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交通模式的长春市公园绿地空间可达性研究

城市公园绿地资源空间配置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对城市规划建设和居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百度地图路径规划API及腾讯宜出行大数据,采用集成多种交通模式(步行、公交、驾车)的引力模型与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综合测度长春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的空间可达性及其供需匹配特征.研究发现:①长春市中心城区的公园绿地空间可达性随出行方式...     

北京城市老年贫困人口识别与空间分布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地区的老年贫困问题日渐突出。由于缺乏明确的界定和统一的标准,老年贫困人口识别的准确性不足,不同研究的结论存在很大分歧。特别是教育、健康、家庭和社会支持等因素与老年贫困的关联被忽视、贫困线的设定较为主观等问题,对厘定城市老年贫困的空间格局和制定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扰。本文通过北京市典型居住社区的实证研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基于老年人属性变量的因子分析构建了城市老年贫困的综合判别指标;然后通过贫困线的优化分析,估计不同类型居住社区的老年贫困比例;再以市域范围内的街道和中心城区周边的地区办事处为空间单元,对北京市城市老年贫困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为:① 资源、健康、独立性和性别是老年人属性差异的决定因子,其中资源因子得分综合反映了城市老年人的贫困程度。② 不同类型居住社区的城市老年贫困比例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居住社区的分布,测得北京城市老年人口的贫困比例为9.55%。③ 城市内部老年贫困的空间格局分析表明:城市老年贫困人口比例从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乡结合部地区到外围城区顺次增加;城市老年贫困人口密度则以外围城区与首都功能核心区最高,城市功能拓展区居中,城乡结合部地区最低。这些结果为进一步制定不同地区的老年贫困对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社区尺度的北京儿童服务设施可达性分析

儿童服务设施是建设儿童友好性城市的重要内容。基于北京城区社区人口数据及儿童服务设施数据,通过两步移动搜寻法,以社区为单元分析儿童服务设施可达性的空间格局及分布模式。结果显示,不同类别儿童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服务水平差异较大,在1000米阈值范围内小学的空间可达性水平优于幼儿园,3000米阈值范围内儿童诊所的空间可达性优于公园。受儿童人口和儿童服务设施分布的影响,小学、幼儿园、儿科门诊的可达性均呈现“中心高、边缘低”的分布格局,空间分布不均衡;公园分布则相对分散,其可达性呈现边缘区域优于中心区域分布特征。北京城区儿童服务设施可达性情况可分为五种类型区,类型区之间以同心圆的结构进行组合,局部体现出扇形的特征。据此提出针对不同区域儿童服务设施的改善策略。     

北京市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空间格局和特征

本文从设施数量、质量、空间分布和满意度4方面,构建设施服务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多指标综合评价法、GIS空间分析和三维模拟技术,探讨北京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差异特征。由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评价结果得出,不同类型设施服务水平空间差异显著,文化服务中心(文化站)服务水平最高,艺术馆最低。由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分区可知,54.96%的街道处于低水平。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其空间特征如下：设施服务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服务水平整体上呈现明显的“核心—外围”空间结构,沿核心到外围递减,并且核心区较高,西北部和南部地区偏低;服务水平空间分异趋势明显,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均呈倒“U”型趋势,并且东西方向相对于南北方向变化较为平缓,由西到东微弱上升;文化设施服务水平空间分布与人口空间分布相关性较弱;文化设施等级与服务水平基本相匹配,高等级设施占比较多的城区设施服务水平也较高。     

广州公园绿地的服务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以2007年广州10区GIS土地利用、公园绿地以及居委社区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从街道特征和公园服务水平两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评价广州公园绿地的服务特征.结果表明:公园绿地服务水平与城市发展历程、建设水平、街道功能等密切相关,在空间上呈”一心三轴多点”的特点.其服务特征的形成原因主要包括城市建设历史、城市规划思想、自然地理条件、功能定位、交通条件和城乡二元制度等方面.     

