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距离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及群体异质性

人口回流正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重要趋势,并将深刻影响中西部及沿海地区的发展前景。本文从地理学的“距离”视角切入,在传统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将两个非经济因素的距离维度,即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引入人口回流研究,构建了多维距离影响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全国层面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理论预测一致,流入地与户籍地间的多维距离对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经济距离抑制了流动人口的回流,而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均对人口回流产生促进作用。在考虑了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后,这一发现依然稳健。此外,多维距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因流动人口个体及所在城市特征的差异而不同。个体异质性方面,随着流动人口年龄的增长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距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不断增强,而地理距离的影响则逐渐减弱。城市异质性方面,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制度距离对回流意愿的促进作用不断减弱;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则弱化了地理距离对回流意愿的正向效应。     

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扩张模式及其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以北京市上市企业为例

企业空间扩张对企业效率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09—2018年北京市制造业上市企业及其子公司微观数据,通过子公司空间分布变化分析了企业空间扩张模式,并分析了扩张带来的企业总部与子公司之间距离的变化,进一步采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总部与子公司之间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的变化对不同扩张模式的制造业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在样本期内,北京市制造业上市企业扩张规模较大,空间扩张模式由等级扩散转变为等级扩散与接触扩散相结合,且以接触扩散为主;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呈上升趋势,经济距离先下降后上升。其中,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倾向于等级扩散,非技术密集型企业与国有企业倾向于接触扩散。② 对以接触扩散为主要扩张模式的企业来说,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与企业效率负相关,而以等级扩散为主要扩张模式的企业效率受地理距离影响不显著。③ 无论企业扩张模式如何,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经济距离均与企业效率正相关。因此,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企业应选择不同的扩张策略。     

地理距离对中国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

地理距离是企业银行贷款过程中的客观约束,而地理距离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是金融地理学的基本命题。在分析地理距离对企业银行贷款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中国银行业分支机构与民营上市公司贷款数据,刻画城市银企贷款的地理距离特征,探究地理距离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银企地理距离对企业贷款规模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地理距离越近,贷款额度越多;借贷双方地处相同城市或相同省份时地理距离对贷款规模的影响更为显著。② 中心城市、大型城市和发达城市企业银行贷款相对距离大,而非中心城市、小型城市和欠发达城市企业银行贷款相对距离小。银企地理距离对企业信贷的影响在中心城市、大型城市和发达城市更为凸显。③ 企业规模、上市年龄和国有控股历史可以缓解地理距离对银行贷款额度的约束。④ 信息化水平与地理距离在贷款可得性上具有替代关系,信息化发展有助于降低地理距离对银行贷款额度的制约,但无法消除地理距离的影响。本文认为缓解地理距离约束对于企业融资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流视角下的贵州省空间网络结构及形成机制分析

基于手机通话和高速公路收费等实测大数据,以贵州省县级行政区域为基本单元,采用C-value和T-value分析、优势流分析和网络中心性分析的方法,探究贵州省不同流空间下的控制结构、层级结构和核心?边缘结构及其网络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贵州省在信息流和物质流空间下的控制结构大致相似,但控制节点存在差异。② 在信息流和物质流空间下,贵州省都形成了省会?地市（州）?县（市）的层级化网络结构。③ 与物质流空间相比,信息流空间下贵州省空间结构的中心化趋势得到加强,区域差异进一步的扩大。④ 区域间物质流和信息流都随距离的延伸而不断衰减,且地理、文化、产业和组织距离对区域间物质流的阻碍作用显著大于信息流。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和人口规模等区域主体属性也会对区域间的要素联系强度产生影响。     

上海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网络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全球城市是世界投资网络的管理和控制中心。加强对外投资网络建设有助于上海落实2035年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目标。论文挖掘A股上市公司年报合并财务报表等信息,基于城市尺度建立上海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数据库(2005、2010、2017年),利用位序-规模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负二项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上海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网络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上海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网络集中于西欧、北美、东南亚、东亚等地,2005—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吸引的上海上市公司子公司增加了155家。② 上海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网络呈现出先向国外中心城市等级扩散,再向其周边城市邻近扩散的态势。③ 上海对外投资的上市公司主要来自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其中制造业投资网络覆盖的国外城市最多。2005—2017年,上海制造业领域的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网络涉及的国外城市数量增长了102个。④ 社会邻近性、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等级、离岸金融中心以及方便旗国、海港对上海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网络的演变具有正向的影响。     

