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甘肃省张掖市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区,该地区属于内陆河流域绿洲城市,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研究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借鉴国内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现有的研究成果,以2005—2017年张掖市统计数据为依据,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求各项指标权重,设立了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数,来表征该区域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3 a间系统由低水平耦合协调——拮抗时期——磨合阶段——高水平耦合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尽管总趋势是向好发展,以2011年为拐点明显波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度持续向好,2012年达到峰值后一直保持在大于0.9的耦合协调度极高水平。最后提出促进该城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湖南省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时空演变及耦合协调研究

以湖南省14个市州为研究单元,运用熵值赋权法对2009—2018年湖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和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基于障碍度模型分析制约因素,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情况。结果表明:①2009—2018年湖南省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综合水平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但增速各异,城镇化增速较快,生态文明建设增速较慢。②生态文明建设制约因素由产业结构不合理、职工平均工资低向科技投入少、大气污染严重转变;城镇化制约因素集中在每万人公共汽车数量少、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紧张、万人拥有医生数少等方面。③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从轻度失调发展到优质协调,各地耦合协调度均有大幅度的提高,两个系统已形成密切的依托关系。     

湖北“两圈两带”格局下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统筹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关系是实现城乡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在湖北省"两圈两带"空间战略格局的框架下,综合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分析了2006年~2015年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度并不高,总体处于低度或中度协调发展水平,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省内各市州的协调发展度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鄂中地区到湖北省东部、西部边缘地区协调度呈阶梯状下降趋势;而不同"圈"、"带"之间不但协调度差距明显,且历年变化不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湖北“两圈两带”格局下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分析

统筹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关系是实现城乡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在湖北省"两圈两带"空间战略格局的框架下,综合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分析了2006年~2015年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度并不高,总体处于低度或中度协调发展水平,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省内各市州的协调发展度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鄂中地区到湖北省东部、西部边缘地区协调度呈阶梯状下降趋势;而不同"圈"、"带"之间不但协调度差距明显,且历年变化不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城镇化与农村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机制

构建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水平格局,并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二者协调程度的时空演变,探讨城镇化和农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结果表明:(1)2000—2015年,我国东西部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城镇化整体水平有所提升,但区域之间差距逐渐拉大,农村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其变化幅度没有城镇化剧烈,但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2)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发展耦合协调度显著提升,区域之间差距有逐步缩小的趋势,东部沿海地区耦合协调度较高,西部地区整体较低,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发展耦合协调格局已初步形成。(3)以要素→结构→功能为主线分析了城镇化和农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要素耦合、结构耦合和功能耦合是城镇化和农村发展耦合协调的3个表现层次。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的内在机理与定量分析

基于城市-区域系统模型,从"三化"的内在机理出发,提出了"三化"协调发展的"三位一体"社会工程系统模式。结合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的国家战略要求,分析了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并通过整体协调评价、城镇化与工业化、产业结构三者对比模式、城乡协调度3个方面对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工业化水平提升的空间不足。②城镇化水平仍严重滞后于同期的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结构比重。③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1~2004年间与河南省的城乡协调发展差距较大,到2005年之后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才持续平稳上升。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的背景下,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西北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并加快融入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鉴于此,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18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量化,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2)全省、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类型的市州较少,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市州明显增加,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4)政府能力、工业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黄河中下游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乎地区可持续发展。论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定量分析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及耦合协调时空变化格局,并对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乡村振兴高水平地区逐渐以黄河干流为轴线条带状分布;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省会城市仍是高值区的主要集聚地。(2)耦合度类型空间异质性大,目前以磨合阶段为主,而耦合协调度以濒临失调为主,集中分布在陇东、陕北等地区,相对发展类型整体以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为主。(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变化是多种要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收入、消费、投资是主要驱动力。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黄河中下游要针对地区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降低碳排放强度与高质量发展是城市发展的两个重要目标。本文基于熵权法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对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2000—2019年的碳排放强度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论如下：1）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强度评价得分保持稳定,有小幅度下降,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不断提升;碳排放强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水平平稳上升。2）区域内各城市平均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城市间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相似,呈现出波动上升且差距不断缩小的特点,2019年全域各城市均进入协调发展阶段。3）在空间分布上,长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具有“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点,并呈现以东南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演变格局。4）技术发展基础指标、环境治理基础指标及经济发展基础指标对长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研究

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合理的有序的经济发展既是生态环境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撑。推动黄河流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该流域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文中以黄河流域91个地市（州、盟）为研究单元,构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及相对发展度模型对2005—2018年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序分析层面看,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整体呈小幅波动下降态势,耦合水平较低,长期处于中度耦合的颉颃阶段;协调度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主要从濒临失调阶段向轻度失调阶段过渡,协调度水平有待提升;相对发展度整体呈大幅波动上升态势,具体表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呈现生态环境逐渐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态;（2）从空间分析层面看,耦合度呈现由上游向中下游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协调度呈现以省会城市以及沿海城市为高值中心连片分布的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相对发展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呈现由分散向集中、由个别到整体的空间形态。     

中国中部重点农区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测度了中国中部重点农区——河南省2006—2018年各市域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的时空耦合协调水平及具体类型特征,并定量探测了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要素。研究表明：① 2006—2018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从0.339稳步上升到0.784,基本实现了“濒临失调→中度协调”的跨越,空间上呈“北部高南部低、中部高东西低”的特征。② 河南省各市域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特征分异明显,长期为粮食安全滞后型市域占比29%,长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市域占比53%。③ 影响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的核心要素转向土地与劳动力资源,外部经济变化对其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敏感性逐步降低,科技进步始终是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促进力。研究旨为中部农区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扛稳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担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供给的使命提供参考。     

