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2010年广州市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演变研究

基于第三、四、五和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利用数学模型对1982~2010年广州市近30 a来的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规律深入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近30 a来广州市人口保持稳定增长,人口分布总体上趋于分散,人口变化趋于缓和,尤其是近10 a来广州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缓慢降低,近郊区人口密度较快增长,远郊区人口密度逐步增加的特征更加明显;② 人口空间分布由“峰值单中心+外围小中心”结构演变为“扁平化多中心+外围小中心”;③ 广州市人口发展已进入成熟晚期阶段向老年阶段的过渡时期,但中心城区人口缺口尚未出现;④ 广州市人口郊区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以来郊区化明显加快,属于市中心发展型郊区化。     

广佛同城化发展的热岛效应研究

在新常态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下,同城化发展的进程不断加快,由此导致的热岛效应影响不断凸显。城市热岛效应的时空变化,是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和人们活动等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以广佛同城区域为例,采用2000年和2010年珠三角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利用WRF(Weather & Research Forecasting Model)气象数值模式,分析广佛同城化加速发展带来的热岛效应强度变化。同时,应用连续变化的灯光数据提取2000-2010年间广佛的建成区变化,从个人口密度、户籍数及工业生产总值等角度出发,对广佛同城化区域热岛强度的湿度变化进行相关性和二元回归分析,研究同城化过程中对热岛效应产生的决定性影响。研究表明,广佛交界处的荔湾、南海、白云、三水、番禺、顺德等地区的气温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月平均相对湿度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形成大范围的城市热岛和城市干岛。研究还发现,随着建成区面积的增加,热岛强度增强;人口增长及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与广佛同城化区域热岛强度的相关系数超过0.68。总体而言,广佛同城化发展带来人类活动的加强与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对热岛效应具有重要的影响。     

近20年来广州市人口增长与分布的时空间演化分析

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不仅人口增长迅速,而且内部迁居也频繁。利用第三、四和五次人口普查资料,采用数学模型对近20年来广州市人口分布的变化特点进行深入的探讨。首先分析了广州市人口的增长情况,广州市人口增长较前20年要缓,人口增长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城市中心的周边地区人口增长迅速,中心城区总体上人口减少;其次分析了广州市的人口分布状况,广州人口分布趋向规则化,均衡化,人口分布重心向东北向偏移,人口密度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趋势变化,郊区化现象比较明显等;最后对广州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分布随城市规模和时空间变化特点进行了模型归纳。     

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变趋势分析

本文分析了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现状特征，历史上发展特点和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人口发展情况，并对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作了动态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前广州市中心区和郊区人口密度都在增加，但市中心区增加较快，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广州市总人口较速增长的情况下，内部人口变动日趋明显，中心区人口密度在减少，外围区人口密度在增加，认为广州市的人口分布正从年龄阶段转向成熟阶段。     

跨界道路交通对同城化地区时空联系影响研究：广佛案例

同城化是区域内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交通是同城化时空联系产生的重要基础。利用空间句法以及时间地图方法,分析广佛时空结构特征,多方面探讨跨界道路建设对广州与佛山时空联系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广佛时空结构特征方面,5 km、10 km句法整合度模型呈现以广州内环高速范围内地区为中心的极化格局特征,佛山中心城区位于节点位置;20 km、100 km整合度模型中广佛中心集聚特征明显;广佛时间地图呈东西方向收缩。② 跨界道路影响方面,通行后越接近交界区域,时间距离偏移越大,广州南部地区与南海、顺德时间成本改善明显。③ 跨界道路通行有利于不同尺度下路网可达性整体水平的提高,能为广佛路、陈村大桥、禺山西等道路分流部分交通流。空间句法与时间地图方法的使用识别了不同尺度上广佛等级差异与交通潜力,且对地理空间进行了时空转换,结论能为今后城市功能整合提供参照,并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分析维度和视角。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城市居住人口空间分布的模拟研究——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

为解决以行政区为单位的人口数据空间表示法无法准确反映人口实际分布的问题,文章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采用面向对象法对建筑进行提取和分类,并结合广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对分类结果进行验证和修订.在此基础上,利用土地利用密度法估算研究区各街道居住建筑的人口密度,并采用格网法进一步构建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模型模拟城市居住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果表明,广州市天河区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广园快速公路以南的带状区域内,中心商业区和工业密集区的人口密度最大,主干道附近区域的人口密度显著大于其他区域;距离城市中心较远的新塘、凤凰、长兴、龙洞等街道的人口密度整体偏低,模拟结果与研究区的实际情况相符.文章采用的数据可获得性强,操作方法简单,估算精确度高;研究提高了建筑解译和分类的效率,真实地反映了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建模方法和研究思路具有一定推广意义.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以广佛同城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人口空间化下公共医疗服务水平匹配度评价——以广州市为例

