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与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CD

旅游城镇化已成为区域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在实现区域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07-2019年面板数据定量评估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发展进程,通过绘制折线图、雷达图和箱线图表征其时序演进特征,借助标准差椭圆、立体趋势面和核密度估计方法辨析其空间分布格局,并结合灰色关联分析探寻其关键影响因素。结论如下:2007-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虽偶有起伏但较多城市向中高水平集聚,空间上大体呈不均衡分布态势、差异较显著,最终形成西北强势、南部次之、中部弱势的分布格局;京津冀城市群各市旅游城镇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最后基于发展战略协同性、差异性和前瞻性原则,为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出谋划策。     

区域经济发展的知识动力及其多区位机制北大核心CSCD

在信息、劳动力、资本和商品等要素超具流动性的时代背景下,知识越发表现出一种邻近和远距离流动并存的多区位互动特征,并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此,论文首先围绕当前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并结合传统区域创新研究范式的内在缺陷,引介以知识组合为核心的区域知识动力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区位知识动力解析框架:通过引入信任机制和学习机制深度阐释正式/非正式制度和认知水平等地方情景因素对知识组合的影响机理;分别围绕外部知识关联和知识网络外部性探究多区位知识网络对区域产业比较优势演化和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最后,从区域管治、区域战略导向、政策工具和知识影响4个维度归纳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治理逻辑。多区位知识动力框架推进了区域创新学派关于经济发展中知识动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区域协同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的科学制定。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与规律性分析

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既是一项国家重大战略,又是一个复杂的长期博弈过程,需要遵循科学理论,尊重科学规律,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实现共同繁荣昌盛、共享蓝天白云、共担发展风险、共建世界都会的战略目标。本文从理论上提出了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科学理论基础与科学规律。认为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应以协同论、博弈论、耗散结构理论和突变论作为科学理论基础,其中协同论为核心理论。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过程是一个博弈、协同、突变、再博弈、再协同、再突变的非线性螺旋式上升过程,每一次博弈—协同—突变过程,都将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推向更高级协同阶段,并呈现出阶段性规律。具体包括协助阶段、协作阶段、协调阶段、协合阶段、协同阶段、协振阶段、一体化阶段和同城化阶段共8大阶段。进一步分析认为,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真正内涵是推动城市群实现规划协同、交通协同、产业协同、城乡协同、市场协同、科技协同、金融协同、信息协同、生态协同和环境协同,建设协同发展共同体。本文成果旨在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科学基础和理论依据。     

京津冀城市群多情景空间演化模拟北大核心CSCDCSSCI

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发展三大引擎之一,随着京津冀协同战略的深入推进,其空间拓展呈现出新趋势与新动力。首先,集成约束性元胞自动机、空间聚类、Logistic回归、时间迭代等算法,构建出以地理分区、宏观预测和微观分配为核心的多情景空间演化模型。然后,利用京津冀2000-2013年及规划预测的用地、交通、城镇、生态和社会经济等数据,进行模型参数识别与模拟效果验证,并从交通引导、城镇辐射、经济发展等定量揭示城市群地域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最后,从城镇化发展速度、生态保护格局和规划政策引导三大角度进行多情景模拟,总体呈现城镇扩展速度减缓、京津用地疏解效应明显和交通引导趋势加强等特点,且主要沿京津、京保石、京唐秦和京张四条发展轴扩展。2014-2030年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共3851 km^2,年均增长量226.5 km^2,远低于2000-2013年的339.7 km^2;其中,京津两地新增用地占比由42%下降到26%,保定和廊坊则成为未来城镇扩展的主力军,四市总增量占比达56%。     

