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LUS模型粤港澳大湾区“三生空间”多情景模拟预测

运用Future Land Use Simulation model (FLUS)模型,基于2010年、2015年、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选取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16个驱动因子,设置生产空间优先、生活空间优先、生态空间优先以及“三生空间”协调4种情景,对2025年和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三生空间”进行模拟预测。结果表明：(1) 2020—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生产空间在生产空间优先情景下持续增长,在生态空间优先情景下持续减少,在“三生空间”协调与生活空间优先情景下都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2) 2020—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生活空间在4种情景下均趋于增长,生产空间优先情景下增长最少,生活空间优先情景下增长最多。(3) 2020—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空间仅在生态空间优先情景下增长,其余3种情景下均减少。(4)“三生空间”在粤港澳大湾区边缘山区变化较小,中部平原地区变化较明显。     

粤港澳大湾区住房租金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

以粤港澳大湾区58个县区单元的住房平均租金为基本数据,通过“住房租金等级金字塔”构建、租金空间格局展示、空间自相关分析、跨境租金差距对比、售租比研究等方法总结粤港澳大湾区住房租金的空间差异格局与特征。从“租赁需求+城市基本面”的理论视角构建由新增人口、人均住房面积、收入水平、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学历结构组成的租金差异影响因素模型。通过模型对比,采用空间滞后模型测度粤港澳大湾区住房租金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基于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因素的影响强度差异。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住房租金总体呈现以港澳与珠三角九市之间的境内外差异为主、以广深核心区与其他区域差异为辅的双层次差异格局。跨境租金差异程度最高,广州、深圳、珠海的“售租比”较高;收入水平、经济水平、人均住房面积和产业结构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住房租金差异有显著影响,其中,收入水平的影响强度最高。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科技创新人才空间分布是科研实力、技术分布、发展潜力的表征。洞悉科技创新人才分布规律,从而科学制定人才战略,为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和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决策参考。论文通过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人才的规模、密度、聚集指数、空间自相关性刻画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如下：(1)从“十一五”到“十三五”,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规模发展迅速,从约43万人增长到114万余人,但空间分布不均衡。(2)深圳科技创新人才密度居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之首,单位人口人才密度约是最小值的7倍,单位面积人才密度约是最小值的190倍;江门、肇庆等地科技创新人才密度相对较低,低于大湾区平均水平。(3)深圳、东莞、广州有相对较强的科技创新人才聚集能力,而惠州、江门、肇庆聚集能力相对为弱。“十三五”期间,深圳、东莞、香港、珠海的聚集能力增强,澳门、中山、广州、佛山科技创新人才集聚能力有所下降。(4)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科技创新人才分布特征与空间位置的关联性不强,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各城市未有效联动形成合力。(5)城市生活基础保障的提升、科技创新发展环境氛围的营造和科技投入力度的增大会对粤港澳大湾...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生产要素。本研究采用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广东省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数据,以及香港和澳门对应口径的统计数据,以县市为基本单元,提出从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两个口径测度人才集聚水平,系统解析粤港大湾区高学历与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高度发达地区,人才集聚优势高度集中在香港、澳门,内地珠三角城市群的人才集聚水平低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② 2005—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高学历人才集聚持续均衡化,而高技能人才集聚优势仍然体现在香港、澳门,内地因为发展教育提升的高学历人力资本尚未完全有效转化为高技能人力资本。③ 香港人才集聚水平处于绝对领先,澳门、广州、珠海和深圳次之,而外围县市相对处于人才洼地,特别是制造业发达的佛山、东莞人才集聚水平相对偏低。④ 面板模型表明,服务业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拉动效应强于高学历人才,而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并不突出。高等教育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带动作用要弱于高学历人才。高薪资待遇有利于促进高学历人才集聚,但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促进作用有限。新时期,亟需推动粤港澳三地管理制度衔接、产业转型升级和优质高等教育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创新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保险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保险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论文利用粤港澳大湾区2006—2019年的市级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计量等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保险业发展水平时空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保险业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在波动中上升,11个城市保险业发展水平呈现香港、澳门和广州单核领跑大湾区东、中、西部的特征,珠三角9市呈现广州、深圳和珠海单核领跑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经济圈的特征;② 11个城市保险业发展水平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高值区与低值区的绝对差异有缩小趋势,低值区城市之间的差距有扩大趋势;③ 保险业发展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其他影响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保险业发展水平每提升1%,本地区经济增长0.0538%。保险业发展具有负溢出效应,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成果为粤港澳大湾区相关部门制定保险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社区居民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影响研究

