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在人口增长、资源开发、城镇化等多因素驱动下,恢复力为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以陕西省为研究区,基于社会、经济、生态3个子系统,综合考虑系统的脆弱性与应对能力构建指标体系,通过集对分析法对陕西省107个县级行政单元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进行测度,根据恢复力测度结果,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元（社会-经济、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及三元（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从区域层面揭示其2000—2020年的时空演变特征,然后引入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进一步探究二元与三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度变化的数量及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陕西省社会、经济恢复力增长显著,生态恢复力呈微弱的下降趋势,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由0.303上升至0.779。（2）子系统协调发展度均呈上升趋势,社会-经济子系统南高北低的协调发展差异减弱,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子系统形成中部低南北高的协调发展格局,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协调发展度整体维持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二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变化在数量及空间上与三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变化有较大的正向关联性,以高-高、低-低类型评价单元在省域...     

秦巴山区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权衡-协同关系及驱动力——以陕南地区为例

秦巴山区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面临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探究秦巴山区社会-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对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已有研究受限于系统复杂性,仅聚焦于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整体性评价,缺乏对各子系统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的讨论。本文以陕南地区为例,从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脆弱性与应对能力两个维度建立恢复力指标体系,使用TOPSIS模型对陕南地区2005—2020年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进行测度,通过相关性分析衡量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各子系统间权衡与协同关系,并识别其主要驱动力。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陕南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2)生态系统脆弱性分别与生态系统应对能力、社会系统脆弱性之间存在权衡关系,其他子系统之间主要表现为波动变化的协同关系。(3)与权衡关系相关的主要障碍因子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地形破碎程度和垃圾处理能力;与协同关系相关的主要贡献因子为第一、二产业发展水平、地方财政实力、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垃圾处理能力以及教育发展水平。本研究从权衡与协同关系的问题视角出发解析社会-生态系统恢复...     

干旱区文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年际变化及影响因素——以甘肃省敦煌市为例

文旅融合背景下,分析文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年际变化及影响因素,能够为文化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以敦煌市为典型案例地,从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文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TOPSIS、耦合协调度模型、BP神经网络等方法,探究了2007—2018年案例区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时序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2007—2018年敦煌市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处于较良好的状态且可划分为波动-缓慢增长-快速上升阶段。（2） 文化和生态环境子系统在决定敦煌市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程度方面起到主导作用。（3） 社会-生态系统及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子系统间对系统总体的协调度普遍起正向推动作用且作用强度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大。（4） 各因子的贡献率大小为敦煌百度指数>敦煌研究院研究生数量>各类文物保护单位>旅游业碳总排放量>文化产业经营单位。     

广交会对星级酒店房价影响的时空分异研究——以第117和118届广交会为例

基于艺龙网酒店房价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数理统计方法以及反距离权重插值法,研究第117和118届广交会举办前后广州市主城区699家星级酒店客房价格变动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 广交会举办一、二、三期形成3个谷峰,休会期形成谷底,总体呈现“三升三降”态势,展会期间酒店星级越高,房价的涨幅越大。② 广交会举办期间不同星级酒店房价热点区不同;酒店房价空间分布呈圈层式结构,以琶洲馆为中心呈现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③ 酒店房价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与会者需求、酒店类型、城市交通与展馆距离、商圈及生态环境、区域发展战略与方针政策等。④ 酒店房价可以作为测度大型展会对城市影响的重要指标。     

基于情景分析的西北农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以榆中县中连川乡为例

人地系统及其脆弱性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脆弱性研究对象逐渐由生态系统转变到人地耦合系统即社会-生态系统,由于该耦合系统具有多尺度扰动和多利益主体并存的特点,且易受不确定性的干扰,目前关于系统脆弱性评价方法难以解释系统的不确定性。选择榆中县中连川乡作为研究区域,尝试将社会与生态环境信息结合起来进行脆弱性研究。首先运用情景分析方法,确定当地社会-生态系统未来的情景变化的关键驱动力为干旱气候和政府决策,筛选出在两者组合下系统未来情景概率较高的3种情景S₁（干旱减缓,有政策支持）,S₂（干旱缓解,无政策支持）和S₃（干旱加剧,有政策支持）。通过实地调查,对多利益主体（农户、管理者和科研工作者）进行情景访谈,对不同利益主体对不同情景的可接受程度进行测度,结合社会-生态矩阵分析,得到不同利益主体对系统未来的可接受程度,以此判断利益主体在未来变化情景下的脆弱度。结果显示,在S₁情景下,当地农民和管理者的脆弱性较低;在S₂和S₃情景下,当地农民和管理者的可接受度是负向的,表明其脆弱性增加,干旱加剧是影响当地未来发展的决定因素,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干旱带来的消极影响。根据不同利益主体的态度,提出未来当地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机理——以杭州市为例

