重要的城市商贸区;港口通过毗邻城市功能区的发育,影响城市空间拓展的方向;自然环境变迁、航运技术变革、交通商贸变化以及政治军事的考量等因素综合作用,驱动港—城空间关系不断发展演化;古代广州港—城空间关系的演化模式明显有别于西方学者归纳的理论模式。     

明清时期广州城图研究

分析明清时期有关地方文献中的广州城图认为:1.清初广州城扩筑鸡翼城后,其形制基本定型,由明初"三城合一"后的长方形演化为向北凸的不规则形状.2.广州古城在明清时期主要有3次扩城之举,城区分别向北、向南扩展,清道光年间城区范围已突破城墙界限向外发展,其扩展动力是经济功能的增强、人口的增加.3.城内的布局表现为内城北部为历朝的政治活动中心,经济活动则随城区的扩展作相应的调整,由内城扩展至新城、鸡翼城乃至城外西关一带;城市主要街道由明初的各成体系发展至清初已互相贯通,基本定型,其影响延续至今.最后,建议借鉴古代     

集装箱港口体系的演化模式研究--长江下游集装箱港口体系的实证分析

系统介绍Ｙ．海斯的集装箱港口体系演化模式,对长江下游集装箱港口体系的演化过程进行了科学实证。认为：该集装箱港口体系已经经历了初始,扩散两个阶段,现正处于集中阶段的初期,今后１０年该集装箱港口体系将迅速完成集中化过程,从而进入枢纽中心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