对城市常住人口与公共服务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城市发展中一项重要任务。该文以广州市为研究区域,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对全市常住人口进行空间化处理;同时利用Huff改进模型,计算格网单元公共医疗资源分配份额;最后以这两类指标为变量,计算区域公共医疗服务水平匹配度。研究结果表明:1)人口空间化结果能弥补传统人口统计数据分辨率低的问题,能更细致地刻画广州区域内部人口分布特征;2)格网单元的公共医疗资源分配份额与广州市全域公共医疗设施核密度两者之间具有较高的耦合性,形成"一主片区,多核心"的空间分布格局;3)广州市公共医疗服务水平匹配度在局部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圈层现象,指数高值区域主体部分与广州市中心城区的范围基本吻合,以此为中心向外扩散,匹配度逐渐降低。     

基于改进样本构造方法的城市人口密度分布研究

针对人口密度理论模型拟合时传统样本数据构造方法构造样本存在的问题,发展了一种多行政等级单元样本构造方法。利用广州市2000年人口统计数据及行政界线数据,构造单一行政等级和多行政等级单元样本;利用人口密度单中心模型和多中心模型分别进行了拟合实验,对拟合参数及拟合优度进行了分析。多行政等级单元样本在人口密度单中心模型拟合时既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又可以有效减轻偏大估计;在进行人口密度多中心拟合时可以发现近郊地区的副中心,能更细致、真实地描述人口分布多中心结构。     

基于手机信令的跨界地区职住中心识别及其模式——以广佛地区为例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以广佛地区为例,采用洛伦茨方法识别广州和佛山的职住中心,进而分析了广佛跨界地区居民职住模式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广州市居民职住空间呈现就业单中心和居住郊区化特征,职住空间错位明显;佛山市居民职住空间则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特征。2）同城化下职住空间呈现新态势,以金沙洲、芳村—桂城为主的跨界地区已形成连绵的、高强度通勤区域。3）5个跨界地区职住空间模式不同,其主要原因有：交通枢纽型的花都空港地区和新客站地区因其交通枢纽功能,影响着两地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居住型的金沙洲和芳村—桂城地区承接了两市中心城区的居住外溢;产业型的五沙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形成跨界产业园,吸纳周边人口就业。可见,不同类型的跨界地区的发展都有利于缝合广佛两市空间断裂带,加速城市空间的契合。     

2000―2010年广州人口空间分布变动与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测度

基于广州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常住人口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法、单中心密度模型和多中心密度模型分析法对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和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广州人口空间动态变化表现为“内圈层（近郊区）快速增长、外圈层慢速增长、核心圈层（核心区）和外圈低速增长”,核心圈层的人口继续增长并向四周扩散,表明广州人口变动的郊区化现象明显,已呈现多中心特征,由2000年的“1个中心（人民公园）2个次中心（白云区的新景街和海珠区的凤阳街）”演变至2010年的“1个中心（人民公园）4个次中心（白云区的同德街、海珠区的凤阳街、天河区的棠下街和沙河街）”,次中心的人口集聚功能逐渐增强,对城市人口分布影响逐渐增大。     

基于城市不透水面—人口关联的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密度时空分异规律与特征

城市人口数据是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基础数据,高分辨率的空间化城市人口数据则对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分析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通过多源遥感技术提取空间分辨率为30 m的粤港澳大湾区2007-2015年间城市不透水面的变化,再利用Dasymetric映射方法得到30 m分辨率的网格化人口密度分布,从而分析大湾区2007-2015年间城市人口的时间和空间变化。通过Google Earth时间序列高分辨率影像采集的样本验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不透水面提取精度均在80%以上;通过统计年鉴中县级人口统计数据,分析大湾区网格化城市人口与统计数据之间的一致性,得到决定系数R²总体在0.7以上。研究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人口具有特殊的时间和空间分异规律和特征：①大湾区内除了香港和澳门人口分布较稳定,其他城市人口都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扩张,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的人口扩张最为明显;②大湾区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多尺度和多中心特征。总体上,大湾区人口集中在以珠江口为中心的城市群核心区内,离核心区较远的肇庆、江门、惠州人口较为稀疏,城市化程度相对较低,是支撑大湾区经济社会继续深入发展的重要区域。在核心区内,城市人口的分布则在城市尺度和城市群尺度上都体现了多中心分布特征,香港和广州都有多个城市中心,而香港、澳门、深圳、广州则是整个大湾区的4个中心。地理位置上4个中心分布在大湾区的不同地方,可以带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全面发展。研究结果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分析与规划提供决策支持。     

