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

乡村绅士化是指移民从城市迁入乡村地区, 通过对一定的经济资本的利用, 来达到对乡村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氛围的体验与消费的过程。乡村绅士化过程造成了乡村地区人口结构的重构以及物质景观的变迁。本文选取广州小洲村作为研究案例, 对乡村绅士化的时空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 小洲村乡村绅士化过程分为艺术先锋绅士化及学生化两个阶段。由于空间需求、付租能力、群体数量等方面的差异, 两类绅士化过程对当地的物质环境、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两者的发展紧密相连, 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了延续、重叠、更替等阶段。乡村绅士化的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社区经济发展的困境, 也没有造成对本地居民的置换。但是随着社区住房成本的上涨, 先期迁入的艺术家群体正在被付租能力更强的学生群体逐渐替换。值得注意的是, 本地村民通过积极的寻租行为成为乡村绅士化的重要推动者, 而非被置换者。研究发现, 乡村绅士化现象的中西方差异主要体现在4 个方面:经济和物质层面的影响、与城市化的关系、人口置换的后果、绅士化的推动者。这些差异主要与乡村绅士化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机制和特殊的土地政策等密切相关。这一研究对于探讨转型期中国乡村绅士化现象的特征与机制以及乡村社区发展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绅士化演化过程与机制解析——以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为例

乡村绅士化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乡村转型与振兴的新型路径。基于对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绅士化现象的历时性田野调查,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乡村绅士化演化的过程、类型与机制。研究表明：在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草根”行动者与机构行动者共同缔结的行动者网络的转换过程中,伴随关键行动者从“候鸟人”先锋、屯社精英向地方政府、投资开发商的更替,乡村绅士化路径从“草根”绅士化向机构绅士化演替,乡村产业从接待“候鸟人”、发展旅游转向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乡村绅士化类型从单一的舒适移民绅士化向舒适移民、旅游和地产共构的“一地多类”绅士化演化。关键行动者更替及其功能角色转换、绅士化路径变迁和主导产业更替与融合发展、宏观乡村发展制度与地域自然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于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与类型共生。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方法利于呈现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脉络与共生演化特征,并揭示乡村绅士演化的一般机制与地域机制。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农村空间商品化——以北京市麻峪房村乡村旅游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增加农民收入、阻止农村衰退、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麻峪房村的乡村旅游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并讨论农户在此过程中的参与。麻峪房村在从农民生活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区旅游局、乡旅游公司为关键行动者,并吸纳了多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网络形成的过程中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逐渐提高,由此推动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麻峪房村演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后,由于行动者网络发生变化使农村空间商品化发生变化,导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同时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各行动者的不对等性明显,各行动者之间存在很多异议,使该网络趋于僵化、丧失活力,不足以支撑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继续发展。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过程中,农户的院落区位、年龄与原有工作等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农村地区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与行动者利益共通且紧密联系时,其空间商品化就得到强化,反之亦然。     

旅游型传统村落用地与空间格局演变微尺度分析——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

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基于Google Earth高精度遥感图像,运用参与式乡村评估、ArcGIS空间分析、空间句法等方法分析乡村旅游发展中村庄用地功能及村庄空间格局的演变,探讨旅游干预对村庄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2—2022年袁家村空间格局发生明显变化,表现为土地利用类型由村民生活生产主导转变为旅游发展所需,致使村庄空间结构由村民居住空间为中心的单核心放射状转向旅游空间为主的多核心密集型;(2)乡村旅游促使空间关系网络趋向复杂化,同时在土地功能细碎化过程中村庄交通空间的稳定性和空间结构主导性凸显;(3)袁家村空间格局演变受市场需求和政府调控等多方面因素推动,村民的积极响应和空间功能的理性更新是其中关键作用力。     

历史街区更新驱动下的旅游绅士化研究 ——以佛山岭南天地为例

综合采用质性和定量方法,从社会阶层、物质环境和消费方式等层面研究佛山岭南天地的旅游绅士化现象,并分析原住民在绅士化过程中的情感特征。结果发现,物质环境改造加速了地方社会阶层的更替,原住民大多被游客、中产阶级和房产投资者所替代,空间利用方式呈现出高度商业化特征。旅游绅士化虽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的环境改造和经济发展,却衍生出阶层更替、社会排斥和空间隔离等副产品,使传统的本地化生活空间转变为“资本空间”与“消费空间”。城市历史街区改造不同于一般城市更新,街区更新应以地方性为落脚点,尊重原住民的情感与历史记忆,不应简单通过商业化手段推进历史街区更新。     