中国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时空交互耦合关系及其驱动力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是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该文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对2005-2018年我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及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二者协调度指数均值由0.296升至0.319,年均增长率为0.577%。2005-2010年、2011-2014年、2015-2018年二者协调度分别表现为“倒V形”“V形”“N形”演变趋势,3个阶段协调度高低值差异进一步收敛,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韧性增强。2)各地市的协调度极差由0.557降至0.523,全国尺度的空间均衡趋势明显,高水平协调向西、向南转移;东部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溢出效应明显,边缘城市及中、西部主要城市群中心城市表现为虹吸效应。3)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交互响应均呈现“正向—负向—正向—稳定”的特征,与“N形”演变规律吻合;经济实力、政策支持、城市层级共同作用于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     

西安市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与土地协调发展研究

选取西安市为研究区域,建立人口与土地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分析西安市2002—2012年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与土地的协调发展状况。2002—2012年西安市人口城镇化指数和土地城镇化指数均呈逐年上升态势,2006年之前为土地城镇化滞后型,之后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人口与土地协调发展度呈逐年波动上升趋势,协调发展度由2002年的0.154 0上升为2012年的0.976 8;人口城镇化系统中人口构成与人民生活水平发展不均衡,人口构成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基本稳定于较低水平。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西安市政府应在保持人口与土地优度协调发展态势的同时,着力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     

淮河生态经济带城镇化与粮食生产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

基于淮河生态经济带28个地级市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城镇化和粮食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00—2019年淮河经济带各市城镇化与粮食生产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进入协调发展区间的城市已由2000年的8个增加到2019年的26个。虽然城镇化、粮食生产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差异,但也都呈现出日趋缩小的态势。除城镇化先行发展的少数港口和矿业城市外,早期城镇化受阻是制约两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而目前只有8个农业大市城镇化相对滞后,说明城镇化与粮食生产可以实现协调发展。     

中国西部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时空变化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中国西部社会、经济与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社会、经济与生态指数,对西部各地区社会、经济与生态进行综合分析评价。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定量分析了社会、经济与生态两两之间的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1990-2010年,西部各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其中甘肃以东地区经济发展显著,社会水平与经济发展保持平行提高,生态水平基本保持静止,而西南地区生态水平明显高于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生态水平波动大。（2）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发展模式互动趋势明显,社会进步相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短暂滞后性;而生态系统反映较迟钝,生态与社会、生态与经济模式的发展趋势不明显,但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发展模式一致。（3）中国西部各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均呈增长趋势,说明随时间的推移,各个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趋于协调发展。但2005年和2010年的协调度增长不明显,个别地区经济生态协调度出现下降趋势,生态水平的下降造成协调度增长停滞。     

资源型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协调关系

资源型城市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关注点,旅游是资源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探究二者协调发展关系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从双向视角探究了资源型城市生态文明与旅游发展协调互动关系。选择典型资源型城市——六盘水市为研究案例,实证研究发现：1）2000—2017年六盘水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都呈现出阶段性增长态势,但旅游发展相对滞后,二者差异呈现出趋于同步——迅速扩大——缩小的发展态势;2）2000—2017年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耦合度除2000年（0.614）外,其他年份均在0.85以上,表明六盘水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相互作用强度较高。3）从协调度上看,2000—2017年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协调性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协调程度从重度失调（0.1707）发展到优质协调（0.9891）。以2005、2011和2015年为临界点划分为失调、逐步改善、优化提升和协调发展四个阶段;4）六盘水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演化呈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极高,但旅游因子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驱动作用（95.60%）高于生态文明建设对旅游发展的支撑力（90.37%）,二者存在互馈耦合的一般特征且表现出明显的旅游产业发展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支撑效应。建议从统筹生态文明与旅游发展步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部门协同合作等两方面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宁夏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耦合关系。本文以宁夏5个地级市的社会、经济、环境等数据为基础,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比较5个地级市在2001-2013年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中贡献份额最大的指标分别为经济城市化和生态压力;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均呈现稳定上升趋势;（2）不同城市的耦合协调模式有着不同的演化特征,银川总体处于转型发展的基本协调-生态环境滞后阶段,石嘴山处于基本协调-城市化滞后向基本协调转变阶段,吴忠、固原和中卫总体处于基本不协调向转型发展的基本协调-城市化滞后转变阶段;（3）相比于京津冀等发达地区,宁夏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较为落后。宁夏需把握机遇,深入推进沿黄城镇带建设和宁南区域中心城市与大县城建设,促进全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耦合协调研究——以中国35个大中城市为例

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口流入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而高房价使住房租赁需求日益增加。人口、经济与住房租赁市场相互影响,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构建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及空间误差模型,探讨2018—2019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三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人口、经济和住房租赁市场作为3个社会系统,彼此相互影响。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三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应是人口合理流动、经济运行良好与住房租赁市场平稳运行,三系统共赢共荣。2）35个大中城市人口与经济综合水平整体有所上升,但住房租赁市场综合水平稍有下降。3）35个大中城市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但各城市间耦合协调水平差异变大,其中划入住房租赁试点城市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同时,东部城市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其中上海市和北京市已达到良好协调水平,其他城市基本为初级协调水平;中部和东北部城市大多为勉强协调水平;西部城市大多处于濒临失调水平。4）经济结构、人口规模、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与教育资源是提高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协调水平的重要因素。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当前土地管理学的核心问题.运用主成分分析与熵权的综合确权法,基于协调发展度、相对发展度模型探讨2011-2014年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①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呈逐步优化趋势.②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关系片状分区特征明显,鲁东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形成以济南、青岛、烟台、威海为核心的协调发展度"高峰区";鲁中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但优化趋势显著;鲁西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协调发展优化速度相对缓慢,属于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双低"区域.③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往往并非同步变化,新型城镇化发展程度总体上超前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