城市人口分布的空间自相关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为探测经典城市人口密度模型在微观层面上的适用性,本文通过计算基于格网的沈阳市人口景观密度,利用地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和变异性。研究发现:在10种不同采样粒度上人口密度半变异函数都符合球状模型,表征着城市人口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和变异性;但由于粒度不同,人口密度的空间自相关尺度不同,块金值不同,基台值不同,块金值与基台值的比值差异较大,证明人口分布的空间自相关具有较强的尺度依赖性;对于700m粒度而言,通过计算不同方向的半变异函数曲线可以发现,沈阳市人口密度呈现典型的带状异向性,反映出人口分布在不同方向上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因此,研究城市人口分布时,可以城市人口分布的自相关性和变异性分析为基础,并须充分注意适宜尺度的选择和结构特征的识别。     

转型时期广州市社会区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广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200个反映社会空间结构的变量进行分析,提取出影响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5个主因子,据此将广州市划分为7类社会区。与1985年的广州社会区研究对比,归纳出基于老城区发展的、基于工业和教育飞地发展的、基于农村社会区发展的社会区演变的三种模式,从转型期制度与政策变化、历史因素、政府对城市管理与调控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区分异的机制,总结了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模型,比较了中西方社会区结构的差异,并从职业分异、家庭生命周期、外来人口等方面对广州未来社会区的演变做了分析。     

基于GIS 的城市内部人口空间结构研究 ——-以深圳市为例

社会科学开始借助于地理信息系统(GIS) 的空间统计分析方法, 来研究社会现象的空间 模式和非常态分布, 研究社会科学中的空间结构问题。人口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中最为活跃的因 素之一, 同时也较易获取、容易做到时空连续, 因此往往是衡量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重要指标之 一。借助于GIS 技术, 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深圳市城市内部人口空间结构研究为例。研究结果 表明深圳市城市内部人口空间结构总体表现为集聚。具体来说: 1990 年和2000 年深圳市人口密 度均以特区内东门街道为最高, 特区外各街道人口密度增长较快; 1990~2000 年人口重心向西北 移动约4km; 1990 年人口密度函数和2000 年人口密度函数均以反函数模型拟合较好, 从市中心 随着距离增加, 人口密度递减; 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中心附近具有较大的向心效应, 带 来周边邻近区域人口的增长, 而在东部郊区人口分布相对稀疏, 出现部分离心效应。     

中国大都市区的界定和发展研究——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

借鉴都市区概念,采用“六普”城乡统计口径,以区、县为基本单元,利用人口密度、城镇化率等指标界定了128个大都市区。其次,对2000~2010年中国大都市区人口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的特征及变动进行了研究。从规模结构上看,以大都市区人口表征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且属于较为分散的类型,但斜率q从2000年的0.787提高到2010年的0.891,显示都市区的规模分布趋向集聚,且高等级都市区仍有一定发展空间。从空间分布上看,东部是中国大都市区的主要分布地带,且人口有进一步向该地区集聚的趋势,并形成了三大都市区连绵地区;中部地区都市区数量增加较多,但人口比重有所下降;西部地区大都市区发展最为滞后,都市区极化现象十分突出。最后就中国大都市区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重庆市主城都市区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空间错位研究

基于县域尺度下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综合指数,利用泰尔指数、空间错位指数以及地理探测器,从匹配性角度探讨重庆市主城都市区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协调关系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2020年重庆市主城都市区人口老龄化系数与老年人口数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基本一致,呈现从中心城区到主城新区由内至外增加的圈层结构特征;2）2020年重庆市主城都市区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空间分布不均衡,中心城区形成养老服务资源配置评价高地,主城新区形成养老服务资源配置评价低值环;3）2020年重庆市主城都市区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资源配置存在空间错位现象,中心城区资源过剩与主城新区资源不足的矛盾突出;4）政府政策、居民收入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对养老服务资源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市场经济规模的扩大、家庭规模的缩小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动未能有效推动养老服务资源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