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集聚经济指向的空间效应

集聚经济指向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特征,同时企业的选址决策通常受到集聚经济的空间效应影响。因此,尝试使用空间泊松模型探讨中国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集聚经济指向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但空间效应的作用要弱于本地效应。②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空间效应是不同的,前者存在溢出效应,后者则为阴影效应。③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正向影响尺度也存在差异,前者正向影响尺度较大,而后者正向影响仅限于本地。④ 集聚经济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效应存在行业差异,其强度存在正相关。     

中国汽车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2001-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汽车制造业企业有关数据,对近10 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布局进行描述,利用地理集中度指数和EG指数对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后,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对汽车制造业具有决定性和先导性影响。针对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特点,构建了基于地级以上城市为空间单元的新建企业区位选择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① 中国不存在类似欧美日等国家整车和零部件企业邻近的空间集中集聚现象;② 零部件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特点显著,不利于产业生产率和专业化水平提高;③ 在不考虑集聚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地方保护对新建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非常显著。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空间集聚程度越来越低。     

苏州市区信息通讯企业空间集聚与新企业选址

高科技产业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与区域竞争的关键,但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空间极不平衡,空间要素显著影响高科技企业区位选择及空间集聚。针对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省等大尺度单元,本文引入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探讨了1996-2006年间苏州市区不同空间尺度上信息通讯企业的时空集聚特征。研究发现:在0~6km的尺度上,信息通讯企业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并随着尺度的增加呈现出倒"U"型集聚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空间集聚的"热点地区"逐渐从老城区向外围推移,但是集聚峰区依然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及其外围的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同时,新企业的选址与原有企业的分布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运用计数模型的计量结果也表明企业集聚特征对新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同时起作用的还有地方政府政策影响下的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等因素。     

东京动漫产业空间集聚与企业区位选择研究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日本动漫作为通俗艺术、大众文化,已经突破了民族、国家和语言的障碍,为世界广泛接受.日本有"动漫王国"之称,东京因集中了日本78.8%的动漫企业被称为"动漫之都".东京动漫产业高度集中的地理现象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从日本动漫产业集聚的空间转移、内涵特征与组织结构,东京动漫产业集聚的空间优化以及动漫企业区位选择,试图论证东京动漫产业集聚具有历史性、地理接近性、民族文化根植性的特征.     

全球数据中心扩张的空间特征与区位选择

数字经济时代,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了复杂且深刻的影响,数据中心作为数据存储、分析、加工、应用的容器在全球数据价值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全球数字化发展的有力支撑。在此背景下,厘清全球数据中心多尺度扩张规律及区位选择影响机制,指导数据中心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形成合理布局意义显著。为此,融合空间统计、空间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对2005—2020年全球数据中心扩张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全球数据中心空间扩张态势明显,增长重心与经济重心同步系统性东移,全球尺度形成北美、西欧、东亚三大增长核心;城市尺度上,城市群、都市区是数据中心扩张的主要空间载体,形成北京、东京、上海等多个数据中心枢纽城市。(2)多尺度空间扩张主要表现为邻近扩张、点状生长和聚集增长3种模式,在全球和城市尺度上形成“核心—边缘”、多核心结构等多种空间形态。(3)数据中心空间扩张的区位选择受市场规模、要素供给、运营环境的共同影响,但由于测量方式和空间尺度因素导致在国别和城市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全球尺度受市场规模影响显著,要素供给和运营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阶段性特征;城市尺度受市场规模...     