北京企业对河北直接投资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产业转移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论文基于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亿元以上项目的投资数据,分析历年投资规模、行业特征和区位特征及变化,进一步利用条件Logit回归模型,分别探究北京全行业、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对河北投资区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的投资规模大幅提升,制造业投资占比有所下降,服务业投资占比显著提高,且投资行业类型多样化,呈现升级趋势,对一般性产业的疏解已初步取得成效。② 北京企业对河北各地级市投资额分布的层级分化明显,且在各地级市的市区、县域均有分布,呈现广域散布的特征。③ 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各地级市的投资区位较为集中,但略趋分散,投资份额有从唐山、承德、廊坊向保定、邯郸转移的趋势,基本形成以唐山、石家庄、保定、张家口为核心承载地的投资格局。④ 产业基础、时间距离、政策环境、创新能力是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制造业受时间距离、劳动力成本、政策环境的影响,容易形成企业投资的“区位锁定”和“行业锁定”;服务业较高的企业经济效益克服了劳动力成本的影响,高素质人才更能吸引服务业企业投资。     

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贸易成本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地扩展和加深,生产分工进入产品内分工阶段,中间产品贸易所占比重逐渐增加。中间产品贸易是产品内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论文选取了纺织业、运输业和电子产业分别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传统全球分工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代表,研究其贸易网络结构的特征与演化趋势。并以中国为中心的中间产品贸易网络为例,探究了影响贸易网络变化的因素。研究表明：① 3种产业的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有明显差异,电子产业网络联系紧密,而运输业和纺织业的结构则相对松散。② 1998—2017年,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明显提升。③ 从影响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的因素来看：地理距离对中间产品出口偏好的影响显著,但是仅纺织业体现出了地理距离衰减效应,在电子和运输业中,地理距离越大,贸易偏好反而越高;沟通成本显著影响中国对目的地国家的出口偏好,中国文化在目的地国家推广能够提高贸易偏好;目的国制度质量对贸易偏好的影响显著,国家的话语权和可靠性能够提高中国对目的地国家的中间产品出口偏好,但同时,规制的质量越高,中国对其出口偏好则更低。④ 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在3种产业中均体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区域一体化与制度距离作用下的中国企业跨境并购

在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企业跨境并购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论文基于BVD-Zephyr数据库统计的2003—2017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数据,分析了交易双方是否签订区域一体化协定和彼此间的制度距离对跨境并购成功率和交易金额的影响。通过Heckman两阶段回归,研究发现：① 区域一体化能够促进中国企业达成跨境并购交易,但不能提升交易金额;② 中国企业与正式制度距离远,即法律、规制层面差异大的国家内企业完成跨境并购的可能性更高,但正式制度距离的存在不利于交易规模扩大;③ 非正式制度距离与交易完成呈负相关关系,即文化层面上的差异过大不利于中国企业完成跨境并购。然而交易一旦完成,非正式制度距离大的贸易双方交易金额更高。此外,论文还认为,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内部成员国之间正式制度距离会衰减,其对交易规模的阻碍作用也会被削弱。     

多维邻近性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

随着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回流已成为现阶段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流劳动力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对于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距离是人口流动空间选择的核心解释变量,在多维邻近性视角下探究多种距离对流动人口回流的影响,有利于深化对人口回流机制的理解。论文借鉴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地理、制度和社会邻近性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回流群体主要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大龄已婚流动人口,其在劳动力市场不占优势,但家庭对其情感需求与依赖较大,回流意愿明显。② 不同维度邻近性均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有较强解释力,地理、制度和社会邻近性对回流意愿均有显著负向影响,长距离跨省或跨方言区迁移的劳动力回流意愿更为强烈。③ 不同邻近性对回流意愿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高学历群体回流意愿受其所在流入地参保情况的抑制,同时受到方言和地理距离的不同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则较易受非正式制度邻近性影响而选择回流;长期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会因其已熟悉流入地方言并在流入地积极参保而降低。     

基于SNA的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及机理研究

基于ITC公布的2001、2007、2013年和2018年贸易数据,构建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总量增幅较大但增速放缓,贸易地区高度集中且贸易重心向发展中经济体偏移,但未出现明显“多极化”趋势;网络成员间联系渐趋紧密,中心性位居前列的成员基本稳定但整体地位下降;子群内部成员变动较大,尚未出现明显的派系林立现象;网络存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核心区与半边缘区内发达经济体地位下降,东亚与东南亚部分经济体的地位上升;中国大陆在网络中已占据重要位置,但中心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尚未形成稳定的“朋友圈”。（2）经济规模差异、技术差异、文化差异、劳动力数量差异、陆地接壤对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具有较大程度的正向影响,地理距离与物流绩效差异显示较小程度的显著负向影响,需求差异近年来具有较小程度的显著正向影响,制度差异未产生明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要素禀赋理论与技术差距理论对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网络特征有较好的解释力,需求相似理论的解释力比较有限,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贸易兼具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贸易特性。     

