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不同住宅区居民就业空间研究

上海市住宅区地域分布广,住房属性、就业环境与交通环境各异,就业活动空间呈现不同的组织与分布模式。利用2014年手机信令数据识别上海市移动手机用户的居住地和工作地,选取253个典型住宅区为分析样本,将样本住宅区居民就业地核密度分布、通勤距离—概率分布等可视化方法结合就业地特征量化因子,以综合归纳上海市住宅区就业空间分布模式,分析影响因子及形成机制。研究揭示了上海市住宅区就业空间的几类典型模式,包括单中心、带状、双中心、多中心或分散,以及模式间的过渡类型。在就业空间影响因子方面,就业中心分布与轨道交通线路是主导因子,影响就业空间模式的整体分布;居住区类型特征是次要因子,导致局部就业空间模式变异。研究结论可为上海市空间结构优化布局、产业空间调整、轨道交通建设及住房建设提供参考。     

个体时空行为的规律性与可预测性研究——以上海市居民工作日活动为例

理解居民日常行为的规律性和随机性是空间行为研究从行为描述向行为预测推进的基础,对空间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上海市10个工作日的手机信令数据中提取个体的时空轨迹,从规律性的视角展开多方面分析。首先,根据活动的周期重现、前后联系等特征界定了无出行(包括仅有短距离出行)、仅有随机出行、有规律工作出行和有其他规律出行4种时空行为模式,发现后2种强规律性模式的人数、出行次数、出行距离的占比分别为49.3%、83.6%、82.0%。然后,测度了个体时空轨迹的熵值,推算出个体时空位置的平均可预测性高达0.84。这些结果均表明居民工作日的时空行为整体上具有非常强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论文还分析了不同行为模式、个体时空位置可预测性的空间分布,发现了强规律性模式人群在外围郊区密集分布等一系列特征,体现了城市空间环境的差异对行为特征和规律性的影响。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广西区域多尺度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为揭示广西壮族自治区网络空间结构特征,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分别从亚区域、地级市、市区―市区、市区―县（市）和县（市）―县（市） 5个尺度测度了其网络关联强度和中心性。结果表明：1）在水平联系上,亚区中桂南中心性最高,其次是桂西和桂北,桂东中心性最低;4个亚区间的联系表现为桂南与桂西间联系最密切,桂南与桂东、桂北间的联系相对较强,桂北与桂东、桂西间的联系相对较弱,桂西与桂东间联系最弱。地级市间南宁中心性最高,其次是来宾;关联网络以南宁为核心向外辐射,有2条突出的联系,分别为南宁―河池和南宁―来宾。市区联系网络中,桂林市区的中心性最高,其次是柳州市区和玉林市区,河池市区中心性最低;有5条联系较为突出,分别为防城港―钦州、贵港―来宾、钦州―南宁、来宾―柳州、崇左―南宁。县（市）之间的关联强度总体水平较低,关联强度较高的联系主要分布在北部湾城市群、西江经济带、324国道沿线以及桂林漓江风景区周边。2）在垂直联系上,亚区内部城市间联系表现为桂北最强,桂东、桂南其次,桂西最弱。受行政管辖的影响,市区与县（市）间的联系符合一般的距离衰减规律,部分市区和与县（市）之间的联系超出行政管辖的范围;基于各市区的...     

城市社区生活空间结构之解构及其质量重构

以人本主义地理学的行为研究方法为指导,从提高城市社区居民生活空间质量的角度入手,运用城市社会地理学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观的理念解构了城市社区生活空间的架构要素及其社区生活空间的人本缺失问题。指出了城市社区生活空间体系结构的基本涵义、特征与构成要素。从空间体系角度分析,城市社区生活空间构成要素为城市资源、社区(空间-区位-社会)类型、社区资源;从社区社会空间体系角度来讲,社会公平、空间公正、文化平等、价值尊重为其构成因素。衡量城市社区生活空间结构的效益为其生活空间质量,因此,解决城市社区生活空间失衡的重点在于提高城市社区生活空间质量水平及结构效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社区生活空间质量重构机制及路径。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上海市国土空间结构研究

构建由资源环境承载力子系统、现有开发密度子系统、发展潜力子系统3个子系统组成的上海市主体功能区指标体系。运用2012年数据计算各指标体系的综合得分,并制作Moran散点图。同时,依据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与发展潜力这3个因素的综合评分以及Moran散点图的象限把上海市各区县划分成六大功能亚类:核心功能提升亚区、核心功能优化亚区、战略发展亚区、都市发展亚区、城市拓展亚区与生态涵养亚区。最后,剖析这六大功能亚区与国家层面上的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与限制开发区之间的内在联系。     

城市住宅区绿地土壤性质及建设研究——以长沙市长塘山居民住宅区为例

通过实地考察长沙市长塘山居民住宅区绿地土壤,对其土壤理化性质进行分析测定,并与周边其它绿地土壤进行对照,了解到住宅区新建绿地土壤理化性质不良、肥力低下,有针对性地提出城市住宅区绿地建设意见,为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城市服务.     

