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不透水面—人口关联的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密度时空分异规律与特征

城市人口数据是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基础数据,高分辨率的空间化城市人口数据则对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分析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通过多源遥感技术提取空间分辨率为30 m的粤港澳大湾区2007-2015年间城市不透水面的变化,再利用Dasymetric映射方法得到30 m分辨率的网格化人口密度分布,从而分析大湾区2007-2015年间城市人口的时间和空间变化。通过Google Earth时间序列高分辨率影像采集的样本验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不透水面提取精度均在80%以上;通过统计年鉴中县级人口统计数据,分析大湾区网格化城市人口与统计数据之间的一致性,得到决定系数R²总体在0.7以上。研究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人口具有特殊的时间和空间分异规律和特征：①大湾区内除了香港和澳门人口分布较稳定,其他城市人口都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扩张,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的人口扩张最为明显;②大湾区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多尺度和多中心特征。总体上,大湾区人口集中在以珠江口为中心的城市群核心区内,离核心区较远的肇庆、江门、惠州人口较为稀疏,城市化程度相对较低,是支撑大湾区经济社会继续深入发展的重要区域。在核心区内,城市人口的分布则在城市尺度和城市群尺度上都体现了多中心分布特征,香港和广州都有多个城市中心,而香港、澳门、深圳、广州则是整个大湾区的4个中心。地理位置上4个中心分布在大湾区的不同地方,可以带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全面发展。研究结果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分析与规划提供决策支持。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产业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及其多样性特征

以粤港澳大湾区点尺度的发明专利空间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战略性产业与专利IPC分类号之间的联系,提取了大湾区6类主要行业的发明专利,利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尾值检验、熵值法和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多类型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差异。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区域尺度形成了广州与深圳2个集聚核心,珠江东西两岸在创新能力上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多样性的区位主要分布在大湾区核心城市的核心区;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绿色石化3类产业的创新占大湾区整体的51.67%,不同技术类型的创新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的核心区,其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空间集聚度最高。     

MODIS与Landsat 8地表温度融合拼接——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基于时空影像融合模型(STI-FM),提出大区域多源LST(Land Surface Temperature,LST)影像融合拼接模型(Multi-source Image Fusion Stitching Model,MI-FSM),消除时间不同、天气差异的影响,生成覆盖大湾区的中高分辨率地表温度数据。首先,应用STI-FM融合MODISLST与Landsat LST,将不同时相的多幅LandsatLST合成为具有统一特定时相的LST影像。然后,对合成的LST影像进行镶嵌处理,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多幅Landsat 8 LST图像的拼接。为了验证STI-FM在研究区的适用性,选取研究区中心“夏-夏、冬-夏”2组Landsat 8 LST图像,将合成的Landsat LST与验证数据进行对比与评价,结果表明:STI-FM在研究区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对精度进行评价,验证模型的可靠性,结果表明:不同时相MODISLST图像间拟合程度较高,其回归分析的确定系数(M)均在0.6-0.9之间,RMSE均<1.5;最后对整体以及局部细节的目视分析表明:融合拼接的成果较为理想。     

粤港澳大湾区治理框架比较研究：基于制度环境视角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湾区治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构建包括权力结构、法律结构和社会资本结构3个维度的湾区治理制度环境比较研究框架,运用文本/桌面分析法,系统总结了大湾区与旧金山和东京湾区的治理框架,比较分析了3个湾区治理的制度环境;研究认为,湾区治理的模式特征及其效果与由权力结构、法律结构和社会资本结构构成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权力结构影响着治理的灵活弹性,粤港澳大湾区权力结构呈现非对称和碎片化特征,总体较为封闭集中,导致治理模式单一,始终以政府为主导;法律结构影响着治理的交易成本,粤港澳大湾区尚未形成统一高效的法律体系结构,导致治理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较高;社会资本结构影响着治理的多元参与和湾区凝聚力,粤港澳大湾区正向社会资本相对薄弱,多元参与治理不足,湾区自下而上的凝聚力不强。最后建议大湾区治理宜从权力、法律和社会资本结构入手,探索三地各自优势下的制度空间灵活重构;在制度环境建设中,引导非政府主体稳定有序参与治理,以提升大湾区凝聚力;在保证中央和省政府的权威方针基础上,适时探索大湾区地方政府的放权自治。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模式与区域响应