长三角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创新网络体系的演化分析

利用国家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对长三角装备制造业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进行检索,绘制了长三角地区企业、厂、公司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产学研创新网络,从节点、部类、城市、区域等4个层面,采用中心度、网络密度等网络结构指标,对1985~2010年长三角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创新网络的结构及空间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创新网络的演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中心度较高的成员多为高校,区域内各城市的产学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地理邻近、行政邻近及知识规模邻近是影响行为主体建立创新合作联系重要的因素,网络建构处于初级阶段。     

京津冀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基于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

工业生产对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但鲜有研究从城市网络的视角探讨城市工业基于产业投资联系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论文使用2004—2018年京津冀城市间制造业企业投资数据,分析京津冀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特征,并创建城市间制造业投资联系矩阵,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基于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的京津冀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间制造业互投资中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增长最显著,且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制造业投资,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更加分散,是造成城市工业对雾霾污染影响溢出的重要渠道。从时空演变来看,京津冀城市间污染型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不断扩张,可能造成城市工业对空气质量更广泛的跨地区影响。实证结果验证了城市工业通过制造业投资城市网络带来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这种溢出的传输机制是通过城市间的产业投资联系,且和投资的产业类型有关。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制造业投资,污染型制造业投资联系造成的雾霾污染溢出效应最强。因此,城市群地区需要统筹协调好城市间的产业发展,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区域环境挑战。     

中国异地投资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资本跨区域流动逐渐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异地投资是资本流动的微观体现,探讨企业异地投资特征对于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论文以1998—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异地投资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中国异地投资网络,从全国和东中西3大地区角度分析异地投资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国和3大地区异地投资网络节点中心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5大城市群地区;异地投资网络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层级结构、空间集聚性、路径依赖等特征;投资净流入和净流出城市仍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但投资活动存在向中部和西部发展的趋势;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环境等均对全国和东中西3大地区呈现差异化的影响。     

基于距离视角的泰国OFDI区位选择与机理研究

作为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之一,泰国的OFDI影响力不断扩大,区位分布日趋多元化,具有一定代表性。基于此,在分析2009—2019年泰国OFDI区位选择的时空演化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逐步回归方法检验地理、经济、制度与文化四维距离对泰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以期为优化发展中国家OFDI的区位选择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泰国OFDI流量呈波动上升趋势,2014年、2015年及2019年因受国内政局动荡、个别企业大规模撤资行为等因素影响,投资流量显著下降。（2）泰国在保持大额投资传统优势行业的同时,积极拓宽投资的行业领域,但总体投资结构表现为较低层次。（3）随着泰国OFDI规模的扩大,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区位选择更加多元,呈现向中西亚、非洲、南美洲辐射扩散的趋势,空间非均衡性有所弱化,但整体仍较突出。（4）地理距离显著抑制泰国OFDI的区位选择,而经济距离对OFDI选择起积极作用。与发达国家不同,泰国投资者倾向制度距离大的东道国（地区）,而文化距离对其影响甚微。因此,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对外投资决策中应充分考虑距离因素的影响,弱化地理距离对OFDI的阻滞作用,积极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以杭州市区为例

与基于面状地理数据的研究不同,以微观企业点数据为基础,采用基于距离的产业集聚的研究方法,最终完成一个完整的从企业地址信息处理,到大量企业之间距离运算和处理,再到集聚参照设定,最后进行产业空间集聚分析的研究过程。以杭州市2013年工商登记数据为基础,通过对不同类型产业的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集聚趋势较为明显,而传统的零售业和制造业在城市空间上没有形成集聚。进一步分析企业规模对空间集聚趋势的影响表明,金融服务和商务服务业的集聚由较小规模企业主导,零售业的集聚由较大规模企业主导,信息服务业的集聚由中等规模企业主导,制造业的集聚整体上由中小规模企业主导。     