西宁市居民工作日和休息日时空活动差异研究

以手机信令数据为数据源,研究西宁市居民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时空活动差异及POI设施空间分布对居民活动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1)西宁市为单中心空间结构,居民在工作日集中分布在市中心区域,而在休息日的分布较分散;2)在休息日,商业和交通设施对居民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居住用地在早上对居民活动产生较强的积极影响(下午影响强度减弱),工业用地和公共用地在大部分时段对居民活动强度产生消极影响;3)在工作日,商业设施对居民活动的影响明显减弱,居住用地仅在晚上和凌晨对居民活动产生积极影响,而白天大部分时段出现消极影响,工业用地和公共用地在白天大部分时段会促进居民停留。研究结果有助于明确工作日和休息日居民在城市空间的时空活动差异及影响机制,可为城市出行空间和基础设施规划提供参考。     

基于手机App使用大数据的居民线上生活空间结构初探——以武汉市都市发展区为例

信息时代,居民生活逐渐向线上转移,已有研究表明线上生活推动了相应生活空间的重构,但其空间结构及成因仍待系统研究。本文选取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八类线上生活,利用武汉市联通用户手机App使用数据,以规则网格为单位,基于这些App的使用人数占比和人均使用时长构建八类线上生活的综合使用指数,而后利用冷热点分析和层次聚类,初步探究了武汉市居民线上生活的空间结构。发现其与传统生活存在很大差异：(1)就普及程度和使用强度而言,除外卖生鲜外,其他七类均遵循高值指标和热点多分布于郊区的反中心化规律,部分活动还呈现泛中心化的特征。(2)从热门活动的数量和内容来看,中心城区外围热门活动数量多于核心区,线上线下融合型活动居多;近郊区核心区热门活动数量多,各类线上活动发展得较为均衡;近郊区外围热门活动数量少,热门活动多为完全线上型。(3)总结上述特征,居民线上生活空间呈现“环形山”形态的圈层式扇形镶嵌结构。线上生活因弥补了郊区传统生活设施的不足而呈现与之互补的反中心圈层递增规律,同时,地理区位、建设条件、人口构成等因素影响下的线上生活差异使得不同人群集聚片区以扇形板块镶嵌其中。本文从线上生活的角度补充了传统...     

上海都市区边界划分——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探索

都市区是中心城市及其主要影响范围,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国外都市区范围根据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通勤联系划分,本质上是与中心城市具有密切经济联系的统一劳动市场区。国内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通过通勤联系划分都市区的相关研究难以开展,且划分结果在内涵上与国外都市区差异较大。移动电话是目前普及率最高的移动通讯终端设备,其包含的地理位置标签可反映用户的职住地信息。利用上海移动2014年上半年某两周2G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用户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参照国外标准,根据中心与外围地区的通勤联系划分上海市都市区。在通勤联系的基础上,尝试采用消费联系作为都市区划分的辅助标准,并对划分结果进行了调整。结果表明：① 基于通勤联系的上海都市区主要包括中心城周边地区、松江新城及外围大型工业区,基于消费联系调整的上海都市区包括中心城周边地区、松江、嘉定、青浦等新城及浦东惠南地区、长兴岛,整体上呈现东西略长、南北略窄的形态;② 通勤联系和消费联系可以相互结合划分中国的都市区边界,通勤联系作为主要指标,消费联系作为辅助指标;③ 上海与国外城市都市区差异较大,国外都市区范围扩展极广,上海都市区范围未超过行政边界,局限在在中心城周围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1947-2000年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空间结构演变

基于1947-2000 年9 个时相的上海土地利用遥感调查GIS 数据集, 从土地利用层面对 50 多年来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空间结构演变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分析居住用地扩展与构成的数 量变化特征, 然后采用地理形态分析法划分各时期居住区类型, 并分别从街区与城市两个尺 度对居住区演变进行分析: 在街区尺度下, 以聚类特征表研究居住区的类型变化以及内部土 地利用构成变化; 在城市区域尺度下, 分析不同时期居住区的空间格局变化以及工业用地、 市政商服用地对居住区空间格局演进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空间结构由简单的 组团加圈层结构向复杂的扇形、圈层和组团综合模式演变。其中以1988 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改革为界, 前期以外围住宅新村圈层扩展与和内部居住区不断被非居住用地侵入形成用地混 合居住区为特征, 后期以外围商品住宅指状扩展和内部旧城更新相结合为特征。     