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与机制研究——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

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绿色转向”逐渐成为全球城市更新的基本原则。然而,城市更新的绿色倡议与实践通常只关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忽视了在社会层面可能引发的绿色绅士化现象。论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探究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1)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绿化实践隐含着绅士化的行动逻辑,其所营建的后现代审美与体验型景观成为绿色绅士化的地方表征;(2)以服务城市精英为导向的绿化实践引发了景观隔离与阶层分化的结果,但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保障下,原住民不仅没有流离失所,反而获得了土地再资本化的红利;(3)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以及开发商分别出于城市治理、土地租金与经济利益的目的,组建了满足各自政治与经济诉求的绿色增长联盟,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绅士化运作机制。论文将发源于西方社会的绿色绅士化置于中国的制度语境与社会情境中开展实证分析,拓展了绿色绅士化在多元地理背景下的概念内涵与解释效力,也为理解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的人地关系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与实践启示。     

中国西部城市绅士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以成都市为例

绅士化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一种城市社会地理现象,对城市绅士化运动的实证研究是近年来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很少以西部城市为案例进行研究.本文以成都为例,利用质性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和深度访谈法探讨了西部城市的绅士化现象及其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成都市绅士化运动的产生主要是政府政策、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开发商推动和居民个人意愿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在绅士化运动的萌芽期、成熟期一直到最后完成一个周期,都是这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除了在形式上表现出多样化外,在形成机制上也表现为复杂化,并且发现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已与西方国家城市绅士化运动在现象和形成机制上具有相似性.     

消费端视角的中国大城市新建绅士化现象——以北京宣武门ZS小区为例

绅士化是一个基于社会阶层向上变化与演替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以城市拆除建新为主要形式的新建绅士化是中国各大城市最主要的绅士化模式。当前对新建绅士化的研究大多从政府主导的生产端进行解析,而基于居民行为动机的消费端解析则相对较少。因此,论文以北京市宣武门新建绅士化为例,从消费端出发,分析居民的住房选择和社会空间效应,以期更好地理解中国绅士化及城市更新的多元动力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新建绅士化在中西方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源于中国城市的发展背景、特殊的土地制度以及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在绅士化群体特征方面,中国新建绅士化在社会经济特征上虽然与西方基本趋同,但在年龄和家庭结构上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在住房选择上,中国绅士化群体的住房选择比较务实,都集中在追求生活便利、子女教育、改善居住环境等,这与西方追求文化要素的结果有很大不同。在社会空间效应方面,低收入阶层的原住居民在绅士化过程中被置换与动迁,虽然住房条件得到一定改善,但动迁使原住居民在日常生活和情感等方面都遭受了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呼吁,深入探讨和研究中国绅士化“本土”理论框架的建立是今后应该重点关注的主要课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供需匹配治理策略研究——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

乡村旅游是我国农村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力量。随着疫情后客源市场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对供给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乡村旅游目的地在快速开发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系列供需错配问题，制约了乡村旅游的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将江苏省昆山市作为案例地，以游客市场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IPA分析法和服务质量差距模型，探查乡村旅游地供需错配现象，着重从供给侧明确了昆山乡村旅游供需错配的主要表现及治理方向。文章将旅游地供需匹配治理逻辑与“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融合，构建了基于乡村振兴的乡村旅游供需匹配治理逻辑框架，并据此提出了昆山乡村旅游的治理思路。研究成果对推进我国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建设与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旅游发展引导下乡村城市化的驱动力——以云台山景区内乡村为例

除了工业发展的动力之外,旅游作为一种市场动力,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引导乡村城市化的实现。因此,在旅游发展的引导下,乡村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以及各动力主体之间的作用关系亟待新的探索和突破。文章引入“国家―市场―社会”作为分析城市化驱动力的三元框架,以云台山景区内的乡村为例,通过观察、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认为在旅游发展所引导乡村城市化的背后,国家、市场、社会这三元动力在动力主体、作用发挥、角色扮演上和原本框架中各个动力的所指相比都已经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在市场动力从市场供给一方转变为市场需求一方,社会动力从村民组织转变为村民个体。通过案例的实证分析,总结出了地方政府、需求市场、村民个体作为旅游发展引导下乡村城市化的三元驱动力,“地方政府―需求市场―村民个体”的分析框架也是对“国家―市场―社会”分析框架针对具体研究问题的有效修正和补充。     