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对城市空间扩展产生了新的需求,撤县（市）设区是中国城市市辖区实现扩容提质的主要手段之一。以杭州为例,定量测度撤县（市）设区后杭州城区空间扩展的时空特征及其各方面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扩展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通过撤县（市）设区,杭州城区的建设用地东扩趋势明显,萧山和余杭两区的建设用地新增面积和扩展速度均高于平均水平,且两地建设用地空间存在多中心集聚特征,成为新一轮的杭州建设用地扩展高密度区,城市功能不断凸显。总体来看,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是间接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通过引导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向,实现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向新设市辖区的转移和集聚,提供城市空间扩展的载体。撤县（市）设区后需要通过后续的城市规划修编、土地性质和权限调整、生产要素集聚与空间重组等路径,对城市空间扩张与空间演变产生直接影响。     

基于融入-隔离双向对比的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厦泉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选取福厦泉城市群,构建融入-隔离对比的指标体系,探讨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程度较高,但融入与隔离并存,且以融入为主。②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受流迁模式、社会网络、生计资本、制度政策和人口特征等因素综合影响：宏观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显著地增强融入、削弱隔离,淡化了户籍制度造成的融入障碍;中观上在流入地加强社会交往和积极参加组织活动、改善住房和提高收入确实有助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增强融入、减弱隔离,但基于流出地方向的土地预期收益、家庭困难及乡土依恋等主客观因素则增强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隔离、削弱了主观融入;微观上近距离、长时段和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主观融入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流动人口削弱主观隔离,更好地融入流入地。研究认为应促进流动人口客观融合并使其与主观融合相匹配,改变以流动人口融入当前流入地实现市民化的单向思维,统筹考虑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双向影响,将流动人口市民化工作重心由落户转向基本公共服务的无差别覆盖,实现流动人口从主观“愿意”到客观“能够”的社会融合。     

都市水源区村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空间分异的地理影响模式——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采用数据包络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地理探测器和层次聚类模型分析该区184个行政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差异及地理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基于熵权集结交叉的“投入?产出”效率模型对村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结果更具可信度和精确性,2018年行政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空间上呈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的变化趋势,脆弱性均值为0.583;② 地理因素对经济发达村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空间分异仍旧具有重要影响。距上海市中心距离、距淀山湖距离、距青浦区中心距离和水域面积成为影响该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4种主导地理因素,其地理影响力呈现系统结构空间差异和种类属性替代及程度转化;③ 依据地理因素影响力聚类分析将该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地理因素空间耦合模式分为10种,多地理因素耦合模式是主要决定类型,呈现中部多因素主导和两侧单因素主导并存的多元环状地域决定格局;针对不同类型提出调控区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可行方式。     

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变化研究——以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为例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是目前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应用Costanza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公式,采用谢高地等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分析了1996—2004年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并计算由此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结构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①1996—2004年,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总ESV增加,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构变化较大,生态系统提供某些单项服务的功能相对减弱。②1996—2004年,原材料服务功能价值比例上升最多,废物处理服务功能价值比例下降最多。③1996—2004年,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各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构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库车县、沙雅县、新和县水源涵养、废物处理、娱乐休闲服务功能价值比例均减少,其中水源涵养服务功能价值比例下降最多。④敏感性分析表明,ESV对生态价值系数缺乏弹性,研究结果可信,说明本研究采用的谢高地生态价值系数是合理的。     

大别山贫困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主要由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要素和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相关变化要素构成,是社会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综合体现。以大别山区9县（市）为例,基于SEE-PSR模型构建理论研究框架和综合评价体系,探讨贫困山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2009-2016年,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由0.52波动降至0.41,其中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指数呈持续下降趋势,社会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呈稳定态势且对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贡献率达到76%,目前区域整体属于较低脆弱并朝着利好方向发展。② 空间差异上,2009-2016年脆弱性综合指数低值县域随时间变化呈波动下降且变异系数较小,脆弱性综合指数高值县域于2013年开始下降逐步演变为较低脆弱等级且变异系数较大;县域间脆弱性空间差异呈现连续波动上升趋势,县域间差异有所增大。③ 阻碍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因素由旅游收入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乡收入差距、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及耕地面积比率转变为旅游经济密度、游客密度及城镇化率,区域整体由状态主导型脆弱演化为压力主导型脆弱。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与交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构建旅游经济和交通系统综合发展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发现：① 综合发展水平时序变化上,旅游经济与交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稳步提升,发展速度与水平基本同步,两者较为均衡。② 耦合协调时序变化上,耦合度保持较高水平且波动不明显,说明交通发展有效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经济-交通系统协同程度不高,整体处于中度失调阶段。③ 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演变上,各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且同一年份处于同一水平,旅游经济与交通系统发展水平由交替波动向交通发展滞后于旅游经济发展的态势转变,交通系统发展逐渐落后于旅游经济发展。最后,从旅游空间结构、内外交通网络、全域旅游、智慧旅游4个方面提出旅游经济-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旅游村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安徽省黟县为例

从旅游村的概念出发提出影响旅游村发展的四大因素:生态环境、规模、景观特色和管理服务,构建了四大影响因素和20个三级观测指标因子层组成的旅游村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综合评价,建立模型。以黟县6个旅游村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黟县旅游村的问卷调查,定性和定量地探讨了旅游村各要素层的内在关系以及各因子对旅游村的影响程度。     