APEC期间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物消减变化分析北大核心CSCD

为了解APEC期间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状况,评估污染物减排措施对区域空气质量的影响,利用北京、天津、石家庄2014年10月24日~2014年11月22日大气污染物浓度的数据,对不同时段的污染物浓度水平和日变化特征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APEC前10 d北京PM_(2.5)、PM_(10)、SO_2、NO_2、O_3浓度均值为114.7、149.4、9.5、68.5和24.8μg·m^(-3),天津为115.4、164.1、19.0、61.2和18.0μg·m^(-3),石家庄为154.8、269.8、49.3、64.2和27.28μg·m^(-3),北京、天津和石家庄CO均值分别为1.33、1.36和1.78 mg·m^(-3)。对比APEC前,APEC管控期间北京PM_(2.5)、PM_(10)、SO_2、NO_2、CO和O_3分别下降了59.4%、51.8%、14.7%、34.5%、29.3%和-29.8%,天津下降了35.4%、31.6%、-48.4%、12.6%、5.1%和-73.9%,石家庄下降了59.9%、60.0%、21.9%、27.1%、48.3%和4.4%,整体而言,大气污染物下降显著。APEC后,随着大气污染物管控措施的取消,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反弹上升。除O_3以外,不同时段大气污染物浓度在APEC期间的日变化均小于APEC前后,这些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污染源的联合控制取得了明显效果。     

转型期京津冀城市群空间扩展格局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夜间灯光数据方法

针对中西方城市群空间扩展路径研究的争论,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夜间灯光数据,采取扩展强度指数、空间关联模型、多维驱动力分析模型,定量揭示了城市群时空扩展路径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1992-2012年,京津冀城市群时空扩展呈现以京津唐为核心的中心集聚扩展模式,保定—衡水—石家庄之间的“三角地带”成为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冷点区;② 城市群空间扩展虽然已经出现了扩散势头,但向心集聚的惯性作用力依然强大;③ 城市群时空扩展的动力机制表现出以市场力为主要驱动因子的特征,行政力、外向力和内源力对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影响作用依次递减,从城市群空间扩展的驱动力演化趋势看,市场力、行政力、外向力的影响呈现上升趋势,而内源力的影响系数则呈现下降趋势。最后,提出降低行政干预、构建市场主导机制、强化内外双向开放、推动产业升级政策建议,促进城市群空间结构持续优化。     

碳排放约束下京津冀地区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时空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CD

碳排放与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相互约束效应,建设用地低碳高效利用对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通过构建碳排放约束下的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评价体系,综合运用超效率模型、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2005-2019年京津冀地区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时空分异和空间特征,并探究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建设用地碳排放呈“先升后降再升”的变化趋势,净变化量为18387.308×104t;2)碳排放约束下的京津冀地区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呈“先降再升”的特征,经济较发达城市的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改善较明显,南部体量较小的城市呈波动式提升趋势;3)京津冀地区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空间上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形成中北部和南部双核心的总体格局,核心城市集聚作用明显;4)人口规模与碳排放约束下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呈显著负相关,而经济水平和对外贸易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最后为提升京津冀地区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实现低碳高效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与空间分析

基于城市经济能级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内各城市进行等级划分,借助引力模型分析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变化,并利用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京津冀城市群和群内城市发展质量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发展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城市群内一级中心城市北京、天津的辐射影响突出,集聚效应明显,城市间联系的网络化趋势在增强;城市群内各城市发展质量分为发展良好、发展中等、发展一般3个层次,北京和天津的城市发展质量指数高于河北11个城市,北京城市发展质量指数高于三大城市群内其他中心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化的发展促使城市群内城市发展质量和城市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呈"带状"结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多中心的演化过程与机理

基于1990-2016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的科研论文合著数据,借助基尼系数测度属性和功能多中心性的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知识多中心性及其知识网络的演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 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生产总量的持续增长,其多中心性程度呈现出阶段性、阶梯式提升的特征,分别经历了波动、增长和分化的发展阶段,港澳回归后的2000-2010年间是多中心性快速增长的重要阶段。②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上的功能多中心性程度随着尺度增加逐级递减,进一步证实了功能多中心性的尺度规律性;而且发现了多中心在演化中的尺度敏感性,全球尺度上的多中心性会存在不确定的峰值,而区域尺度上的多中心性可能会持续增加。③ 城市群多中心的演化是受制度接近、地理接近和等级接近影响,在研究人员移动、科研单位联动和政府政策推动及其行动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多中心程度的增加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构建科研协同创新共同体。     