价值链视角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网络及其机制

基于2015年和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产业链的上市公司数据,从价值链视角构建其产业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不同价值环节网络的特征、演变、差异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研发型、生产型和服务型网络规模同步扩张,均向效率更高的“小世界”网络演化;度分布均始终呈现幂律分布且指数均下降,网络异质性增强;各价值环节节点度呈显著正相关性,同一节点在不同网络中的重要性相似;(2)除服务型网络中始终无权力型节点,其余各环节的权力—威望、权力和威望型节点数量均在增加,具有不同程度的集聚指向：研发型网络中节点具有总部所在地及高等级城市指向,服务型具有直辖市、副省级及省会城市指向,生产型具有传统生产基地指向。(3)各价值环节在追求不同要素禀赋和集聚效应下形成不同的集聚类型,并形成了具有各自特征的最强联系产业网络结构。在社会、技术和地理邻近影响下研发网络始终为一体化联系紧密的多个核心—边缘结构社群;在社会、地理和制度邻近影响下服务型网络由一体化联系紧密的多个核心—边缘结构社群向多个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社群转变;在社会、地理和行政边界制度邻近的影响下生产型网络由部分一体化的核心—边...     

高铁区位对中国异地投资的影响与异质性评价

作为一种特殊的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高速铁路（下文简称为“高铁”）开通减少沿线企业面临的要素约束,降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促进沿线地区资本流动,影响城市间的异地投资。依托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新建投资决策数据,以高铁所引致的连通性和可达性等区位条件变化为切入,分析和评价高铁对异地投资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1)东部地区连通性提升更快,西部地区可达性改善更显著;巨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可达性和连通性的绝对差距不断拉大。(2)异地投资主要流向东部地区和巨特大城市,但地区差异呈缩小态势。(3)高铁区位对异地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可达性的影响程度大于连通性的影响。(4)高铁区位对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异地投资的影响呈现差异性,连通性促进资金向东部地区和巨特大城市流动,可达性则能够显著提升西部地区及小城市对异地投资的吸引。     

市场间邻近性与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地理集聚

对外贸易是塑造广东省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力量,深入地探讨出口贸易与广东省企业集聚的内在联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出口市场与本地市场之间的多维邻近性角度,为广东省的企业集聚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与政策参考价值。本文认为,企业的出口市场与本地邻近性越低,企业自身越难以远距离地直接获取关于目的市场的出口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实现出口的成功扩张,其在空间上倾向于集聚分布,以在本地获取相关知识的溢出。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本文对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外部出口市场格局以及内部空间集聚格局进行了描述,并实证测度了企业的出口市场与广东省在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和制度五个维度上的邻近性与企业地理集聚水平之间的关系。特别地,本文运用DO方法对企业集聚水平进行定量测度,还原了企业集聚的原始微观形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对于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的不足。描述性分析表明,一方面,广东省企业的出口市场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其扩张一定程度上遵循“邻近性”原则;另一方面,广东省的企业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实证结果表明,当出口至与本地在经济、政治和制度三个维度上邻近性较低的市场时,企业在本地更加集聚。市场间地理和文化邻近性对企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同时,该影响效应在出口市场为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企业样本中具有差异。     

长三角数字经济网络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长三角数字经济企业股权关联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分析长三角数字经济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通过QAP模型挖掘数字经济网络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 2010—2020年,长三角各类型数字经济网络呈现等级扩散和节点集聚特征。2）数字经济网络投资格局整体上呈现投资净流入地区不断扩展的态势,且研究单元从以承接省内投资为主转变为以承接省外投资为主。3）认知邻近、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差、二产比重差异、信息化设施差异以及前期网络基础对数字经济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制度邻近、三产比重差异、数字经济企业成立时间差、创新能力差距则对数字经济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呈现负向作用;地理距离不再成为制约数字经济网络形成的主要因素。这反映数字经济对信息获取、知识创新与资源整合协作的强烈需求,及其对地理空间约束的突破。     

北京市产业网络结构特征与调节效应

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科学议题。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或知识、制度以及空间因素等诸多因素逐步纳入分析的视野。投入要素的规模与产业规模均与产业网络的结构特征有关,需要将产业网络的结构特征引入到产业规模的解释框架之中。利用2005年北京市4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建立了产业交易链接网络,分析了该网络的基本特征;基于调节变量回归分析方法,讨论了产业网络在产业发展规模中的效能。结果发现:①不同产业间特有的经济技术联系使得产业间交易链接稀疏,集聚系数不高;②不同产业的供给市场数和需求市场数组合差异悬殊;③产业网络结构参量对产业规模的影响是双重的,其一表现为解释变量,如介数中心性;其二是半调节变量,强化了劳动力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与产业规模的因果关系,同时,对产业规模也有一定的解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