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探析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对促进山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武陵山区三个典型区县563份农户调查数据,分别从规模流转的供给和需求,即规模转出和规模转入的角度,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背景下的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劳动力大量转移的背景下,山区农地流转现象普遍,但规模流转不发达;(2)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未促进农地的规模转出,影响山区农地规模转出的主要因素是地区的发展状况和农户对耕地处置的可能选择以及耕地资源禀赋特征;(3)山区农地的规模转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非农收入的增加对农户的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投资效应,有利于提升农户的规模转入意愿;(4)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大于转入意愿,实际的农地流转规模取决于规模流转的需求,即规模转入。因此,规模转入需求的不足及大型经营主体的缺乏是造成山区农地规模流转不发达的直接原因。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出台有效的政策吸引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培育山区规模种植大户,促进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政策建议。     

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用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以新疆玛纳斯为例

随着劳动分工的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从事非农经营,这无疑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对城市工商业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由此也推动了中小城镇的飞速发展。以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切入点,处理好劳动力转移与农业持续发展、分散农户经营与规模经营、小农经营与现代农业的衔接,对构建政府农地流转政策体系、提高西部地区土地生产率和农业综合效率乃至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2013年1月对西部地区新疆玛纳斯县369户农户实地入户调研的基础上,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这一方法对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特征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劳动力转移特征赋值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就会相应增加0.621个单位。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加强对农民技能培训,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和合理转移;完善区域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库等灌溉配套设施的投入力度;着力培育形式多样的农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等举措可以有效推进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进程。     

四川森林的生长动态与永续利用探讨

森林资源是林业生产力的重要要素之一。森林蓄积生长量,是森林群落最为活跃、最为积极、最有生命力的基本生产力。它是制定林业区划、林业规划、林业计划,编制森林开发利用方案,组织森林经营的重要依据。因此加强森林的科学管理,及时准确地预测森林蓄积生长量,以逐步实现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是当前林业经营工作中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土地流转契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江西省水稻主产区农户的调研数据

基于江西省水稻主产区810户稻农的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不同属性的土地流转契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并分析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无偿转入土地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纳农业绿色生产技术。(2)土地流转契约签订时间越长、签订形式越规范,农户采纳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可能性越高。(3)当土地流转提升农户耕地的规模化水平时,土地流转契约对农户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增强。据此,提出注重土地流转主体间的道德规范作用、建立健全合同机制保障地权稳定性及交易规范性、搭建土地要素市场化平台以提升农户耕地的规模化水平等建议。     

市场经济条件下陕西林业发展思路的探索——赴德国考察学习的体会

20 0 2年 1 0月 2 7日至 1 1月1 0日 ,由中德合作陕西延安造林项目办公室组织的项目培训考察团一行 1 5人赴德国进行了为期1 5天的学习考察。在德国期间 ,参观了德国国有林、集体林和私有林的经营 ,德国大径级木材生产基地 ,农业家庭企业等。了解了德国林业发展的历史和森林经营的理念 ,深受启发 ,德国的成功经验对陕西林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学习借鉴作用。德国林业建设起源于 1 8世纪 ,当时由于工业革命的兴起 ,森林受到大面积的破坏 ,以木材为主的工业原料日渐匮乏 ,为了工业革命的持续发展 ,德国人认识到森林的重要性 ,并采取了一系列…     

湘闽赣山区劳动力转移差异对梯田撂荒决策和规模的影响

丘陵山区梯田撂荒现象频发,成为政府农业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鲜有研究关注劳动力转移差异对农户梯田撂荒行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湘闽赣三省梯田区为研究区域,结合实地调研的1438份农户数据,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从劳动力转移差异的视角,分析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数量、距离和质量差异对农户梯田撂荒决策和撂荒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数量、就业距离和就业质量均对农户的梯田撂荒决策和撂荒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随着非农转移程度的加深,丘陵山区农户梯田撂荒的规模也会扩大;(3)劳动力转移距离和转移质量能够强化劳动力转移数量对农户撂荒决策的影响。为缓解因劳动力非农转移造成的梯田撂荒现象,要重视农业服务外包和机械化在山区的劳动替代作用,积极推进梯田宜机化改造,完善耕地流转市场,鼓励农户流转梯田。     

