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测度与时空演化分析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广西边境民族地区2011—2017年的旅游扶贫效率,结合Malmquist指数进行跨期动态分析,并运用ArcGIS10.0进行时空演化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各县（市、区）旅游扶贫综合效率时空分布差异较大,主要受纯技术效率影响;2）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整体旅游扶贫Malmquist指数总体处于逐步衰退的趋势,其中规模效率变化指数贡献最大,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次之;3）从投入产出效率角度分析,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随时间的变化表现出空间集聚态势增强的趋势,聚集程度增加;4）旅游扶贫效率类型主要分为潜力型、发展型、成熟型和衰退型4种类型,少数县（市、区）旅游扶贫效果不明显。     

乌蒙山区岩溶景观特征及其旅游扶贫潜力分析和模式

在对乌蒙山区社会经济、扶贫现状、自然环境及区域地质背景和岩溶地质特征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首先系统探讨了其岩溶景观的类型、发育和分布特征,然后从资源潜力、开发适宜性、区位特性、开发条件、市场潜力等方面探讨和分析其岩溶景观旅游扶贫潜力的大小及其与岩溶特征间的关系,认为：1）乌蒙山区拥有118处不同级别优势（78处省级、32处国家级、8处世界级）的岩溶景观单体或景观区,是全球高原岩溶景观的典型集中发育区和杰出范例,形成并表现出明显的类型、区域优势和特色;2）总体上,随着岩溶景观分布密度的依次降低,以及可溶性特征的减弱和景观区级别的降低,贵州、云南、四川三大岩溶片区以及各县域岩溶区、各类岩溶景观单体或景观区资源的优势性、聚集性、规模性及知名性依次降低,旅游扶贫潜力依次下降;3）观光体验和休闲度假,是乌蒙山区各岩溶区最适宜,且最具优势和开发潜力的旅游产品;4）乌蒙山区的区位特性、开发条件和市场潜力等则明显逊色于其他相似的岩溶地区。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观光休闲旅游、生态旅游、科学旅游、文化旅游、探险科考等5种乌蒙山区岩溶旅游扶贫模式,并从政府、基础设施、区域旅游发展、区域协作、发展理念等方面探讨了岩溶旅游扶贫的保障机制。     

贫困山区旅游扶贫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贫困山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为探寻旅游扶贫与生态环境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以贵州西部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六盘水市为研究对象,建立旅游扶贫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驱动机制框架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以熵权法求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六盘水市2003-2017年旅游扶贫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和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旅游扶贫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效率分别对旅游扶贫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贡献份额最大,六盘水市旅游扶贫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从“严重不协调”类型发展到“基本不协调-旅游扶贫滞后”类型,再发展到“基本协调-生态环境滞后”类型。在旅游扶贫高速发展驱动下,生态环境滞后问题已开始出现。因此,在以后制定旅游扶贫发展战略时应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促进旅游扶贫开发,实现二者高度协调发展。     

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旅游扶贫模式研究——以大理州巍山县为例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旅游扶贫对于改善民生,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是云南省贫困人口的主要集聚区,地理环境复杂,贫困问题严重,脆弱性突出,贫困具有长期性特征。本研究以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的典型代表巍山县为例,结合当地贫困农户和县、乡、村各级扶贫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对巍山县扶贫及旅游扶贫工作实践及成效进行研究,总结评价“巍山经验”,在综合分析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贫困问题特殊性的基础上,从“多元主体参与”和“产业融合”两方面来探讨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旅游扶贫问题,总结出了“乡村生态农业模式”、“旅游+特色小镇模式”、“O-RHB模式”以及“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模式”四种旅游扶贫模式,通过本研究以探索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旅游扶贫开发实践的有效路径,推动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     

我国扶贫政策演变及其实施效果

系统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扶贫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重点分析了１９９６年以来我国政府实施的以扶持贫困人口为主的开发式消除贫困战略所采取的各项扶贫措施及其实施效果。探讨了过去若干年中我国扶贫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区差异。对国家及某些贫困地区目前采取的脱贫政策与措施提出了一些分析性的评价。     

对扶贫指导思想的探索

从我国贫困的形成机制分析，要在短期内消灭贫困，提高扶贫的效率，必须在观念上实现三点转变：（１）变“输血型”救济为“造血型”扶贫，提高自力更生能力；（２）变不计算经济效果为计算经济效果的扶贫；（３）变担心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差距拉大为将发达地区繁荣视作贫困地区的“福音”。     

河南省科技扶贫战略研究

文章分析了科技注入扶贫工作显示出的极大功效,阐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沿用１０多年前的做法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及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科技应如何再度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对科技扶贫的新机制与措施进行了探讨。     

中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以2002-2012年中国115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非期望产出模型SBM-Undesirable测度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运用ESDA-GIS、趋势面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水平一般且呈下降趋势,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不同类型的城市差异明显;（2）2002-2012年,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冷、热点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热点区和冷点区范围缩小,可持续发展效率两极分化趋势减弱;（3）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与可持续发展效率显著负相关;产业结构呈对可持续发展效率具负向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政府规制、就业结构和科教水平对可持续发展效率具正向影响。     

产业扶贫视角下村域空间贫困陷阱识别与策略分析——以湘西保靖县为例

从产业扶贫视角出发,选择湖南省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保靖县为研究案例区,构建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和社会事业5个维度的村域的空间贫困陷阱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方法测度村域产业扶贫面临的空间贫困陷阱,利用核密度方法分析5个维度上空间贫困陷阱密集影响区域,并在此基础上绘制村域产业扶贫的综合空间贫困陷阱地图,提出对应的发展策略,为实现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精准帮扶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精准扶贫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地理学视角,运用省域尺度的相关资料和数据,从扶贫标准、扶贫方式、扶贫主体等方面,探寻中国精准扶贫存在的省域差异,并分析了区域自然环境条件、省域资源禀赋、经济社会条件等因素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在扶贫标准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扶贫标准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扶贫标准较低;在扶贫对象识别上,各省在结合自身精准扶贫实践的基础上实施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扶贫识别方法;扶贫方式方面,各省不同程度实施了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等;扶贫主体上,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和省内各级政府对行政区域的扶贫为中国各省域精准扶贫的主要形式。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中国旅游发展减贫效应研究