京津冀城市群大气环境效率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与影响机制

基于SBM-Undesirable(SU)模型与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GML)生产率指数,分别从效率与生产率两个维度建立城市大气环境效率评价模型,并考察京津冀城市群大气环境效率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特征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2006—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大气环境效率整体水平较低且地区差异特征显著,大气污染减排潜力巨大;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驱动,技术效率恶化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制约因素;京津冀大气环境效率的动态演化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特征,先进城市与落后城市之间的效率差距在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特征均对京津冀城市群大气环境效率与环境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政府环境管理能力则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作用。     

京津冀城市群创业风险投资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

创业风险投资是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协同创新进程中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创业风险投资的时空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和计量分析模型揭示京津冀城市群创业风险投资时空分布的影响机制。主要结论为：京津冀城市群的创业风险投资网络在总额方面具有一定的周期波动性,其时空分布的不均衡性缓慢降低,创业风险投资的三中心(北京、天津和唐山)对周边城市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创业风险投资在城市间的流动呈现出一定的网络性,但是发育缓慢,具有很强的向心性;创业风险投资对创业项目不同阶段的投资从偏重创业后期逐步趋向各阶段均衡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创业风险投资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作用;金融环境、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对创新创业成果的转化和资金吸引能力较弱。     

京津冀城市群高科技园区协同发展动力机制与合作共建模式——以中关村科技园为例

在推进京津冀城市群高科技园区的协同发展进程中,三地园区之间是否深度融合,决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质量和深度。目前京津冀城市群的天津与河北高科技园区与中关村科技园签有政府间合作协议的有10家,其对接的产业类型依次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境保护、生物医药产业,与中关村科技园总收入占比居前5位的产业类别恰好相对应。三地园区协同发展动力机制可分为产业梯度转移机制、市场需求吸引机制、科技产业孵化转化机制、政府引导驱动机制、市场合作驱动机制5类。合作共建模式主要有：政府引导驱动机制为主的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模式、市场合作驱动的类似于固安工业园的产业新城模式、科技产业孵化转化机制为主的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模式等。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研究

通过构建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对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城市化发展质量和城市化水平的协调性进行分析,最终划分出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综合质量类型。结果表明:1)从城市化发展质量所处阶段看,北京已进入后期完善阶段,天津则属于优化提升阶段,河北所有城市还处在低质量阶段。2)北京、天津的城市化发展质量和城市化水平为初级协调阶段,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廊坊属于濒临失调阶段,其余城市为轻度失调阶段。3)北京、天津为高发展质量-初级协调城市,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廊坊为低发展质量-濒临失调城市,其余城市为低发展质量-轻度失调城市。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与优化调控

科学解析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不仅有助于深化产业空间演化相应理论,也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论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与全国工业企业库数据,采用经校正的产业比重变动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进行了解析,并据此提出优化调控对策。主要结论有：① 产业空间重构是推动城市群发育与成熟的重要动力,其中嵌入全球价值链并持续攀升是推动城市群高级化的基础动力,而内部产业空间重构则是完善产业合作网络、推动城市群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此外,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全球化、郊区化的交互是形成双“C”字形空间格局的基础与支撑;② 在国际产业空间重构方面,目前天津市为承接核心,北京次之,其余城市发展则相对滞后;③ 在城市群内部产业空间重构方面,由北京—天津—唐山—沧州围成的内“C”字形范围是产业空间重构的核心区,不同类型产业表现出不同的驱动特征,其中纺织服装业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化学产业表现为环境管制与水资源依赖的双重作用,钢铁产业表现为明显的政府主导,医药制造业则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主导下的政府调控;④ 京津冀城市群的内“C”字形地区应侧重产业升级,外“C”字形地区则重点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转型,以内“C”引领外“C”,以外“C”保障内“C”,双“C”联动,以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顺利实现。     