抓科技下乡服务 促林业建设发展

<正> 科技下乡服务,加快林业科技与生产的结合,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林业发展的需要。为此北京市林业局提出,林业科技下乡要以提高林业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做到“五个结合”:结合我市重大林业工程建设,结合山区、沙区综合治理开发,结合林业扶贫和富山计划,结合林业产业发展,结合林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农户收入的地理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73个村庄、2774户农户的微观数据集,设计了一个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实证分析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样本农户收入61.25%的总变异由农户居住村庄的外部环境导致的,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在农户之间存在差异,可以利用地理因素进行部分解释。②地理因素导致农户耕地、林木等资源禀赋差异,直接影响农户收入。平原村农户比山区村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14.53%;5km以内村庄农户比5km以外村庄农户人均纯收入高30.63%。③在控制地理因素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后,农户的物质资本、生产经营结构和人力资本中的劳动力素质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④地理因素影响了农户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外出务工等,从而间接影响了农户人均耕地、受过农业技术培训劳动力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收入的效应。并提出了增加农户收入的政策建议。     

推广林业技术 加快成果转化

<正> 靖安县1994年被命名为全国科技兴林示范县以来,紧紧围绕着依靠科技进步,发展林业经济,大力推广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加快成果转化步伐的总思路,构筑靖安林业,取得了较好成效。全县共实施科技项目31项,其中推广林业技术18项,开展林业调查研究与林产品开发8项,引进先进的林产品生产技术5项。有4项获部、省级科技进步奖,有     

典型山区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分析

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区域人地关系的核心。本文基于人地关系理论,以我国西南山区625户农户实证调查数据为基础,构建山区农户生计策略和土地"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及其地域分异规律。研究表明:(1)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三生"功能存在耦合性,五类农户耦合度均在0.47～0.50,属于中度耦合;(2)农业兼业型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三生"功能耦合协调程度最高。山区农户在投入农业生产的同时,从事其他兼业活动,不仅能够提升可持续收入生计水平,对土地"三生"功能也有良好的保护和促进作用;(3)不同类型山区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随海拔的升高和地形高差的增大,耦合协调度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经济较发达山区耦合协调度高于一般发达和欠发达山区。本研究结果可以为山区农户生计改善和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提供一定理论和实践参考。     

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认识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对正确判断中国的粮食生产形势,制订相关政策以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北省咸宁市4县1市1区的23个村组、1252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对1981年以来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特征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农户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与土地面积明显下降,农户用地方式出现“省工性”变化,劳动力被农机要素替代,农业机械、化学肥料与农药等物质投入显著上升。② 主要粮食作物的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与商品率分别提高了4.61%、29.69%与50.56%,但区域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与农户家庭平均粮食占有量却分别下降了10.49%与10.50%,区域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出现弱化。③ 丘陵山区主要粮食作物的“三率”提高幅度高于平原地区,丘陵山区的水稻总产量与家庭占有量均略有提高,但平原地区却出现了明显下降。产粮重心在空间上出现从平原地区向丘陵山区倾斜的现象。④ 稳定主要粮食作物的用地规模,促进农户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效率,是应对农地边际化作用的关键。从事规模化与专业化粮食生产的农区与农户,应成为国家惠农政策与粮食安全政策重点扶持的对象。     

中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森林转型及其解释

利用MODIS土地覆盖数据,分析了2002-2013年中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森林转型的特点,探明了连片特困地区林地变化的趋势及其空间异质性。在此基础上,选择空间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探究林地面积变化的影响因素,得出连片特困地区森林转型所遵循的路径。结果表明,2002-2013年间,中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林地面积净增加106554.75 km²,增长率为11.93%,森林进入转型后期,即森林面积净增加阶段;秦巴山区、武陵山区、西藏地区东南部、四省藏区东部、燕山—太行山区东部是林地增长的热点区域,而林地增长冷点区域则主要分布在800 mm等降水量线以北的广大区域、大别山区和滇桂黔石漠化区东部;非农人口的增加以及林业工程的实施都对林地面积的增加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森林转型主要遵循着经济发展路径和国家森林政策路径。在连片特困地区,应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步伐,同时依托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国家森林政策方面,应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生态建设重点区域,切实保护中国的森林资源。     

