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     

产业演进对旅游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以黄山市为例

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借助GIS等手段,对黄山市城市空间形态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并结合黄山市1978-2012年城市产业发展的动态数据资料,就黄山市产业演进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探讨。研究发现：城市产业演进,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和组织形式的演化与更替,影响了城市空间的物质与功能要素,进而推动了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旅游产业的主导地位决定了旅游城市的功能,从而引起城市用地结构的变迁;旅游产业的升级改变了生产资源在城市产业间的流动,引发城市产业空间格局的变化;旅游产业组织方式的优化进一步促使城市产业空间的融合和集聚。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产业演进对旅游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模型和相应的逻辑函数。     

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278个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外部性,是加快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5—2018年中国2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对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通过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在考虑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情况下,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且高铁开通引致的时空压缩使得两种效应的促进作用更大。②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不同,前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直接效应;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经营范围更大,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可通过产业关联和空间溢出带动临近城市经济质量提升。③ 东部城市更多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而中西部城市更依赖制造业,且受产业发展层次影响,其空间溢出效应较低。④ 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中等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调节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时起到的作用有限;小城市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整体较弱,而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依赖性更大。     

乡镇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以常熟市各乡镇为研究区域,以2007~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空间基尼系数、区位商等方法和指标对常熟市各乡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整体水平、行业特征及专门化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常熟市服务业集聚整体差异显著,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发展态势;相对于苏州,常熟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不高且趋势不够明显;乡镇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差异均较大,专业化分工比较明显;常熟市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在苏州市的专业化优势不够明显,地位不够突出;行业中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房地产业的专门化率较高外,其他4个行业的专门化率均很低。     

收缩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及影响机制——以鹤岗市为例

收缩城市的经济社会问题逐渐凸显,住宅市场发展呈现出消极态势,房价变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论文以典型收缩城市——黑龙江省鹤岗市为例,基于住宅小区、夜间灯光、POI数据,利用Kriging插值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结合鹤岗市空间增长与收缩情况分析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 鹤岗市住宅价格呈圈层模式分布,核心—外围分异程度强。高水平住宅价格小区集聚在核心区内且分布规模小,中高值圈层扩散态势弱;外围工矿型辖区收缩情况相对严重,住宅价格水平低且波动小。② 城市发展状态与住宅价格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不同收缩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减少与老龄化、保障房建设规模等宏观因素差异影响着住宅价格总体空间分异格局。③ 城市内部区域的增长或收缩状态影响微观设施的作用效果。发展中心的区位优势对增长型区域住宅价格的正向作用更强,高水平公共服务对核心区和城市北部收缩区域住宅价格的增长有明显积极效应,企业工厂的分布对增长型区域住宅价格的负向影响更突出,各因素相互联系、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住宅价格空间分异。     

基于自然实验的城市绿色空间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以武汉东湖绿道为例

随着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绿色空间对于居民健康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然而,现有研究较少运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探讨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论文以中国最大的城中湖绿道——武汉东湖绿道为例,基于2016、2019年东湖绿道周边52个居住小区的1020份跟踪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与混合效应双重差分模型,探索城市绿色空间干预对周边小区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东湖绿道的建设显著促进了周边2 km范围小区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控制变量中,居民心理健康水平与年龄呈正相关关系,与家庭收入水平则呈负相关关系;居民心理健康水平与小区的社会凝聚力、小区周边500 m范围的建筑密度、居住用地比例和地铁站密度呈正相关关系,与公交站密度则呈负相关关系。建议通过完善以绿道为核心的城市绿色空间网络,提高绿道可达性与邻里社会凝聚力,以此提升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为旅游发展提供支撑,其韧性水平对区域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利用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在定量测算城市韧性的基础上,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揭示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长三角各地区城市韧性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但总体上韧性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城市韧性与旅游经济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ρ=0.444,P<0.01)。其中,城市经济韧性和城市生态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社会韧性和城市工程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负向溢出效应。未来城市旅游发展需要关注城市韧性水平,注重城市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避免虹吸效应,同时还需要加强长三角城市群区域间交流合作,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城市网络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以辽宁省城市网络为例

不必地理邻接即可产生外部性关系,城市网络外部性对传统基于地理距离的集聚外部性理论形成挑战,也诱发多种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新思考。因此本文以辽宁省城市网络为研究案例,通过城市间地理距离、手机通话数据与手机信令数据构建距离权重矩阵来表征不同的邻近性,并基于外部性理论、空间计量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探究不同邻近性视角下城市网络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对经济溢出的各自影响和共同作用。研究发现：①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的共同作用,比二者之一对城市经济溢出影响更加显著;②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影响方向有所不同,地理与信息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的共同作用抑制城市经济外溢,社会邻近视角下则促进城市经济外溢,地理邻近性仍然占据主要地位;③ 由于城市规模与控制能力差异较大,辽宁省城市网络难以实现正向的经济外溢,但社会邻近下的人口流动能够促进溢出。因此,处于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需积极参与和主动嵌入城市网络中,才有可能获得转变“外部不经济”为正向溢出的机会,应重视城市之间人口流动与社会联系对区域发展平衡的作用。     