逃避视角下乡村旅游行为特征、机制与模式——以南京高淳国际慢城为例

以南京高淳国际慢城为例,运用因子分析、威尔科克森(Wilcoxon)符号秩检验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乡村旅游地游客的逃避行为因子、旅游逃避后效果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旅游逃避行为先后分为逃避动机和逃避效果两个维度。逃避动机主要由环境、社会关系、驱动力、自我、转换需求5个因子构成,逃避效果由自我、旅游条件、社会关系3个因子构成。②在自然环境、建筑环境、交通状况、基础设施、社会关系、融合程度、心理状态等方面,游客的逃避效果显著,但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③去往乡村旅游地的游客行为呈现出自我转变、关系逃避、游憩休整、环境逃避4种模式;在5个逃避因子中,环境因子的解释力和显著性最为突出,交互提升效果最强。④在动态的逃避行为中,显性逃避因子具有直接触发功能,但在旅游逃避效果中,隐性因子更为突出。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的交替作用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指示意义。     

旅游驱动下乡村转型发展的微尺度研究——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

基于多要素综合视角,论文从土地与生计2个维度构建微观尺度的乡村地域系统概念模型;融合遥感影像数据、问卷调查数据及访谈资料等多源数据,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探究“城郊村”在旅游驱动下的土地利用和农户生计转型,并对其与“景边村”的转型发展进行案例较析。结果表明:① 伴随乡村旅游发展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上王村的土地利用日益多样化、复合化、旅游化,农户生计方式组合渐进更替,家庭就业、收入、消费与旅游的相关性不断提高,由传统农业村转型为乡村旅游目的地。② 上王村的转型发展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优越的区位条件是其前提和基础,政府的适时调控是“稳定器”和“方向盘”,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壮大和农户的理性选择是外源拉动力和内在驱动力。③ “城郊村”和“景边村”因区位不同而在地形条件、依托资源、客源市场等方面存在差异,引致两者乡村旅游开发的分化,同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转型发展进程。     

边缘型地区旅游发展的居民环境认同与旅游支持——以泸沽湖景区为例北大核心CSCD

边缘型地区旅游开发较晚,因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比较脆弱,容易受到来自现代化各种因素的影响,环境认同与边缘型地区旅游发展的支持具有相关性,并且环境认同也会影响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进而影响旅游支持度。以泸沽湖为例,采用封闭式问卷调查法与结构式访谈法收集居民环境认同、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旅游支持的资料,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边缘型地区旅游地居民的环境认同较高,对旅游发展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边缘型地区居民的旅游支持还取决于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的态度,而不是对消极影响的态度;居民对旅游的文化积极影响关注度略大于旅游经济影响。因此,边缘型地区的旅游发展要避免一些核心地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破坏、过度商业化等问题,以环境保护为前提,以旅游利益共享为原则,统筹规划,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治理模式转变与发展要素互动——以四川省成都崇州市竹艺村为例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如何通过旅游治理发挥要素优势成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以四川省竹艺村为例,从发展要素视角探析从LOT（Lease-Operation Tourism）模式到LOT-CBT（Community-Based Tourism）融合模式转变中乡村旅游发展要素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旅游治理模式决定了发展要素的互动关系,要素的互动关系亦推进了旅游治理模式的转变,两者之间呈现循环往复的作用路径;② 不同主体对发展要素的利用与整合能力存在差异导致其从旅游业中获益程度不同;③ 不同旅游治理模式融合下竹艺村形成了竹艺村-乡村企业-农户家庭层层嵌套的3层旅游发展层级;④ 社工的进驻推进了模式融合和发展要素的层级间流动,实现了2种模式优势叠加。     

