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体系及方法研究——以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为例

历史文化村镇是我国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遴选了15项指标构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在对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状况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首批名镇(村)的保护状况进行分析评价,证明了环境风貌、建筑古迹、民俗文化、街巷空间和价值影响是决定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状况的主要因素。最后,运用聚类分析法按照保护状况将首批名镇(村)划分为4种类型并做出相应评价。     

岭南历史名镇源流、类型及其开发利用

根据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指出岭南历史名镇渊源久远,早期随军事和政区建置而兴起,主要是宋代随商品经济发展而较多地出现,成为城乡物质交流中心,明清达到鼎盛时期,近代则大量出现,同为聚落和工商产业所在.岭南历史名镇按其功能大致可分为交通、产业、市场、名人、艺术文化等类型,具有选址科学、布局合理、建筑风格独特、生态良好和美学价值高等特点,应在保护前提下,积极开发利用,为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服务.     

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信贷作为经济发展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备受专家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很多专家学者发现社会资本对信贷行为有重要的影响。通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张掖市农户为例,基于入户调查资料,运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不同民族农户的社会资本,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信贷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1)甘南藏族自治州社会资本总得分最低为0.91,临夏回族自治州社会资本总得分为1.20,张掖社会资本总得分最高为1.26;(2)从社会资本的每个维度来看,信任、网络和规范与信贷行为发生率呈正相关关系;(3)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户信贷行为发生率也有促进作用,但自然资本对农户信贷行为发生率有约束作用。     

淘宝镇的发展特征与形成机制解析——基于广州新塘镇的实证研究

以广州新塘镇为案例,运用"淘宝"从业者及电子商务运营调查的第一手数据,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梳理新塘镇的发展阶段与特征,揭示淘宝镇形成的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研究表明:2014~2015年,全国"淘宝镇"数量大幅增长,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淘宝村是淘宝镇的形成基础,新塘镇下属的9个淘宝村,根据成因可分为依托专业街区型、依托专业市场型、依托产业园区3种类型。新塘淘宝镇以牛仔服装制造为主导产业,其发展经历了"产业萌芽-产业化-制造专业镇-淘宝镇"4个发展阶段,淘宝镇的形成是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社会网络以及政府引导等多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甘肃省的调查数据

社会资本作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当前急需辨明社会资本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依次寻求改善生活质量的对策措施。基于甘肃省66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以非正式网络、正式网络、普遍信任、制度信任、规范为指标测度社会资本,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社会资本差异有助于解释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差异。(2)社会资本指数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非正式网络维度、普遍信任维度、制度信任维度与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而正式网络维度与规范维度虽均与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但在统计上均不显著。(3)收入、相对生活水平、抗风险能力均与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4)提出了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对策及进一步需要关注的问题。     

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与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备受关注。本文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及临夏回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资料,以信任、网络及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测算指标,测算了农户的社会资本指数,并对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汉族地区社会资本指数高于少数民族地区;（2）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普遍信任、社会参与、嵌入网络中的资源及互惠规范对农户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增加农户社会资本、提高农户收入的措施,以期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社会资本是否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来自中国城市的微观数据

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转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从正式制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进入退出、空间分布和产业转移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地方社会资本如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污染型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及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从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三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尺度社会资本,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退出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② 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规范因素,对污染型企业生存构成了外部非正式环境压力;但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并没有直接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③ 社会资本在强环境规制地区中的交互作用显著,能够形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好互动。本研究从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理解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机制,不仅是对正式制度层面环境规制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对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外部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黄土高原农户生活满意度研究——以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为例

基于外部社会资本视角,选取黄土高原典型农区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探讨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及生活满意度差异,重点讨论社会资本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地四种类型农户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表现出多种生计方式并存的农户类型高于单一生计方式为主的农户。（2）当地农户生活满意度水平整体较低。（3）农户社会资本存量对生活满意度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共同愿景均是影响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社会因素;此外,影响不同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首要社会资本因子各不相同,分别为社会互动（纯农型）、社会网络（农兼型）、信任（兼农型、非农型）。     