人口空间化下公共医疗服务水平匹配度评价——以广州市为例

对城市常住人口与公共服务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城市发展中一项重要任务。该文以广州市为研究区域,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对全市常住人口进行空间化处理;同时利用Huff改进模型,计算格网单元公共医疗资源分配份额;最后以这两类指标为变量,计算区域公共医疗服务水平匹配度。研究结果表明:1)人口空间化结果能弥补传统人口统计数据分辨率低的问题,能更细致地刻画广州区域内部人口分布特征;2)格网单元的公共医疗资源分配份额与广州市全域公共医疗设施核密度两者之间具有较高的耦合性,形成"一主片区,多核心"的空间分布格局;3)广州市公共医疗服务水平匹配度在局部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圈层现象,指数高值区域主体部分与广州市中心城区的范围基本吻合,以此为中心向外扩散,匹配度逐渐降低。     

城市POI火灾风险评估与消防设施布局优化研究——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

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以电子地图兴趣点(POI)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区域POI火灾风险评估,并引入区位配置模型(LA模型)的最小化设施点模型、最大化覆盖模型和最大化有容量限制的覆盖模型,对武汉市现有消防设施进行空间评估以及多重情境的空间优化布局调整。结果表明:(1)城市不同类型POI火灾风险存在较大差异;(2)现有条件下武汉市中心城市消防设施的服务缺口巨大;(3)在5 min消防队到达条件下,短期内亟待新建7座消防站,以保证超过90%的社区、居民点、商业网点、公共设施服务点等POI位置得到保护覆盖;(4)远期需要建设4座特勤消防站,39座一级普通消防站和29座二级普通消防站,其中新增45座消防站,改建27座,以保证武汉市中心城区97.24%的区域能够及时得到保护,同时需要完善武汉市的交通路网建设。     

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特征

基于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及栅格分析等方法,探讨广州市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及其可达性空间格局,并解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上呈现“中心城区密集、边缘区稀疏”的分布特征,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文化类集聚程度最高,康娱类呈单核集聚,自然类呈板块式集聚,专项类最接近随机分布。3）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交通指向性明显,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渐降,至从化区北部达到最低的特点。4）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整体可达性最高的是康娱类,可达性最低的是专项类。5）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格局在“资源-交通-人口-行政”体系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重庆市主城都市区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空间错位研究

基于县域尺度下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综合指数,利用泰尔指数、空间错位指数以及地理探测器,从匹配性角度探讨重庆市主城都市区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协调关系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2020年重庆市主城都市区人口老龄化系数与老年人口数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基本一致,呈现从中心城区到主城新区由内至外增加的圈层结构特征;2）2020年重庆市主城都市区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空间分布不均衡,中心城区形成养老服务资源配置评价高地,主城新区形成养老服务资源配置评价低值环;3）2020年重庆市主城都市区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资源配置存在空间错位现象,中心城区资源过剩与主城新区资源不足的矛盾突出;4）政府政策、居民收入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对养老服务资源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市场经济规模的扩大、家庭规模的缩小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动未能有效推动养老服务资源协调发展。     

特大城市医疗公共服务可达性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大城市通常是医疗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但普遍存在配置不均的问题。精准地衡量城市医疗公共服务的空间异质性、合理规划医疗公共空间,是实现城市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以上海市为例,运用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从乡镇（街道）尺度测算医疗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并结合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上海市医疗服务设施可达性的空间分异特征,探讨了影响上海市医疗服务资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上海市医疗公共服务可达性自中心城区向郊区逐渐递减;可达性高值区集中在外环线以内及其沿线地区,可达性低值区集中在远郊区。医疗资源呈现向心化集聚,满足了中心城区高密度的人口和体量庞大的老年人口就医需求;中心城区医疗服务资源配置相对均衡,可达性差异较小,而郊区医疗服务的可达性差异较大;上海市医疗服务可达性空间格局受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显著影响,上海市政府医疗财政支付对街道尺度的医疗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作用较小。在未来,在城市医疗卫生服务资源配置中注重人口集聚导向,建立医疗卫生人员双向流动的常态化机制是提升上海市医疗公共服务能力,优化城市医疗公共设施可达性的重要方向。     

中原城市群城市承载力评价研究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选取中原城市群中土地、水资源、交通和环境要素承栽力指标,建立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综合评价与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水资源承载力对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影响最大,而且是城市群发展中的短板要素;城市群供给指数低于需求指数;中原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力在五大城市群中处于中等水平;郑州和洛阳引领城市群发展的能力有限.针对上述问题,从城市发展速度、模式以及居民行为方式等方面提出提高承载力的政策建议.     