宗教文化旅游对游客的影响研究 ——以武当山道教文化旅游为例

以武当山为研究案例地,通过游客问卷与访谈调查,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定量分析武当山旅游体验对游客认知、思想、行为意愿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武当山游客的旅游动机有宗教朝圣、文化体验、娱乐放松及感情交流4类;② 宗教文化旅游影响游客对目的地的形象感知及对道教文化的认知、态度及践行意愿;③ 宗教文化旅游对游客的影响强弱因动机而不同,自强至弱依次为宗教朝圣、文化体验、感情交流及娱乐放松。     

区域旅游创新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基于系统学理论,构建区域旅游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将区域旅游创新系统分为创新能力系统和创新效率系统,采用离差算法,对广东省2007—2008年、2012—2013年、2017—2018年3个节点数据进行测算,分析各地市旅游子系统的创新协调水平,揭示出区域旅游创新协调能力“时间上波动、空间上差异”的时空特征。将广东省创新变化型城市分为四大类,发现旅游创新系统是自我调整和优化的系统,该系统能力子系统和效率子系统协调共生,系统协调值的时空变化符合“中心-边缘”的空间衰减规律和经济周期变化规律。     

江南丘陵地区乡村聚落地域分异特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以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8个抽样村进行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从乡村聚落的居住条件、居住设施和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形态等方面,探讨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地域分异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乡村聚落研究是江南丘陵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的基础。由于地域范围广泛,区域内的资源禀赋与地域组合、经济发展基础、文化传统等条件差异悬殊,因此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乡村聚落发展的地域分异规律较为明显,在聚落空间格局（规模、密度、形态）、居住条件（住房面积、住房结构、建筑特色）、居住设施（道路、饮水安全、网络电视开通率等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和生产生活形态等方面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盆地-丘陵-低山区、发达-欠发达-落后、近郊-远郊-偏远等地貌、经济、区位梯度差异。     

商业化背景下古村落旅游景观生产 ——以安徽宏村为例

以安徽省古村落宏村为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对其旅游景观的生产方式与机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随着商业化发展,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由原来单一的文物古建保护向更趋复杂化转变,针对3种不同类型的旅游景观采取相应的生产方式。宏村旅游景观生产背后是多种力量参与的生产机制：政府与开发商强强联合,是旅游景观生产的主导力量;当地居民依然扎根宏村,是旅游景观生产的核心灵魂;景区商家热衷于打造“店铺景观”,是旅游景观生产的积极分子;外来游客提出的改进建议则是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的重要参考。4种力量集团本着对各自利益的谋求,彼此间相互合作,影响宏村旅游景观生产的最终结果。最后提出,古村落旅游景观生产需要还原原住居民生活化场景,借旅游商业化发展之势,建立均衡、可持续的景观生产机制与合理的利益分配体系或许是古村落旅游景观生产的正解。     

基于网络文本的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研究——以皖南“川藏线”为例

旅游地意象是旅游地理学的重要研究主题,旅游者具身化意象认知结果对旅游地行为忠诚、满意度及旅游资源开发至关重要。借助蕴含旅游者记忆与叙事信息的网络游记文本及图片位置数据,采用质性与GIS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构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研究发现：1）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由线性意象、色彩意象、地方意象、审美意象和情感意象五维类属建构而成。2）皖南“川藏线”旅游者在场体验过程中的情感评价积极情感占主导地位,消极情感占比相对较少,其中高度积极情感所占比例显著高于高度消极情感。3）旅游者皖南“川藏线”意象要素感知特征呈现动静结合、线性体验与感知兼具两个层级。其中,动静特征通过静态景观与动态体验共同展现,线性体验更多强调旅游者产生的刺激、惊险、震撼的驾驶乐趣及情感升华。4）皖南“川藏线”线性意象热点集中于桃岭公路及六道湾周边,色彩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和红杉林两地,审美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青龙湖、红杉林沿线,地方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桃岭公路和水墨汀溪一带。     

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大别山区罗田县为例

韧性理论是可持续性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微观尺度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与韧性理论的结合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回应与思考。论文构建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风险—韧性(R-PAT)模型,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大别山区罗田县68个样本村的系统韧性进行测度并分析其空间格局,识别村域单元R-PAT类型后,剖析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罗田县村域单元抵御能力、适应能力、转型能力及综合韧性指数差异显著,样本村综合韧性指数普遍不高但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② 依据韧性指数与风险指数的变化,山区乡村地域系统分为高风险—低韧性、高风险—高韧性、低风险—高韧性和低风险—低韧性4种类型,罗田县以高风险—低韧性型与低风险—低韧性型为主;③ 罗田县乡村地域系统韧性受多个因子影响,乡村内生动力是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关键性因素,乡村自然与社会本底是其基础性因素,乡村发展潜力是系统潜能持续提升、能力逐渐强化的推动性力量。研究旨在将韧性理论聚焦山区乡村微观单元,为山区乡村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山区振兴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与案例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