全球化时代人口、产业、能源、贸易等关键生产要素跨区域快速流动,人地关系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孤立化走向网络化,地理尺度被充分放大,标志着人地关系从区域性向全球性转变。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其人地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亟需重新认识和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配置与区域响应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和区域尺度合理配置人地关系核心要素,建设世界一流湾区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在把握新时代人地关系的全球性转变基础上,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研究进行了展望：① 从理论上探讨世界一流湾区人地关系从区域性转向全球性的一般模式和规律;②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配置过程及其驱动因素变化;③ 剖析全球模式下湾区内部的区域响应差异与区域协同机制;④ 探索“创新-产业-环境”关键系统全球模式的重构路径;⑤ 提出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优化与调控路径。     

政策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关联分析与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优化

文章收集了428份由公共部门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根据政策主体拓扑关系测度城市间的大湾区协同政策供给强度,绘制基于协同发展政策关系的大湾区空间联系格局,结果发现：1）单向惠港惠澳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主要的政策供给方向;2）政策供给高度集中于公共服务与产业领域;3）区县及以下层级和地方专业部门尚未充分进入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网络;4）港、澳、广、深四大中心城市与大湾区其他主体间的政策关系与空间联系方式各异;5）大湾区城市间的政策联系在都市圈尺度内互动频密,跨都市圈政策联系相对松散。最后,提出以下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可进一步加强邻域城市、邻域区县、专业部门间以及广深2个中心城市之间的双向政策联动,统筹对港、对澳政策,使得政策供给进一步适应大湾区的治理结构。     

政治地理视野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思考

2013年9、10月,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力图建立多边参与的、健康的全球经济合作机制,以打破美国主导的霸权式的全球经济架构,因而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新的区域概念提出,具有强烈的政治地理内涵。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实用学科的发展思维,而应置于较为宏观的政治地理视野中进行讨论。基于现代政治地理学对尺度政治、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等话题的关注,本文从3个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行阐释和思考：①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本身是一种尺度提升的空间管治思维。面对湾区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多尺度、多元的城市(区域)竞合现状,设计通过尺度转换的方式处理和应对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非常有效;②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讲,粤港澳大湾区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挑战。运用恰当的文化策略解决(尤其是来自香港的)认同危机对于凝聚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向心力意义重大;③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讲,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置于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诉求以及经济发展本身对权力运作的反作用等地缘经济框架下进行审视非常重要。     

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时空演化格局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作为世界四大湾区城市群之一,在国家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基于多源数据,利用重心迁移模型、扩张演化模型及改进的引力模型探究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演化。结果表明：①在城市演化类型上,澳门、肇庆呈单向型演化,佛山、中山、珠海、惠州、香港呈双向型演化,广州、江门、东莞、深圳呈发散型演化;2008～2017年城市群整体的扩张速度与强度低于1998～2008年。②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城市质量、关联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和不平衡性,城市质量与经济发展程度、城市空间呈正相关关系,城市质量高的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联度高;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社会经济区位度存在明显“断层”,缺乏合理的梯度等级,并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异且部分城市的区位度演化显著。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网络结构与分工研究

在城市群创新网络视角下,采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相关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地理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水平及城市创新分工。研究结果表明,从创新分工来看,创新研发集中于珠三角9市,创新转化集中于香港和澳门。进一步分析创新研发合作情况,深圳以企业应用型创新为主,广州以基础创新为主,二者处于湾区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带动了交互创新的4个城市子群,并在空间上形成创新分工三大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创新集群式发展格局,为湾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空间集聚与区域发展效应

为探究科技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区域发展效应,论文以粤港澳大湾区688个科技基础设施为研究对象,以56个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平均最近邻距离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空间集聚性与空间差异格局。基于地理探测器从经济水平、居住收入、住房价格、人口学历结构4个方面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区域发展效应。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呈现高度的空间集聚性分布,主要集中在广州核心区、深圳南山区和香港南部地区,在县区尺度上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和空间极化现象;②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分布对人口学历结构、经济水平、住房价格的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显示出区域发展效应;③ 不同性质科技基础设施的区域发展效应有所差别,基础研究类科技基础设施对人口学历结构的影响强度最高,应用类科技基础设施对经济水平的影响最为明显。该研究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的学术研究提供案例补充,也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和优化配置提供决策支撑,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Multidimensional visualisation of degrees of relevance of geographic data

The ever‐increasing number of spatial data sets accessible through spatial data clearinghouses continues to mak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spatial data discovery major challenges. Such challenges have been addressed in the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through ranking of data according to inferred degrees of relevance. Spatial data, however, present an additional challenge as they are characteristically made up of geometry, attribute and, optionally, temporal components. As these components are mutually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y be ranked independently of one another.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independent ranking of these three components of spatial data suggests that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ranking process require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currently used textual ranked lists: visualisation of relevance in a three‐dimensional visualisation environment. To illustrate the possible application of such an approach, a prototype browser is presented.     