固原市森林多功能研究:潜力、挑战及利益权衡(英文)

水土流失、人口激增和水资源短缺是制约中国西部固原市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中国政府从1999年底开始实行退耕还林工程并于2003年完成第一阶段的计划任务。该工程以生态恢复为首要任务,同时兼顾减轻农村贫困及加快经济发展的目标。本研究旨在评估3种森林管理政策情景对当地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贡献和弊端,研究首先应用参与式影响评估框架(FoPIA)设定了3种森林管理政策情景,然后针对各个情景下土地利用的变化,进行了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评估。3种情景分别为"生态林"、"经济林(以种植水果为主的复合农林业)"和"生物能源林"。通过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座谈,界定了与固原市可持续发展相关的9项重要森林功能,包括3项社会功能,即提供就业机会、生活质量、森林可达性;3项经济功能,即木材收入、非木材林产品收入、林业相关产业和服务收入;3项生态功能,即提供生物性资源、提供非生物性资源、生态过程维持。研究进一步通过多学科专家讨论和专家知识,评估了不同情景对森林功能的影响,探索了当地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权衡关系。结果显示:生态林可以达到生态恢复的首要目标,但是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较低;水果经济林对社会经济贡献大但对环境改善作用较小;生物能源林可以同时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功能,但是在当地缺乏实践经验。基于专家观点,讨论了各情景的优势、劣势、机会和风险。研究发现,生态林树种选择需要重新考虑,并优先采用本土树种;水果经济林在经营得当情况下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生物能源林在农户或村落尺度上提供清洁能源方面潜力巨大。     

科技下乡 富山富民

<正> 为使林业科技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充分发挥科技先导作用,加快向生产力的转化,推进林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根据国家林业部和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科教兴林”、“科教兴鄂”战略的部署,加快林业“绿色致富工程”的建设步伐,我们组织科技人员到山区、到林区、到基地,广泛开展技术讲座、现场示范、技术咨询和技术承包等活动,送科技下乡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中国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3-2013年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理解土地流转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3年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的169511个住户样本,本文揭示了中国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并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识别土地流转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旨在为促进土地流转提供科学参考。结果发现：① 2003-2013年间,土地流转率从17.09%上升到24.1%,年均增幅近0.7个百分点;南方土地流转较为活跃,比如福建等地流转率超过30%,而北方土地流转率较低;② 转入土地支付租金平均为283.74元/亩,55.05%的转入户并未支付租金;相反,转出土地获得租金为243.23元/亩,52.63%的农户转出土地未获得租金;目前中国土地的“零租金”流转率超过50%;③ 土地质量、地理区位、交易费用、家庭及村庄特征等对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具有显著影响;土地质量和地理区位在平原地区的边际效应较大,但在丘陵和山区,交易成本已成为影响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土地“零租金”流转的实质是土地资源错配的一种表现,丘陵和山区边际化及交易费用偏高降低了土地资源的潜在价值。政府应努力降低土地流转中面临的各类交易费用,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的补偿机制,同时关注丘陵和山区的土地资产贬值和撂荒现象。     

林业科技产业化的一条新路子——山东省林业科技园调查

<正> 建立适应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林业科技服务运行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进科技产业化,是我省林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近几年,我省部分市、县、乡、镇林业部门,紧密结合林业生产的实际,积极探索,采取多种投资形式,陆续建立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林业科技示范园。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林业科技产业化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目前全省已建科技园360多个,经营面积达1.1万公顷之多,初步形成地、县、乡三级建园的格局,林业生产展现出新的前景。     