剖析乡村社区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旅游发展态度,推动其参与和支持旅游发展,对促进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以往的研究区域多集中在东部,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研究较少,且量表侧重强调旅游影响的结果,对居民感知变化的过程反映不够.本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以"三生理念"为指导,在对已有测量量表进行补充...     

基于夜光遥感的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空间分布及特征研究

将粤港澳大湾区的珞珈一号辐射亮度数据和高精度土地类型数据融合,在区县级行政区划上构建分区逐步回归模型,获得大湾区2020年500 m人口格网数据并进行精度验证,从人口数量和密度、空间方向性和空间集聚分散等角度分析2020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珞珈一号夜光遥感数据与土地类型数据的融合提高了人口空间化精度;2）大湾区人口数量与密度具有高度协同的空间分布关系,存在五大人口集聚区,分别是广州天河、越秀、海珠、荔湾和白云西南部组成的集聚区;东莞内部环形集聚区;深圳西、中和北部集聚区;港澳集聚区和肇庆端州集聚区,边缘城市人口稀疏;3）人口分布沿广州—东莞—深圳—香港方向性显著,说明经济水平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4）人口集聚特征明显,68%的人口分布聚集在27.64%空间范围内,人口热点区位于东莞、深圳和香港一带,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肇庆和江门内部。     

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与中国城市空间的重构——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案例分析

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不同尺度空间的修复作用已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之一,但大部分研究仍缺乏对于中国经验案例的探讨。为进一步发挥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在城市和区域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推动中西方有关这一新兴现象的理论和实践对话,论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探讨了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及其空间效应。基于多案例观察发现,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物质性、象征性和情境性3个维度。研究发现,这些跨境办学机构只能被视为一种教育飞地,对城市空间所产生的物质影响仅仅是体现在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周边社区的绅士化等方面,对于城市深层的发展格局和肌理重构缺乏实质性帮助。相较于对城市的物质性修复,这些跨境教育机构对于城市空间的象征性修复作用显然更加明显,对城市品牌营建、城市发展愿景的扶持以及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都有比较明显的作用。从情境性来看,跨境教育基础设施除了在校园尺度上提供了独特的境外学习情景模式之外,在与迁出地的联系以及与城市和社区尺度上的社会文化联系等情境性交流方面都比较缺乏。研究提供了对非新自由主义社会语境下跨境教育基础设施流动所产生的(城市)空间效应的反思,对现有的有关这一新兴现象的理论和概念分析框架进行了补充和对话,对跨境办学及其政策也提供了非教育学层面的反思,对于面向教育的区域与城市发展决策也具有参考价值。     

“软−硬”关系框架下城市型目的地出入境旅游响应路径——基于1997―2019年中国香港特区数据的组态分析

选取1997―2019年中国香港特区数据,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对出入境旅游流产生路径的前因条件以及结果条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路径数量上,虽持续简化,但是仍然具有复杂性;② 在核心条件中,所有的单因素均不构成影响的核心条件,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流路径受到多因素组合作用;③ 在前因条件中,“软?硬”关系影响存在差异,硬实力关系对高出入境旅游流起主导作用,软实力关系则对非高出入境旅游流作用较大;④ 在路径国家（地区）中,高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存在显著地区差异;⑤ 在时间层面上,阶段1与阶段2、阶段3路径差异较大,表明时间节点的分割事件对中国香港出入境旅游的影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