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研究进展与展望

云南省红河州哈尼梯田已成为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哈尼梯田作为传统农业具有丰富的农业甚至生态知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很值得关注和研究。从哈尼梯田自然地理特征及形成、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与景观方面、水资源、哈尼梯田文化与旅游5个方面总结了目前关于哈尼梯田的研究。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展望哈尼梯田方面今后的研究,对现有研究表明关于哈尼梯田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哈尼梯田的进一步研究,将对促进哈尼梯田的遗产价值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遗产地旅游者地方感影响关系及机理分析——以苏州古典园林为例

地方感强调地方本身具有的特质及人与地之间的情感连结关系, 是近年来国外环境心理学和游憩地理学的热点论题。以世界遗产地苏州古典园林为例, 基于旅游涉入、旅游吸引力、旅游功能、地方感、遗产保护态度与遗产保护行为6 个潜变量, 构建地方感结构关系模型, 通过设计量表并回收909 份有效调查样本, 运用SPSS、Amos 软件及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 探讨了旅游者地方感的影响关系路径及运行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由地方感前因影响导入机制与后果效应输出机制构成的“导入—输出”系统机制的运行过程与结果是苏州古典园林旅游者地方感的影响关系机理;② 地方感前因变量旅游涉入、旅游吸引力、旅游功能均对地方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同时地方感的形成对遗产保护态度及遗产保护行为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效应;③ 旅游吸引力对地方感的影响最小(0.341), 旅游涉入对地方感的影响最小(0.252);④ 地方感的形成对旅游者的遗产保护态度及遗产保护行为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效应, 其对遗产保护行为的影响(0.467) 比对保护态度的影响(0.420) 更加显著。对地方感前因变量与后果效应进行整合分析, 探讨地方感影响关系机理, 以期为我国遗产地的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协调互利提供借鉴及指明方向。     

梯田保护利用的演化逻辑及外力影响因素

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为例,基于元阳县自然资源局的土地利用的空间矢量数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提取2013-2018年元阳县与梯田核心景区的土地利用类型信息,分析梯田耕作时空演变的总体特征和变化趋势,选取级差地租理论解释梯田耕作的演化逻辑,并通过实地调研说明政府的外力干预效果。结果表明：1）梯田核心区的耕地比例大于整个元阳县的耕地比例,且不同于元阳县内旱地面积大于水田面积,核心区内的水田面积为旱地面积的一倍,表明核心区的水田比非核心区保护得更好;2）在没有外力干预的自然情况下非核心区与核心区水田分别呈现改旱和撂荒趋势,民族内部的文化力量难以可持续抗衡这种变迁。而政府作为市场失灵的调控机关,在遗产保护任务和政治利益激励的诉求下,干预了核心区的梯田演变过程,通过提高级差地租Ⅱ实现核心区的土地增值,集中加大对核心区的资源要素投入,从而有效延缓了梯田遗产消失或变更的进程;而非核心区由于缺乏政府有力的干预,梯田正呈现逐渐消失的趋势。     

湖南紫鹊界梯田申请世界遗产SWOT分析

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申请世界遗产,具有“梯田”这一特殊资源申请的优势,但自身也存在一些劣势,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通过与广西龙胜梯田和云南元阳哈尼梯田对比发现,三处梯田各具特色。紫鹊界梯田虽然具有历史悠久、规模壮观、文化内涵丰富的特点,尤其是有天然的花岗岩岩溶裂隙水灌溉系统的相对优势,但总体来说,先天优势,后天不足,特别是在规划保护、对外宣传上存在明显的弱势。由此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申请世界遗产可采取两种方案:一是单独申请,二是三处梯田联合申报世界双重遗产。第二种方案相对来说集优势于一体,结合了故宫申请世界遗产的捆绑拓展模式,因此申报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哈尼梯田人工湿地旅游利用中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及其传统文化保护

通过对哈尼梯田形成自然条件、生态特征以及旅游开发利用中利益分配带来的老百姓生存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矛盾的分析,探讨了旅游可能引发的对哈尼传统文化及其道德观念的冲击和影响。同时,分析了四素同构复合生态系统中森林植被破坏及植被恢复中树种单一、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水源涵养功能的问题,揭示了开展旅游必须考虑哈尼梯田不仅是景观资源,更是物质生产生活资料,是当地老百姓世世代代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其所产生的附带价值在没有对其增加实际投入的情况下,应该归梯田的主人所有这一基本属性。提出了建立和健全梯田入股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梯田多种生态服务功能综合管理的对策,建议科学地保护恢复植被及其传统文化。     

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

构建了社区依恋、社区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关系模型,并以村落遗产地——福建土楼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验证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并引入个人获益作为调节变量,剖析在获益居民和没有获益的居民中,各种旅游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均对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② 社区依恋通过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影响;③ 社区关注通过经济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间接影响态度,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间接影响态度;④ 社区参与通过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负向影响;⑤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获益居民比没有获益的居民要大,而经济成本感知、社会文化成本感知与环境成本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没有获益的居民比获益居民要大。     