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随着服务业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途径。以北京为典型案例地,将批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与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批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批发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五环以内,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规模主要集中在0~28 km范围内;② 从空间集聚强度看,集聚峰值出现的距离不断向外扩张,二环内集聚强度有所下降,并在外围形成了3个核心集聚区;③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土地价格、集聚效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批发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价格和集聚效益的影响最大,新企业在区位选择中都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④ 从不同类型批发企业来看,外资批发企业通过检验的影响因素较少,受已有该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且对交通区位条件、创新环境要求更高,但商业基准地价在外资企业区位选择中影响不显著。     

黄山市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全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旅游城市土地投资和开发日益强盛。以典型旅游城市黄山市为案例,以1870宗城市出让用地为样本,采用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其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商服、住宅、工业三类用地与用地总和的出让均属于凝聚型空间分布状态,分布均衡度均较低。② 城市东南部和区县城区是土地出让热点集中地区,城市外围地域是冷点集中地区。住宅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城市近郊、重要旅游区周围;工业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开发区、工业园区和重要交通沿线;商服用地热点区域主要集中于城市商业集聚区、大型公共设施和旅游景区周围、重要交通设施附近。③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呈点状集聚、线状网络并存,表现为“东南部分布密度较高、西北部分布密度较低”“中心城区密集、外围区县稀疏,县城密集、一般乡镇分散”“交通指向显著、呈带状分布”布局特征。④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涉及城镇化推动的城市内生型、自然环境优美的资源依托型、要素流动便利的交通指向型和集聚经济优势的开发区集中型四种选择模式。⑤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是自然条件、人口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城镇化建设、交通设施、旅游发展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政府、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相互作用与博弈的结果。地形对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的空间约束性和指向性显著;土地出让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匹配度;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对用地出让的规模和方向有重要影响;交通和旅游快速发展对于土地出让具有明显影响。     

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典型案例,以2016—2019年新疆资源型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估计、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条件Logit模型等方法,刻画了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分析了其在不同距离尺度上的集聚强度与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新疆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疆资源型企业总体表现为“一心两带”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呈现出由“乌市一心”向“南北双核”的演化趋势。（2）新疆资源型企业表现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集聚强度逐年提高,并由“单峰”结构向“双峰”结构发展。（3）资源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受到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区位经济发展程度、劳动力水平和水资源分布的影响最大。（4）对于不同类型和所有制的资源型企业,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对于理解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厘清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探明资源型企业空间分异的微观机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美国外资R&D的空间集聚特征

本文考察美国境内的715家外资R＆D机构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现象,发现美国的外资R＆D机构高度集中在三类地区;一是以硅谷和研究三角园区为代表的科技园区,二是纽约等经济中心城市,三是以底特律为代表的专业化工业城市。不同地区的外资R＆D机构的行业结构与当地的优势行业完全一致,如硅谷的外资R＆D机构主要是从事计算机技术的研发,底特律的外资R＆D全部是从事汽车工业或与之有关技术的研发,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的外资R&D机构所从事的行业则呈现与各城市优势行业一致的多样性。     

广州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会展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中心城市特定区域的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以广州市会展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点格局分析及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了1991-2001 年间广州市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广州会展企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呈现由“单中心集聚”到“多中心集聚”的演变;② 集聚与扩散并存,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没有因为空间范围的扩展而降低,而是在扩散中集聚-在向城市新区扩散的同时,老区的集聚在不断加强;③ 会展企业集聚区可分为展馆依托型和CBD依托型两种主要集聚类型,各集聚区的规模和强度具有明显差异;④ 影响会展企业集聚的因素包括会展服务设施、整体商务环境、外部经济性、政府行为和人力资源5 个方面。从包含的具体因素来看,大型展馆和交通条件对会展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地价和房租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空间分析方法在房地产市场研究中的应用--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北京市2003年普通住宅数据,利用空间分析中点模式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插值方法等,对北京市房地产,尤其是普通住宅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北京市房地产发展在空间上具有强烈的集聚特点,而房价的空间自相关特性也非常明显。空间分析方法提供了准确认识、评价和综合理解空间位置和空间相互作用的手段,为定量研究空间格局提供了支持。在房地产发展等社会经济现象研究中,空间分析方法强调了“位置”因素的重要性,是刻画房地产空间格局的理想工具。     