基于产业空间联系的“大都市阴影区”形成机制解析——长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的比较研究

通过引入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构建产业联系强度测度模型,探讨了当前长江三角洲与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联系特征,研究了两大城市群空间经济差异,基于产业空间联系视野对"大都市阴影区"的形成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产业联系强度越高,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就越好;②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与其他各城市产业联系强度越高,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就越好、越趋于均衡;③从产业空间联系来看,中心城市与其邻近的外围地区的产业联系强度弱化是造成"大都市阴影区"形成的关键因素。     

行业知识基础视角下城际创新网络模拟与邻近机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从知识创造动态与经济绩效2个维度量化识别行业知识基础,基于修正引力模型构建2005—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异质性知识基础行业城际创新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与二次指派程序（QAP）探究不同类型知识基础行业创新网络的结构演化与邻近机制,结果显示：1）行业知识基础可划分为解析型、象征型、解析-综合型、综合-解析-象征型和综合-象征-解析型5种类型。2）解析型网络呈双核、其他网络呈多核结构;解析型、解析-综合型和综合-解析-象征型网络核心城市行政或经济中心指向明显,子群内中心城市联系紧密,象征型和综合-象征-解析型网络核心城市变动大,子群内联系等级不明显;解析型网络结构日益“紧密化”,象征型呈现“松散—紧凑—松散”、解析-综合型呈现“紧凑—松散—紧凑”的演变态势,综合型知识基础主导的网络结构较稳定。3）地理邻近对除解析型以外的4种网络影响显著为正,认知与技术邻近对5种网络影响均显著为正,制度邻近对解析型、解析-综合型网络影响显著为正;地理与技术邻近交互对5种网络影响均显著为正,地理与认知邻近交互对解析型、象征型和解析-综合型网络影响显著为正。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过程与机理

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创新的孵化器;城市群区域的城镇化子系统与创新子系统之间理论上存在复杂交互关系。京津冀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确定的国家级城市群,并将“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作为其核心功能定位,因此有必要探索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过程与创新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这对理解城镇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问题都有裨益。通过梳理城镇化与创新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内在理论关系,构建城镇化与创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方法,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两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演变过程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和创新的综合水平都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协调关系总体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综合水平和耦合关系的空间差异都较大;② 创新滞后是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的关键阻力,近年京津冀城市群地区及多数城市表现为创新滞后的耦合协调类型;③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交互影响非常显著,特别是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对创新的影响、创新资源对城镇化的影响表现比较突出。     

京津冀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基于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

工业生产对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但鲜有研究从城市网络的视角探讨城市工业基于产业投资联系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论文使用2004—2018年京津冀城市间制造业企业投资数据,分析京津冀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特征,并创建城市间制造业投资联系矩阵,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基于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的京津冀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间制造业互投资中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增长最显著,且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制造业投资,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更加分散,是造成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溢出的重要渠道。从时空演变来看,京津冀城市间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不断扩张,可能造成城市工业对空气质量更广泛的跨地区影响。实证结果验证了城市工业通过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带来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这种溢出的传输机制是通过城市间的产业投资联系,且和投资的产业类型有关。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制造业投资,污染型制造业投资联系造成的雾霾污染溢出效应最强。因此,城市群地区需要统筹协调好城市间的产业发展,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区域环境挑战。     

行政边界对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作为静态的抽象地理要素,行政边界如何影响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张过程?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构造符合中国城市群发展历程的行政边界效应阶段模型,并根据城市群发育过程中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隐形阶段、异化阶段、疏导阶段和消融阶段,分析不同阶段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实证案例,采用趋同分析和β回归方程测度不同类型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边界效应。研究表明：行政级别跨度越大,边界效应越大,城市间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距也越大;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的特点,时间越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效应越显著。为突破行政边界制约、合理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实现城市群城市用地理性扩张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