通勤时间、社区活动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基于北京26个社区的调查研究

城市扩张和郊区化显著增加居民的通勤时间,减少居民在社区内及周边开展的日常活动,进而可能对居民的社区社会资本产生消极影响。基于2017年北京市26个社区居民的社区融合与活动日志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通勤时间、社区活动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控制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和社区区位后,长时间通勤会减少居民在社区及周边1 000 m范围内开展的活动,并进一步对社区社交网络结构、社会信任和共同价值等社区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社区活动中社交娱乐活动的中介效应显著,而个人和家庭事务活动中介效应不显著。最后,证实了促进职住平衡、减少职住分离的规划政策对于增加居民社区活动及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意义。     

高速公路道口地区镇域体系形成演化研究——以杭州市瓜沥镇为例

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以高速公路道口地区为视角,通过对道口地区镇域体系形成的动力系统的分析,揭示了道口地区镇域体系演化的不同阶段,并以杭州市瓜沥镇为例进行了案例研究,认为高速公路道口地区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获得了先发优势,同时,受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的双重影响,道口地区的镇域体系的发展演变将经历雏形期、发展期和成熟期3个时期,并且整个镇域体系将实现从"低水平均衡—不平衡—高水平均衡"的周期性的反复演变。     

苏州老城区衰退邻里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经历了巨大转型,居住分异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在特定人群和空间集聚,老城衰退邻里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苏州老城区6个典型社区的调查,发现老城区居民居住满意度存在环境类型、空间类型、更新类型和人群分异。居住满意度主要受住房条件、社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影响,其中城市历史社会空间结构奠定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总体格局,具体设施条件受建成时间、维护水平、人口密度和更新机会的影响;城市更新、原住民比例下降和外来人口迁入导致的人口置换过程破坏了原本良好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居住满意度,减少了脱贫机会。从微观社区尺度研究老城衰退邻里的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不仅能加深对新城市贫困现象的理解,也有利于未来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更新规划和扶贫策略。     

苏州城郊村镇分布特征

苏州市郊区村镇密布,基本上呈一里一村。在近20年的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带动下,村镇面积也逐步扩大,但众多村镇的空间分布格局一直未变。在苏州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以及保护耕地,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要求下,村镇的传统分布格局必须有所调整,否则会影响小康目标以及可持续发展在整个地区的顺利实现。为此,利用遥感和GIS技术提取了苏州城郊390个村镇的空间分布特征参数,主要包括村镇面积、面积等级、密度以及村镇之间距离。通过对这些参数的统计分析,探讨了本区村镇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基本表现规律,分析了进行苏州郊区村镇布局调整的可能性与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进行村镇布局调整的决策方法,从地理科学角度为苏州地区耕地保护和城乡统筹科学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研究

在实地调查苏州周庄古镇和云南丽江古城主要街道沿街铺面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丽江古城的商业状况,以及丽江古城与周庄的商业状况,运用城市地租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对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进行动态的分析,结论是在缺乏外来预见性的干预下,旅游商业化出现在历史城镇中不可避免。通过同里的案例,表明在历史城镇的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的干预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政府的前瞻性措施能够控制旅游商业化。     

城镇化进程中历史街区的空间重构与文化实践——广州永庆坊案例

在新时代的城镇建设中,中国倡导发展具有历史记忆和文化脉络的新型城镇。历史街区是地方历史文化得以延续的载体,其更新改造是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论文以空间生产理论作为理论框架,对广州永庆坊空间重构过程和主体文化实践进行剖析。研究发现：文化是永庆坊改造得以推进的关键因素,其文化价值得到官方认可后,开始在文化保护的框架下开展了更新改造工作。更新改造后的永庆坊由原来的居住空间转变为文化消费空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杂糅对外来游客文化体验满意度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在永庆坊的更新改造案例中,文化作为重要能动力量参与历史街区多主体的空间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空间生产的文化维度。从实践层面上看,这一案例对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参考意义,在城镇化建设中应构建具有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新型城镇。     