天山北坡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

天山北坡城市群是新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载体和节点。以新疆“十二五”规划中天山北坡经济带所覆盖的12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从人口、生态环境、资源、经济、公共服务、交通等6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运用改进的熵值法、变异系数等对2011-2013年天山北坡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天山北坡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力空间分异明显且呈固化趋势;资源和经济是造成各城市综合承载力差距的主要原因;生态环境与资源为承载力首要制约因素且二者均超载严重;城市群生态-生产-生活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整体有所改善,但情况依旧较差。     

城市新区与城市功能的关联耦合机制

基于城市新区与母城关系的复杂性特征,开展城市新区与母城功能之间关联理念、关联互动和关联要素的定性分析。从适配理念入手,在母城功能外溢和新区功能承接的基础上,针对居住型、产业型和综合型3种不同类型的新区,从居住、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3个业态类型进行关联耦合。坚持适配理念可以使城市新区功能的能性、能级和能位与城市整体功能相适应,有助于城市新区与母城功能之间关联耦合,保障城市健康发展。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发展质量比较研究

从城市发展指数和城市协调发展度两个方面,运用多元统计等方法,考察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中主要城市的城市发展质量,根据分析结果,对城市发展质量进行总体分析,并对城市进行分类研究.武汉城市圈城市发展指数平均值为50.48,城市系统协调度为0.31.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发展指数平均值为72.15,城市系统协调度为0.8.表明长株潭城市群整体发展质量要高于武汉城市圈,其中长沙、武汉、黄冈、湘潭城市发展质量较好,属于高发展水平高协调发展度类型.     

城市地图集数字化生产特点--以《河南省城市地图集》编制为例

结合《河南省城市地图集》的编制,在ＭＡＰＧＩＳ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基础上,建立了数字化地图集的编制流程,并通过《河南省城市地图集》的编制实践,分析总结了数字化地图集的基本特点。     

城市边缘区的绿色城市设计理念与方法

城市边缘区作为一个特殊区域,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呈现着城乡复合、动态多变的发展特征.由于多方面原因.城市边缘区在社会环境和自然空间环境方面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要使城市边缘区和谐、健康发展,在规划建设中,必须遵循绿色城市设计的理念与原则,运用基于城市边缘区特征的、结合自然生态环境的城市设计方法,构建人性化的居住和公共空间,创造城市与农村多功能相互协调、多种价值体系综合优化的空间环境.     

哈长城市群城市韧性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动态模拟研究

哈长城市群作为引领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其城市韧性的提升对提高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强韧性及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以2010—2018年哈长城市群11个地级市为例,基于“生态?经济?社会?工程”的评估框架构建城市韧性评价体系。采用熵权?TOPSIS评价模型对哈长城市群城市韧性进行综合测度,并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BP神经网络模型等方法探讨其时空格局演变规律及动态模拟。结果表明：① 哈长城市群城市韧性整体水平较低;较高、高度韧性主要分布在核心地区,呈“点状零散”分布,低度、较低韧性主要分布在外围地区,呈“边缘广泛分布”的空间格局。② 从其演化趋势类型特征看,2010—2018年,呈发散趋势的城市多于呈收敛趋势的城市,表明城市韧性在演化过程中空间差异呈逐渐增大趋势。③ 经济恢复力、工资收入、金融资本、公共资源保障、教育水平、交通设施水平等是影响哈长城市群城市韧性的主要因素。④ 在动态模拟方面,2020—2030年,城市韧性发展较缓慢,韧性等级逐渐降低,且以一级韧性和二级韧性为主,韧性等级较高的城市所占比重较少。在未来发展趋势上,城市韧性时空差异明显,东西方向上呈现“东高西低”态势,在南北方向上呈“倒U型”式分布,表明哈长城市群内部核心城市韧性高点突出,多数外围城市韧性偏低。     

Digitizing the Dragon Head,Geo-Coding the Urban Landscape: GI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Urban Governance

Whil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been one of the major user groups of GIS, there is still little research on how GIS development in local government might be intertwined with urban governance, particularly in non-Western contexts. Drawing upon insights from GIS implementation, critical GIS, and governmentality studies, this article seeks to bridge this gap by examining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urban government GIS practices amidst China's changing urban governance. Through an in-depth case study of Shenzhen,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urban GIS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a practice involving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workflow automation, into a more active dimens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urban spaces—reflected in the expanding practice of “geo-coding” the urban landscape. “Geo-coding” here refers to a broadly defined spatial practice of carving and reconstructing a rational urban space. GIS practices have constituted a particular form of geographic rationality that seeks to govern at a distance while simultaneously regulating the urban environment, intersecting with the broader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s urban governance. These GIS developments have been largely government-centric rather than citizen-centric, yet they provide possibilities for new forms of spatial knowledge production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