哈尼梯田遗产区乡村聚落景观及其演变——以云南元阳全福庄中寨为例

以2013年6月列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区内的乡村聚落景观--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全福庄中寨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和GIS制图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哈尼聚落景观的组成要素与内部结构、景观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结果表明：1）哈尼聚落景观的边界以实际存在的树带和树门来分离精神世界里人和鬼魂的地域空间;聚落内部受地形和血缘关系影响形成组团式结构,传统民居以蘑菇房为代表;2）聚落具有独特的文化景观要素--用于祭祀和祈福的寨神林、用于娱乐和晾晒粮食的磨秋场以及用于生活取水和祭祀的水井,它们体现了哈尼族崇拜自然的宗教文化体系;3）哈尼聚落景观的空间格局具有森林在上、村落居中、梯田在下、水系贯穿其中的特点,聚落的选址正是基于景观空间格局与适宜人居和便于到达梯田耕作的特点选定;4）哈尼聚落景观在空间演变方面具有独特的分寨和“地名连名”制特点,聚落用地在50 a间扩大了近10倍,而蘑菇房的周边和内部结构则出现了多向演变的趋势,其中现代砖混房屋的比例正呈急剧增加趋势;5）哈尼聚落景观作为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的组成要素之一,在维系遗产稳定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如何传承与保护哈尼聚落景观成为当务之急,未来应注重聚落空心化等的研究。     

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旅游业的行为态度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感知和体验,也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旅游支持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亲旅游行为的概念,表达居民促进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以社会表征理论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社区关系—效益感知—行为态度”模型,实证考察了社区关系对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了旅游效益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旅游事件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区关系对目的地居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又对亲旅游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居民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感知在社区关系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传统的中介模型低估了旅游效益感知的影响作用。旅游事件依恋正向调节了社区关系与旅游社会效益感知、环境效益感知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旅游介入情境下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目的地社区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哈尼梯田灌溉制度对山区农村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以元阳县攀枝花乡阿勐控村哈尼梯田灌溉制度为例，应用公共池塘资源管理理论，结合案例研究与文献研究，分析哈尼梯田灌溉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特点及其可长期延续的原因。研究发现，哈尼梯田灌溉制度长期可持续的原因在于：(1)哈尼梯田灌溉系统与管理高度适应当地自然和社会环境；(2)通过沟长—(水利委员会)—用水农户的层级制管理组织，责任明确；(3)通过“木刻分水”的分配体系，建立了权利与责任对等的灌溉水资源分配制度，保障了灌溉系统运行所需的劳动力与资金投入；(4)沟长负责、全体参与的运行机制，实现了低成本但有效的监督与制裁体系，减少“搭便车”的行为。     

元阳哈尼梯田景观稳定性评价

(元阳)哈尼梯田景观是云南亚热带山地农业景观的独特代表,具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价值。同时,它又是哈尼族人生存和生产的核心场所,其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梯田景观垂直格局特征、景观格局变化等因素综合评价了近30年来元阳哈尼梯田景观的稳定性。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元阳梯田景观基本稳定。其中,"森林-村庄-梯田-河流"四位一体的垂直空间结构形成了梯田景观内独特的能量和物质流动,是保证哈尼梯田景观稳定的前提条件;元阳哈尼梯田景观结构及类型的变化也说明其在研究时段内,景观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从而形成了元阳哈尼梯田农业景观的稳定性。     

广西龙胜大寨梯田景观绩效评价研究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大寨村梯田为研究对象,采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以及社会经济调查、访谈与观察方法,利用生态功能状况指数、不透水地面面积所占比例、水质指标和景观敏感度等,从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方面,测算旅游开发后的大寨梯田的景观绩效;假设每个评价因子的影响效力是相同的,采用算数平均法,根据各个分指标的分数,计算得到大寨梯田景观绩效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得分和最终得分。研究结果表明,旅游开发有助于大寨梯田的可持续发展;大寨梯田景观绩效的文化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分分别为4.838分、4.353分、4.037分和3.962分,依次减小,大寨梯田景观绩效的最终得分为4.283分;各维度较好地实现了和谐发展、共存共生,大寨梯田的文化、经济、生态和社会关系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内生推力、直接动力、基本保障和运转保障。     

历史文化村落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林浦历史文化名村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居民参与是旅游发展中的重要要素,居民对旅游的认知、预期和态度都对目的地旅游产业发展和提升有重大影响。本文选择历史文化村落林浦为案例地,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假设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探讨目的地居民对地方旅游发展潜力认知、地方感、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对其支持度的影响,发现:(1)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正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感知和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与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消极感知呈负相关;(2)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分别正向和负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3)居民的地方感和其对旅游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呈双向正相关关系,居民的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带来正向影响,但其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的正负向关系不显著。     