上海郊区农地规模经营模式优化的探讨

采用实地问卷调查与统计资料收集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旨在探讨上海郊区农地规模经营模式的优化。上海郊区农地规模经营主要以家庭农场经营、股份制经营、合作社经营为主导发展模式,积极延伸发展企业经营模式、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模式、农业园区经营模式。推行农地规模经营面临包括农地流转、农业资金投入、农村劳动力状况、技术水平、基础设施、流通市场建设、政策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基于上海郊区情况,农地规模经营的目标主要分两个层面:一是个体规模适合农户,让农户保证一个适当的种植规模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二是整体规模适应市场。在此目标指引下,依托新农村建设和土地整理构建农地规模经营模式优化模型;规模经营必须尊重广大农户的意愿,同时也离不开政策的大力扶持。     

林业生态扶贫政策的评价与建议：怒江州和阿坝州案例（英文）

中国采取了长期不懈的扶贫行动,近十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态扶贫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农村脱贫的双重目标,中国把重点放在深度贫困地区的林业生态扶贫上。然而,贫困人口从林业扶贫项目中获利的程度、贫困户对这些扶贫政策是否满意、以及林业扶贫政策是否有效仍然是个未知数。通过对西南地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具有代表性的怒江州和阿坝州79户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林业扶贫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小额金融扶贫、结对驻村帮扶四条扶贫路径明显增加了建档贫困户的收入,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贫困群众对林业生态扶贫政策感到满意,两州的生态扶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参与不积极、精准识别不完善、资金来源有限和资金不足等问题。我们的研究结果突出了林业产业和公益性岗位在贫困地区扶贫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健全林业生态扶贫政策,实现深度贫困区的生态保护和减贫之间的协同是可能的,文章最后还提出了通过林业发展实现扶贫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五项政策建议:(1)精准识别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2)选择有效适宜的林业扶贫模式;(3)拓宽扶贫资金渠道;(4)建立林业产业脱贫体系;(5)完善生态保护机制。     

林业生态扶贫政策的评价与建议:怒江州和阿坝州案例

中国采取了长期不懈的扶贫行动,近十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态扶贫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农村脱贫的双重目标,中国把重点放在深度贫困地区的林业生态扶贫上。然而,贫困人口从林业扶贫项目中获利的程度、贫困户对这些扶贫政策是否满意、以及林业扶贫政策是否有效仍然是个未知数。通过对西南地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具有代表性的怒江州和阿坝州79户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林业扶贫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小额金融扶贫、结对驻村帮扶四条扶贫路径明显增加了建档贫困户的收入,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贫困群众对林业生态扶贫政策感到满意,两州的生态扶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参与不积极、精准识别不完善、资金来源有限和资金不足等问题。我们的研究结果突出了林业产业和公益性岗位在贫困地区扶贫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健全林业生态扶贫政策,实现深度贫困区的生态保护和减贫之间的协同是可能的,文章最后还提出了通过林业发展实现扶贫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五项政策建议:(1)精准识别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2)选择有效适宜的林业扶贫模式;(3)拓宽扶贫资金渠道;(4)建立林业产业脱贫体系;(5)完善生态保护机制。     

公有林对尼泊尔减贫的贡献——以尼泊尔巴章区不同社区森林为例（英文）

森林提供了可以支持全球约20%人口生计的必要资源。在尼泊尔,农业、生态环境以及复杂多样的乡村景观正在发生迅速变化。贫困在发展中国家是普遍现象。尼泊尔是南亚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有25.2%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虽然自1976年以来减贫是国家发展的优先任务之一,但贫困仍然普遍且持续存在。森林占尼泊尔土地总面积的44.74%,国家和集体森林在维持农民生计、周边居民减贫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以尼泊尔最贫穷偏远的地区之一巴章区为例,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和农村快速评估方法(包括二级数据),调查了居民对社区林业管理活动的参与程度,评估了集体林业对当地居民减贫的作用。结果显示,该社区98.9%的受访者依赖农业和森林资源维持生计。社区居民参与了大量相关会议、讨论并参与社区林业管理、营林造林活动。有42.3%的受访者强烈认可公有林业可以减贫,32.6%和25.1%的受访者为认可和中立。发展公有林促进了本土草药生产、美学价值和生态旅游发展,也保育了水土保持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但目前,农村地区的贫困程度仍远高于城市地区,生态保护的任务依然很重,因此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应该携手合作,通过大力发展公益林并鼓励社区参与,以切实减少尼泊尔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