旅游对古镇地方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周庄的多案例考察

综合运用倾听、照相、参与式观察、访谈、笔记等多种调研方法,选择能代表周庄旅游发展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游憩场所,收集田野调查数据,游客、居民、旅游从业者、旅游管理者的访谈数据,分析周庄古镇地方性多样化建构的过程。研究发现资本权力是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是地方性形成的物质基础;文化知识影响社会空间的氛围,通过对社会秩序和关系的再生产影响地方性,文化中的艺术扮演了营造氛围的重要角色,间接培育地方性;民俗生活属于社会文化层面的软实力,发自内心的民俗活动促进了睦邻友好和相互交流,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对权力和资本规训进行诗意的抵制,增加了地方的日常生活性。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心镇空间联系测度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25个中心镇为例

根据中心镇之间经济社会要素空间流动特征,对引力模型和断裂点公式进行改进与整合,形成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心镇空间联系测度方法体系,并将其应用于金华市25个中心镇空间联系强度和空间引力范围的定量测度。结果显示：① 金华市中心镇空间联系强度呈现出明显的组团化空间格局,中心镇发展可进行“两轴线、四组团”的空间整合;② 市域中心镇空间联系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规律,需采取差别化的措施促进中心镇协同发展;③ 金华市中心镇空间引力范围差异较大,中部中心镇组团空间引力范围最大,东南部、西部组团次之,北部组团最小;④ 中心镇与断裂点之间的距离关系,可作为判断中心镇组团内核心中心镇及关键节点中心镇的重要依据。     

成都平原传统场镇与林盘居民点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成都郫县为例

基于近现代地图与相关地理信息,结合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通过GIS空间分析、核密度估算、欧氏距离、基尼系数等方法,以传统林盘聚落的核心区成都郫县为例,定量揭示了1947、1970、1985、2000与2018年郫县林盘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场镇分布关系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不同时期林盘居民点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在改革开放前,林盘居民点的分布极易受到政治经济中心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其具有均质化快速发展的特点,但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林盘居民点的散居特征,其聚集程度明显增高。林盘居民点高密度区始终具有围绕传统场镇及城镇建成区分布的特点。2）传统场镇的市场半径大致为3 km,交通条件是其选址的首要因素,民国时期场镇选址主要受水路交通影响,建国后水路交通为场镇带来的交通便利逐渐被陆路交通所取代。3）传统场镇的分布会随着林盘居民的自组织行为与相关政策的调控而不断趋于均衡状态,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场镇由乡村市场驱动的自由放任式发展转变为地方政府驱动下的固定场所。4）林盘居民点具有沿河流水系分布的特点;传统时期林盘居民点与主要道路之间的关联性较低,但当前其具有沿道路分布的特点。     

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及影响初探

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形式,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虽然原住民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但也确有一些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较多展现了村民在旅游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及影响,但这是否就更有利于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呢？本文主要借鉴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结合对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古村的实地调研,初步探究了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特点及可能影响。研究表明,社区参与模式之所以较多体现村民的主导作用,往往是因为外部资本和地方政府的介入较少,这虽然有助于保障参与旅游开发的部分村民的利益,但也容易陷入投资不足、低水平开发的困境,而且受限于村民的文化素质和利益短视倾向,传统村落旅游会遭遇更明显的经济利益与文化保护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复杂矛盾,不利于旅游开发的质量和效率提升。这就是说,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未必能有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乡村振兴,地方政府的科学指导和外部人才、资本、技术等的引入,可能有助于克服由此带来的急功近利倾向。     

Finnskogene I Norge

Recently, increased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importance of everyday landscapes in the Western world, and a stronger political will to involve local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 processes has emerged.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tical will to engage the Norwegian public in local heritage planning and whether or not this new role can have a mobilising effect on heritage protection. In Norway,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rs have established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valuable heritage assets in cultural historic landscapes. As increased responsibility for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is given to municipalities, more municipalities are making their own heritage plans to improve local heritage management.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in everyday landscapes is taking place, how heritage plans are developed, how local knowledge is involved, and what assets local residents appreciate in their environment, based on an in-depth study of two medium-sized Norwegian regional tow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cal stakeholders were often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planning processes, but that their contributions were largely kept out of official plans at the final stage. Further,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memories and personal histories related to heritage appreciations are important elements in building identity, both at a personal level and at a local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