基于地方感视角的乡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以安徽省天堂寨为例

社区居民是影响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核心要素。随着社区居民越来越被整合到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之中, 研究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将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感反映了人与地方的特殊情感联系, 对于深入理解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以地方感作为理论切入点, 以发展期望作为中介变量, 构建了“地方感-发展期望-影响感知”理论模型, 并以安徽省天堂寨作为实证案例。结果表明, 地方感较强的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赋予更高的期望, 对旅游影响感知的能力更强。发展期望在地方感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机制中具有积极的中介作用。社区旅游发展的总体程度是影响居民感知和态度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为处于旅游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的旅游目的地的规划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     

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世界遗产区生态旅游监测研究

从遗产保护的对象及内容出发,设计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世界遗产区生态旅游监测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旅游经济效益和游客规模及行为四个方面的30项指标,其中水源林占遗产区面积的比例、损毁梯田占遗产区面积的比例、遗产区水资源承载力、村寨传统民居的数量与木刻分水设施的数量是重要程度较高的五个指标。在对指标进行量化和标准化处理之后,采用多元线性函数,构建了遗产区生态旅游发展评估模型。经过实地监测发现,现阶段遗产区生态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旅游对当地传统社会结构冲击较大,传统风俗礼仪逐渐弱化;村民在旅游开发中参与程度低、从旅游开发中获益较小,村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较低。研究结果对该类遗产地生态旅游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旅游地企业社会责任与居民亲旅游行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以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社区满意、社区依恋、旅游获益、亲旅游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考察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社区满意与社区依恋的中介作用,检验旅游获益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社区满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居民亲旅游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企业社会责任的3个维度中,社会责任对社区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对其影响不显著;对社区满意影响的重要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经济责任。（2）社区满意是旅游企业社会责任效应传递到社区依恋、亲旅游行为的重要中介变量,社区满意显著正向影响社区依恋、亲旅游行为;社区依恋显著正向影响亲旅游行为。（3）旅游获益对社区依恋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社区满意与社区依恋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社区满意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     

历史文化村落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林浦历史文化名村为例

居民参与是旅游发展中的重要要素,居民对旅游的认知、预期和态度都对目的地旅游产业发展和提升有重大影响。本文选择历史文化村落林浦为案例地,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假设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探讨目的地居民对地方旅游发展潜力认知、地方感、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对其支持度的影响,发现:(1)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正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感知和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与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消极感知呈负相关;(2)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分别正向和负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3)居民的地方感和其对旅游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呈双向正相关关系,居民的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带来正向影响,但其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的正负向关系不显著。     

乡村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模型及机理——基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苏州乡村旅游地比较

基于地方感、可持续发展、居民参与以及利益相关者等理论,选择“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居民感知”和“支持度”5个结构变量,构建影响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 个乡村旅游地(渔港村、旺山村、蒋巷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结构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并依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深入探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基本维度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模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感”和“环境态度”对支持度起正向作用,而“参与度”对支持度没有产生影响;“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对迅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支持度均产生正向作用。②“居民感知”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没起到中介作用;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产生负向中介作用;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起到正向中介作用。③二维影响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和“基本环境态度”;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 “地方认同”、“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和“表层参与”以及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地方依赖”、“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深度参与”和“正面影响感知”对支持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自然与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资源,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随着人们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由于环境变化和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造成了自然和文化遗产破坏的日益加剧,遗产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系统阐述了当前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应当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包括:在重视申报的同时注重遗产的发掘、整理和保护;正确处理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强调遗产地保护中的自然与文化的综合研究;重视周边社区对遗产保护的重要作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关注遗产类型;加强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科学研究等。     

青藏高原东北部甘加盆地古梯田地层与年代初探

梯田是人类几千年来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象征,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甘加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甘肃省夏河县,盆地内的丘陵、山麓地带分布大面积的层状梯形景观,疑似弃耕的古代梯田。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基于卫星遥感资料,通过GIS手段分析发现古梯田面积为42.2 km²（约63000亩）,主要分布在盆地内央曲河及其支流两侧海拔2936~3326 m间的山坡上。通过对3个古梯田剖面样品的磁化率、总有机碳/氮（TOC、TN）含量、孢粉、粒度等环境代用指标分析,同时对比具有准确年代控制的自然剖面磁化率与粒度。研究结果显示：梯田开垦于晚全新世（距今3000 a）古土壤,梯田剖面顶部25~35 cm不同于自然剖面而呈均一化的指标证实了耕作层的存在（距今约1000 a以下层位）;但耕作层之上TOC、TN含量的增多,以及梯田剖面与自然剖面整体一致的指标变化趋势说明了梯田被短期利用后长期废弃;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推断夏河古梯田是在北宋“弓箭手屯田”制度（1074—1125年）下开垦的;气候重建资料显示该时段温度较高、降水增加,整体有益于农业生产。本文提供了过去人类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典型案例。     

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对毗邻社区居民的影响研究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恢复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如何处理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毗邻社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当前自然保护区研究者、决策者和社区居民共同关注的问题.利用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意愿调查法等,分析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毗邻社区居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社区居民对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持赞同态度,这种态度受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的影响;保护区的建立使大多数社区居民收入减少,而社区居民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社区居民面临着缺少资金、补偿制度缺失和缺乏生产技术等问题;提出了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毗邻社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