哈尔滨市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分析

可持续发展评判的指标体系是对可持续发展进行科学评判和决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5个方面构建了由35个指标构成的哈尔滨市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对其1995～2004年的可持续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哈尔滨市从1995～2004年经济发展一直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社会、人口、环境和资源子系统呈现比较波动的趋势.2000年后,逐渐进入环境质量提高、资源消耗量下降的时期,环境污染、资源消耗与发展的综合指数越来越低,发展趋势也渐好,说明哈尔滨市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不断提高.     

西藏公路沿线河流丁坝局部冲刷深度计算

分析了丁坝局部冲刷的过程和特征。以量纲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国内外公开发表的试验资料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建立了不漫水丁坝清水冲刷的局部最大冲刷深度的计算公式。公式考虑了水深、流速、坝长、丁坝与水流夹角、坝头边坡、泥沙不均匀性等对冲深有影响的因素。其中，对于泥沙的非均匀性，传统方法很少考虑，一般是将均匀沙、非均匀沙的资料一起来分析，在此对其进行了定量的讨论。最终通过西藏地区公路沿线河流丁坝冲刷的实测数据对理论公式检验，发现计算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其公式可应用于西藏干线公路沿河路基防护工程丁坝局部冲刷深度计算。     

基于尺度效应的城市化水平指标修正

城市化率在表征城市化水平时受到历时性因素和空间性差异的局限和扭曲;前者表现在城市化率难以衡量城市化发展后期阶段的差异和国内不同时期的城市化政策对城市化率的系统性冲击,后者主要表现在地域分异下的个体效应和规模影响下的尺度效应.针对尺度效应,本文运用反演方法和地图方法,论证了城市化率在表征城市化水平时所受到尺度的两种影响;...     

新丝绸之路形成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城市群发展研究（英文）

在伟大丝绸之路复兴的新历史阶段背景下,结合全球和区域市场一体化,文章分析了城市群这一最为重要增长极形成的关键因素和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区域空间组织问题。在欧亚地缘战略中哈萨克斯坦具有横贯中西的区位优势,文章综合评估了哈萨克斯坦城市群发展的可能方向、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及其影响范围。研究表明,哈萨克斯坦当前的城市化过程具有多维特征,城市群地区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明显上升,城市的集聚形式预示着定居形式的成熟,并塑造着特有的社会经济空间,如区域核心、对外经济联系的节点、内部基础设施最重要的连接点等。城市群将扮演区域一体化的特殊平台,以城市群为基础,哈萨克斯坦将在新丝绸之路建设中恢复其重要历史地位,它将成为中亚地区贸易、交通、商业与金融、科技创新和旅游的枢纽,以及链接欧亚的桥梁。     

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migra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SR

"The authors...discuss--on the basis of census statistics and poll results--the three basic trends of Soviet migrational processes (movement to the eastern and northern regions of new development from the country's densely settled regions, mainly central European Russia; constant and sizable rural-to-urban movement; and heavy movement into the country's largest cities and republic and oblast centers), as well as the three main migrational problems (stabilization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of central European Russia; acclimatization of new settlers in the eastern regions; and activization of the native inhabitants of Central Asia)."     

论沙粒两种起动关系与沙粒跃移的双重性

研究沙粒两种起动关系是深入认识沙粒两种起动效能的继续和发展。文章分析了沙粒两种起动的不同性质，首次把流体起动界定为风蚀性起动，把跃移质冲击起动界定为置换性起动。认为流体起动具有主动分异性，而冲击起动只有随机分异性。根据这些特性对沙粒两种起动效能和沙粒连续移动提出了新义。认为沙粒跃移具有双重性，跃移质有其冲击地表的一面，也有其大量耗能的一面。沙粒两种起动具有兴衰与共的不可分割关系。地表风蚀是沙粒两种起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结果；而地表堆积有时是跃移质耗能过多引起两种起动互相制约的结果。通过多方论证，将沙粒两种起动效能之由传统的19：1，初步改为4：1乃至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