上海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研究——基于户籍与职业双维度

基于上海市人口地理信息库与2000年、2010年两期人口普查分居村委统计数据,采用局部分异指数及空间分析方法,从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刻画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中观尺度上,上海市在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的居住分异特征明显,“中心—边缘”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征较为稳定,中心城绅士化、白领化发展,普通白领阶层、跨省移民居住空间边缘化发展。在中观尺度上职业维度的居住分异较之户籍维度的居住分异更为明显,微观社区尺度上存在超越职业身份的户籍维度居住分异现象,居住隔离程度快速攀升。弱势群体在边缘社会空间集聚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问题,应重视空间维度上的城市治理。     

上海大都市区港口物流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

以上海港口物流企业数据为基础,运用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等方法,探讨港口物流企业空间格局及演化规律,并对其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上海港口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总体呈集聚化和郊区化特征,中心城区仍是港口物流企业集聚的主要区域,但企业所占比例呈下降态势,郊区企业所占比例则不断上升。不同类型港口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处于价值链低端的运输仓储型企业倾向于向郊区转移,处于价值链中高端的综合服务型企业仍主要布局在中心城区,但已显现出郊区化端倪。上海港口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受到港口功能演变、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商务支撑条件、城市规划及发展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1947～2007年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空间分异变化——基于居住用地类型视角

采用4种分异度测度模型,在街坊尺度和乡镇尺度下,对上海中心城区1947～2007年11个时相的各类居住用地空间分异程度进行计算。发现1949年后各类居住用地分异度呈现不同的波动过程。不同时期居住用地总体分异程度的计算表明,1949年前空间分异严重,计划经济时期有所降低,转型期则又明显上升。不同时期居住用地等级高低与其分异度大小呈现不同的结构特征,1949年前高等级居住用地分异度高、中低等级居住用地分异度较低,形成"一高两低"结构;计划经济时期则是居住用地等级越高,分异度越大的"正相关"结构;90年代后则是最高和最低等级的居住用地分异度高,而中等居住用地分异度最低的"V"型结构。不同时期居住用地空间分异结构特征间的演进,直接原因是新式住宅的建设和旧城的改造,深层次原因则是土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和城市空间组织模式的转变。     

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质量水平格局与相关因素分析

城市作为人口集聚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矛盾集中地。本文在城市“三生”空间优化理论框架指导下,构建了城市“三生”空间优化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分析2015年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三生”空间质量水平的总体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指数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格局上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和东北地区递减;东北地区的生产空间质量塌陷尤为明显,西部地区生活空间质量堪忧,生态空间质量则与地方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污染治理相关;生产和生活空间优化之间相辅相成,但不乏城市生产和生态空间质量反差较大;“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口规模、行政等级之间呈倒U型相关,即规模在1000万~1500万间的城市更利于实现“三生”空间优化,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均GDP正向相关,职能综合城市和城市群地区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更高。     

基于支付意愿的干旱区绿洲城市居住区绿地愉悦价值研究

干旱区绿洲城市普遍存在居住区绿地率低、居住环境质量不高的问题,量化居民对居住区绿地的支付意愿及城市居住区绿地的愉悦价值,有利于正确评价城市绿地的价值,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基于问卷调查,利用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和Tobit模型测算乌鲁木齐市居民对改善居住区绿地建设与服务的支付意愿,借助计量模型的假设检验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基于支付意愿得到城市居住区绿地的愉悦价值。结果表明:(1)乌鲁木齐市居民人均支付意愿为148.75元·a-1,远高于东部地区,不同属性居住区的支付意愿为商业小区>单位大院>自建房。(2)受访者性别、收入、家庭结构、需求偏好、认知与意识等特征对其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且非虚拟变量对决策的影响程度可借助经济学中的"边际理论"度量。(3)乌鲁木齐市居住区绿地愉悦价值为3.31×108元·a-1,利用居民对绿地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认知赋分,发现其生态服务价值略大于社会服务价值。研究可为建立不同尺度绿地支付机制,提升绿洲城市居住区人居环境质量,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及维护绿洲城市生态平衡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居住区比较的北京城市通勤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市土地与住房市场化改革逐渐推进、郊区化与城市空间扩张不断加快、单位制度及单位大院的解体等,北京城市内部居住与就业的空间组织正经历着显著变化,从而导致通勤问题的产生以及城市通勤格局的显著变化。本文基于对北京市内10个典型居住区中600个家庭、842位就业居民的日常通勤行为问卷调查数据,比较城市内部不同居住地域居民通勤格局的差异性,以期折射北京市居住与就业空间重构的微观过程。研究表明:(1)城市内部不同居住区居民的通勤行为存在显著差异性;(2)不同类型单位居住区通勤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分化;(3)老城区旧居住区中相当比例的长距离逆向通勤,以及郊区新建商品房以及政策性住房居住区中较高比例的长距离内向通勤,反映城市职住分离现象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