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以黄山市西溪南村为例

以黄山市传统村落西溪南村为例,通过对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从微观视角探索乡村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西溪南村发展规划明晰,乡村旅游业形态丰富,乡村多元功能价值体系日益凸显。西溪南村乡村功能演变是地方政府、外来旅游企业、外来民宿投资者、本地居民与游客等多方利益主体协作共生的必然结果。政府政策引导是促进由内而外要素流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基础保障,外来旅游企业是推动西溪南村旅游开发经营的主导力量,外来民宿投资者是建构乡村民宿与生态空间、引领乡风文明实践的关键先驱,本地居民是填补细分市场、实现居业协同的重要践行者,各利益主体间的协作共生推动西溪南村乡村功能发展演变。     

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探究其重构乡村空间的内在机制有利于完善乡村振兴的科学体系。本文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从“物质-关系-文化”三维视角剖析了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并结合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互动作用逻辑分析其重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后圩村物质空间重构以土地利用集中化和空间功能复合化为主要特征;关系空间重构呈现出空间主体多元化,关系网络复杂化,组织形式集中化,权属关系明晰化等特征;文化空间重构表现出空间内涵多样化和乡风文明规范化等特征。(2)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相互作用构成了驱动后圩村空间重构的核心动力,促进乡村“物质-关系-文化”空间的协同演进,共同推动乡村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多元力量作用程度和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旅游起步发展阶段社会力量主导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阶段多元力量合作博弈推动空间价值提升,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阶段多元力量协同共治落实空间有序重构。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内在机制可为优化乡村振兴政策提供参考。     

中小城市旅游经济与交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池州市为例北大核心CSCD

以池州市为例,构建了城市旅游经济系统与交通系统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2~2012年池州市旅游经济系统和交通系统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从2002年以来池州市旅游经济系统和交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值由0上升到0.678,目前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要促进两者向优良协调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交通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提升池州市航空和铁路交通发展水平,并加快旅游转型升级。     

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解析——以苏州市西巷村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乡村经历着剧烈的转型与重构,乡村地区的建筑民居、生态景观、文化遗产等物质与非物质空间要素的潜在价值逐步显化,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态势逐渐显现。论文以苏州市吴中区西巷自然村为案例,采用田野调查、非结构化访谈等方式,开展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空间本身逐渐成为商品被“销售”,进而获取一定利润的过程,该过程的空间内涵体现在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2个层面。从空间表征来看,西巷村空间商品化由乡村空间中农产品的商品化扩展到乡村空间本身的商品化,并且伴随着由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向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多功能空间转变,更加注重营销空间品质与体验等非实体产品。从空间实践来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西巷村空间商品化是由村庄内外部多元异质主体的一系列实践推动,各行动者能获取共同利益是其得以联结形成网络的基础条件,网络中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需要得到充分重视。     

线性文化遗产重要节点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以云南碧色寨为例北大核心CSCD

跨区域、跨文化的线性文化遗产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尤其是旅游业的繁荣为线性文化遗产发展提供了机遇。线性文化遗产重要节点拥有空间转换、物资转运、文化汇集等功能,对整条线性文化遗产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相关研究较为缺乏。近年来,云南碧色寨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了整个文化聚落及其周边村镇乃至整条滇越铁路线性文化遗产的发展与复兴。通过实地考察与深度访谈,对碧色寨旅游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得到碧色寨“博弈—合作”的旅游开发模式、“协调—联动”的旅游管理模式、“多方共享”的利益分配模式和基于“引爆点”的组合营销模式。基于碧色寨旅游发展的动态演化性,从居民利益、高层协调、营销策略三方面提出完善措施,构建更加完备的线性文化遗产重要节点旅游发展的“碧色寨模式”,以期对其他线性文化遗产重要节点起到示范作用,并促进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沿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化效应及其意义——以山东日照王家皂村为例

城市发展空间外拓对其边缘区乡村影响较大,旅游化是乡村发展过程中有别于工业化的一种形式.在对山东省日照市王家皂村农户问卷调研所得数据基础上对旅游化的效应进行评价,得出:旅游化使得村民旅游经济收入得以迅速增加;村民就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农村劳动力向单部门经济转移;村民旅游参与意识增强,对旅游经济前景普遍看好;生活环境与质量发生改变,社区问题开始显现;正、负旅游示范效应影响并存,社区社会生态平衡面临挑战等结论,并对旅游化效应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