中国高铁开通地级市的房地产投资空间格局分析

近些年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促进了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针对中国高铁建设是否也会促使房地产业空间集聚的问题,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进行机理分析,采用2007—2017全国高铁列车班次数据,运用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我国高铁快速发展改变了房地产市场潜力和房地产投资空间格局,出现房地产投资向核心城市聚集与向中小城市溢出同时发生现象。本区域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促进产业、人口和房地产投资在本区域集聚;跨区域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则会促进产业、人口和房地产投资的空间流动。房地产业在大城市过度集聚将产生拥挤效应,迫使房地产投资由核心大城市向高铁沿线中小城市扩散;具有优势地方资源的中小城市,高铁开通会加速房地产投资向其空间溢出。     

武汉市快递自提点的空间格局与集聚模式研究

互联网经济时代的线上交易推动着线下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为解决快递“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快递自提点应运而生,成为地理学多维视角下新的研究关注点。论文基于武汉市13个市辖区的菜鸟驿站和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站点的POI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探析武汉市快递自提点的组织形式、区位选址、空间格局与集聚模式。结果表明：① 武汉市菜鸟驿站和邮政站点各自的依托方式和服务对象存在巨大差异,二者虽为竞争关系,却能达到优势互补;② 80%的快递自提点出现在距离社区出入口200 m以内的范围,菜鸟站点较邮政站点更邻近社区;③ 受城市人口分布、用地类型、居民购买力等因素的影响,快递自提点空间分布不均衡,沿“东北—西南”轴线呈对称分布并延伸,密度自内圈向外圈呈跳跃式递减;④ 快递自提点在城市中心城区集聚,形成“中心热点区”,在城市外围边缘地区离散,形成“边缘冷点区”,整体呈现“隔江‘2+3’五核集聚模式”,由菜鸟驿站的分布所主导;⑤ 快递自提点的分布与居民用地重合度高,但其数量在边缘居民区仍匮乏,其数量与各市辖区的面积和常住人口数量呈正相关。最后,论文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建议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都市自行车旅游慢行系统空间布局优化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自行车骑行是旅游者体验目的地城市的重要方式,规划建设高效合理的自行车旅游慢行系统已经成为众多旅游城市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以著名旅游城市杭州为对象,利用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和相关研究成果,从空间布局视角分析了杭州自行车旅游慢行系统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优化和完善自行车旅游慢行系统的对策。结果发现,目前杭州的自行车服务点与休闲旅游点的空间耦合度较低、与旅游流网络特征的协调性较差。最后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措施。     

ZG市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往关于作案地选择的研究,缺乏考虑不同属性群体间的空间差异。以中国ZG市为例,利用离散空间选择模型,基于不同年龄属性的视角,进行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及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并据此提出犯罪防控建议。研究发现：① 不同年龄的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即少年抢劫者趋向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和中小学密集区作案,而年轻的成年抢劫者仅趋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但成年抢劫者的作案地却偏向于客运站所在社区及其周边地区。② 年龄相关的活动节点、周围人口的监护作用和青少年人口比例是形成这种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对犯罪防控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① 在青少年抢劫者频繁作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调控网吧、酒吧等年龄相关活动节点的数量。② 在成年抢劫者作案密集的客运站及其周边社区,规划一定数量周围人口的持续存在,以发挥出更好的监护作用。③ 在青少年人口比例较高的社区,通过问题青少年的摸底调查,加强精准引导与帮扶。论文首次验证了不同年龄的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差异及成因,并在理论上弥补了犯罪者作案地选择缺乏细分人群的不足。     

中国房地产外资的区位选择及空间转移

2006 年以来,房地产业成为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主要行业之一。对这一时期中国35 个重点城市的房地产外资区位进行分析,发现房地产外资集中的地区仍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但同时表现出向长江沿岸地区及东北地区的核心城市等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面板Tobit 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内资企业的竞争是导致房地产外资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内资企业的竞争优势迫使房地产外资放弃利润率最高的最优区位,转而寻求利润率较低、而市场需求较大的次优区位。各重点城市间土地市场化程度差异的迅速缩小使得房地产外资能够自由选择区位,为房地产外资的这一空间转移策略提供了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