发展旅游业作为一种有效的减贫手段已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前急需科学评估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以便为制定切实可行的旅游扶贫政策提供借鉴。基于中国2000—2015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评价了各地区旅游发展水平,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1） 旅游发展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因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门槛效应。（2） 减贫效应存在“东—中—西”阶梯式递增的变化特征。（3） 随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具有逐步收敛的边际递减特征,其中旅游发展水平处于低区段时的减贫效应最大,中低区段的减贫效应次之,中高区段的减贫效应不显著,高区段的减贫效应进一步缩小,总体呈倒“J”型。基于此,提出了充分发挥旅游减贫效应的对策建议。     

国家级贫困县旅游发展与多维贫困的脱钩关系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

发展旅游业被认为是贫困地区缓解贫困的重要方式之一,为探讨国家级贫困县的旅游扶贫发展现状,本文基于Tapio脱钩模型,以西南地区136个国家级贫困县为例,对旅游发展分别与综合贫困以及、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不同维度贫困间的脱钩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 随着旅游的发展,西南地区贫困县的综合贫困状况得到改善,但改善程度表现出不稳定性并逐渐放缓;② 随着旅游发展,西南地区贫困县经济和社会福利贫困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医疗贫困得到较大改善,教育贫困基本未得到改变;③ 西南地区不同省份贫困县的旅游扶贫发展存在空间差异性,贵州贫困县表现最好。本研究对于深度了解旅游扶贫现状,进一步发挥旅游的多维扶贫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扶贫开发与城乡协调发展战略探讨

广西石漠化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的矛盾非常突出。2002年,广西农村贫困人口仍有95．6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人均消费支出差异分别为3.43和3．37倍,明显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因而是我国贫困人口集中、城乡差距问题突出的区域之一。在分析广西农村贫困化基本状况、发生成因基础上,梳理了近10多年来广西实施就地开发、对口帮扶、异地安置和小额信贷等主要的扶贫开发成功模式,进一步指出新形势下加快扶贫开发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以及促进农村扶贫开发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可行战略。     

相对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宁夏彭阳县为例

2020年是精准扶贫的收官之年,中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亟需科学评价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成效,通过补齐减贫短板,优化扶贫资源配置,实现区域精准化扶持。本研究在测度彭阳县多维贫困程度的基础上,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了精准扶贫的多维减贫效应,并分析了扶贫的困境。主要结论：① 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成效显著,农户多维贫困指标数量k减少了51.66%;② 各维度贫困指标剥夺程度均有降低,降低最明显的维度是生活、资产、住房和收入维度,教育和健康维度次之;③ 根据各维度减贫效应的差异找出减贫短板,分析了彭阳扶贫的困境。最后对如何摆脱减贫困境、推进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机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Village-leve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in China: Where and how

Village is an important implementation unit of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rural China, and identifying the poverty degree, poverty type and poverty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each poverty-stricken village is the precondition and guarantee of taking targeted measur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of China. To respond it, we construct a village-leve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ing model, and use indicator contribution degree indices and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to explore poverty factors, while adopting Least Square Error (LSE) model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model to identify the villages’ poverty types and poverty difference. The case study shows that: (1) Spatially, there is obvious territorial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and the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are concentrated in contiguous poverty-stricken areas. The areas with the highest VPI, in a descending order, are Gansu, Yunnan, Guizhou, Guangxi, Hunan, Qinghai, Sichuan, and Xinjiang. (2) The main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poverty of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in rural China include road construction, terrain type, frequency of natural disasters, per capita net income, labor force ratio, and cultural quality of labor force. The main causes of poverty include underdeveloped road construction conditions,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low level of income, and labor conditions. (3) Chinese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include six main subtypes, and most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are affected by multiple poverty-forming factors, reflected by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the three-factor dominant type, four-factor coordinative type, and five-factor combinative type. (4) There exist significant poverty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and the governments still need to carry ou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measur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research can not only draw a macro overall poverty-reduction outline of impoverished villages in China, but also depict the specific poverty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village, helping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t all levels to mobilize all kinds of anti-poverty resources.     

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研究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根本抓手,基于贫困地区发展历程、扶贫实践及成效梳理,提出了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的理论框架,对于指导贫困地区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果表明,对贫困户、贫困县、贫困片区的精准扶贫,能够显著改善乡村地区的生产、生产和生态条件,逐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乡村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振兴,能够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精准扶贫旨在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乡村振兴可以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是精准脱贫的有力保障。因此,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交汇期,应同步推进和实施两大战略,按照人?地?业?财的耦合协调状态,设定贫困地区精准脱贫量表,实现贫困地区乡村稳定与持续脱贫,设定县域乡村振兴率、村域居业协同度等指标,为乡村振兴成效评估提供定量考评依据。     

非特色型产业扶贫模式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探讨了产业扶贫参与主体及其影响因素的互动关系,阐释了产业扶贫促进乡村振兴的机理,在此基础上剖析了非特色型产业扶贫案例——德青源金鸡产业扶贫模式,总结了相关扶贫经验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结果表明:(1)产业扶贫通常涉及政府、企业、被帮扶农户、金融机构/投资管理平台、科研机构等多个参与主体,其发展模式受社会、经济、地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