城市网络联系对城市群空间体系集聚水平的影响——基于2003—2018年中国12个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

本文分析了2003—2018年中国12个规模较大的城市群的空间体系特征及其变动趋势,并借助城际投资联系数据,分析了各城市群城市网络特征,实证检验了城市网络联系度对城市群空间体系集聚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2003—2018年城市群空间体系总体呈均衡化发展趋势,且不同城市群城市网络特征差异明显,按发育程度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联系紧密-结构均衡-强中心带动型城市网络,联系紧密-弱中心带动-相对开放型城市网络,结构均衡但联系相对较弱型城市网络,以及联系相对较弱且结构极化型城市网络。实证结果证实了城市网络联系的紧密程度和连通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城市群空间体系的极化水平,城市网络联系带来的外部性有助于避免城市群空间体系的过度极化及由此带来的集聚负外部性,实现更加均衡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但城市网络联系对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作用依赖于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城市网络结构的极化对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存在抑制作用。     

历史时期全球化作用下的城市空间转变——以1890s~1930s广州东山地区为例

世界城市历史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突破了世界城市经典理论的“现代主义”视角,证明全球化对城市空间转变的作用具有长期性,但仍局限在“经济主义”的分析范畴之内,将经济因素视为决定性动力。20世纪初期,广州东山地区完成由“乡村地区”向“社会精英阶层居住地”的空间转变,促使城市空间格局由“东村西富”变为“东贵西富”。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空间转变是教会、华侨、政府、官僚4种动力相互作用、相继推动的结果。东山地区的发展历史表明,除经济联系外,城市的全球文化联系对空间转变同样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一些特定的城市或城市中的特定地区,社会文化动力对城市空间转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长沙都市区生境质量对城市扩张的时空响应

生境质量是评价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掌握其对城市扩张的时空响应规律,有助于提升都市区城乡规划质量和生态管控的合理性。本文在运用InVEST模型对长沙都市区1995-2015年生境质量时空演化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缓冲区由内向外逐层剖析,探讨长沙都市区近20年来城市扩张格局及其对生境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长沙都市区建设用地面积从170.26 km²增至487.19 km²;三环线以内建设用地快速扩张,从三环线起向外扩张逐渐放缓;②生境质量中等及以上的区域占比从1995年的43.49%下降到2015年的27.22%,生境质量平均值则相应地从0.46下降到0.31,且退化最明显的区域从核心外围区(5-10号缓冲区)外移到三环线附近(10-15号缓冲区);③各圈层建设用地扩张强度与生境质量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生境质量变化对城市扩张响应最强烈的区域始终位于核心外围区;④建设用地空间布局零散和几何形态不规则程度的增加加剧了生境质量的退化,并在三环线附近区域(10-15号缓冲区)表现最为明显,应成为未来长沙都市区城乡规划和生态管控的重点区域。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城中村制造业空间集聚研究——以广州康乐村服装生产企业为例

城中村作为城市内部的异质空间已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但对其内部流动人口创建的各种经济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系统研究仍然少见报导。选取广州市康乐村为案例地区,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查与访谈、土地利用类型与多层建筑物垂直空间利用状况的系统调研,深入探讨城中村内流动人口创建的制造企业集聚的基本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制造企业在康乐村的集聚是关系邻近与地理邻近循环因果关系引导下的主动集聚。企业具有"临时性"、"内生性"、"地域的多元性"及"非正规性";产业构成以成衣制作为主体,企业规模偏小,生产联系松散,技术需求极其低下;在空间分布上则表现为同行业企业相对集中分布,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相互依附,垂直空间混合利用以及企业分布受村内道路系统影响显著等。     

大都市区功能性多中心的产业集聚检验——以珠三角企业网络为例

大都市区产业集聚是共享市场资源、降低交易费用的地域分工结果。学术界和规划实践领域认为频密的功能联系有助于大都市区实现专业分工的多中心体系,即在多中心大都市区内部形成有机联系的专门化集聚,因而是一种理想的空间结构模式。基于理论辨析,以同城的多部门企业子母机构为参照组,试图检验企业空间组织总部-分支功能联系与产业部类专业分工的耦合性。在巨型城市功能性多中心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梳理了企业内部功能组织的多中心与不同产业部类间专业集聚的概念模型、计量方法,引入集聚规模变量以弥补区位熵、克鲁格曼比较优势等统计量的不足,并对珠三角大都市区的多中心网络格局演化开展实证。研究发现：① 2008—2017年间,企业内部子母机构空间组织的功能联系明显促进了珠三角的网络密度,提升了大都市区整体的功能性多中心,并同步大幅增加了跨城企业的集聚功能强度;② 珠三角都市区企业空间组织从产业部类分工走向功能性分工,但是企业总部并没有全然集中于广州、深圳主城区,广深走廊尤其是龙岗、宝安等深圳近圈层地区总部机构的集聚功能强度明显提升,企业分支机构尤其是商业消费门店式并不趋于都市区/都市圈的外围地域;③ 珠三角制造业为主导的专业镇模式日益式微,随着全球化波动下的产业变动,珠三角区域的“世界工厂”角色正处于转型阶段。     

大都市区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特征及机理——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以及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农村聚落的内容再次成为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大都市区作为快速城镇化和生产生活要素集聚的重点区域,其农村聚落的用地变化快速且复杂,成为了农村聚落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农村土地非农化指数,将2013年广州市农村聚落分为农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起步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发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主导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型农村聚落五种。结合GIS空间分析,对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从市域角度,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总体呈现出围绕大都市内核随距离增加而衰减,由外向内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程度逐步升高。②从各区层面,农村土地非农化程度受副中心城镇化发展水平影响显著,近郊区域呈现面状圈层化分布,远郊则表现出沿道路的线状分布特点。③从局部尺度,重大基础设施对周边农村聚落的土地非农化发展有较大拉动作用,导致高土地非农化农村聚落点状出现。随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确定村内路网密度、与主城距离、流动人口、村集体收入、村民人均收入为影响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分析各因子对大都市区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的影响机制。本文对如何利用农村非农化进程促进城市发展、优化调控农村土地利用和规划村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农业多功能性与都市区土地利用管理——框架和案例分析

采用理论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农业多功能性对都市区土地利用管理的意义和实现途径。论文从农业多功能性的多尺度嵌套层级结构出发,构建了基于农业多功能性评价的都市区土地利用管理框架,然后基于高清卫星遥感影像解译、文献资料整理等分析了北京市海淀区1968—2014年间土地利用、农业多功能性和土地利用管理措施的变化及相互作用。研究指出：都市区土地利用管理者应该在区域尺度和农户/农园尺度农业多功能性评价的基础上,围绕农户/农园与区域、国家等各级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作用,从改进土地用途管制分区和发展多功能农业两个方面进行区域的农业用地管理。最后,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希望优化都市区土地利用管理,推动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并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FDI技术转化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

基于FDI技术转化的视角,结合264个城市17年连续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交叉项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热点探测法,分析FDI技术转化机制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路径,结论：① FDI技术转化是制造业集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② 基于马歇尔外部性的分析发现集聚规模效应和FDI技术外溢的双向作用是FDI技术转化的作用机制;③ 区域、行业和区位3个视角的路径研究揭示FDI嵌入制造业集聚促进跨区域生产网络链接,推动FDI技术转化在生产网络中传导,进而促进创新生产网络形成,带动邻近空间TFP增长,缓解极化发展问题,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该研究试图为中国构建新型开放和创新体系,促进制造业集聚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佐证和政策启示。     

广佛都市圈网络外部性的城镇借用规模绩效检验

在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环境下,借用规模可以使城镇突破地理距离和规模等级限制,通过网络联系实现城镇经济的共同增长。基于理论辨析,以城市网络的借用规模效应为视角,检验网络外部性下城镇借用规模绩效对城镇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回顾网络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以广佛都市圈城镇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偏离均值标准差倍数的方法解析区域绩效、集聚阴影等特征;其次,基于城镇规模、借用规模、交通网络通达性、科技创新外溢性对城镇经济增长的耦合作用,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检验网络外部性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① 城镇既有人口规模越小,区域绩效值越低,10万人的人口规模是绩效特征的分界点,大于和小于10万人的城镇分别呈现出借用规模绩效和集聚阴影特征;② 基于新增注册企业数量和企业网络点度的区域绩效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式空间特征,且基于企业网络点度检验的空间分异特征更为突出;都市圈主城区近郊圈层城镇的绩效较明显,而主城区远郊圈层城镇的集聚阴影现象显著;③ 新增注册企业数的绩效与城镇既有规模关系最为紧密,与区域交通枢纽、借用规模、借用绩效、跨镇合作专利等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依次降低;区域交通网络、技术合作网络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城镇要素集聚,并通过网络外部性效应影响都市圈的城镇化发展。     

发达地区制造业集聚和水污染的空间关联——以无锡市区为例

制造业集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同时也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负效应。论文拟以无锡市区为例, 利用核密度函数(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程度进行评价, 按照河流自然综合特征划分的环境单元进行污染物分布格局评价, 在此基础上构建污染企业分布密度—COD排放量的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 探讨制造业与河道污染物分布格局的定量关系, 揭示制造业集聚和水污染的空间关联性。模型分析表明:无锡市区的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向郊区和环境非敏感区集聚的趋势, 污染强度以主要运河为轴线向两翼地区逐渐衰减, 二者空间格局的关联性存在行业差异性, 污染物分布与纺织、石油化工业以及冶金业集聚和扩散格局的空间关联性较为显著, 而与食品制造业和造纸印刷业的空间关联性则不显著。论文进一步根据产业集聚与污染格局的空间关联模式, 将研究区域划分为高集聚—高污染、低集聚—低污染、低集聚—高污染、高集聚—低污染四种类型区, 并提出相应的产业准入导向。本研究从空间效应角度为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之间关联机理探讨提供新的视角, 也可以作为制造业布局调整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