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嵌入对在华外资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

外资企业通过直接出口和间接溢出效应对中国出口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外资企业知识溢出研究其对本地出口和创新等方面的促进作用,较少关注外资企业自身的贸易活动.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在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搭建本地、目的国(地区)和本地-目的国(地区)联系三维度框架,重点关注外资企业地方嵌...     

外资企业出口溢出与内资企业的出口市场开拓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本土企业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用中国海关统计的2001-2011年间企业层面的出口信息,构建城市—产品—出口目的地尺度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条件逻辑模型方法,探究中国外资企业出口对内资企业出口决策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出口活动对内资企业出口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还考虑了出口目的地和出口地区的异质性,并发现当出口目的地与中国存在较大的经济、地理、政治或制度距离时,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更显著;中国中西部城市的外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比东部城市更为突出。检验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出口活动在内资企业开拓国外新市场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市场转向与产业升级路径分析——以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型家具产业为例

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出现了由以出口为主转向出口和内销并进的发展趋势。然而现有文献较少关注市场转向对制造业企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型家具产业为例,通过以深度访谈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在出口转内销过程中的产业升级路径。结果显示：在与中国国内市场进行战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过程中,家具制造业企业分别通过网络式、企业内部协调式及市场型方式嵌入国内市场导向型的生产网络,并呈现出产业升级（upgrading）和降级（downgrading）等多元化路径。中国市场为家具制造业企业提供了产业升级特别是功能升级的机会,但小部分制造业企业也经历着产品降级的过程。研究市场转向中的产业升级对理解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的崛起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对理解在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出口导向型加工制造业转型具有实践意义。     

外资效应、经济复杂度与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

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能力提升和出口市场拓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6年中国地级市出口数据,分析中国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格局,研究外资效应对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和出口额增长的影响,并依据经济和技术复杂度检验外资效应的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描述性分析发现：① 内资企业出口在国内呈多级连片格局,逐渐向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拓展。② 处于低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更倾向于拓展新出口市场,处于高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则倾向于提升出口额。计量模型结果表明：① 外资企业推动了内资企业出口额增长,但抑制了其进入新出口市场,分别表现出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② 从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来看,外资企业仅在高复杂度城市/产业阻碍了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表现出竞争效应;而在低复杂度城市/产业则表现为溢出效应。③ 相较于低经济复杂度城市,高经济复杂度城市的内资企业受到的竞争和溢出效应均更强。     

区位通达性与在京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

利用北京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以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采用泊松回归模型探讨了在京外资企业的城市内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涵盖了2001年全部的在京外资企业,模型估计中有效样本240个。外资企业具有显著的向中心城区集聚的分布态势,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外资企业更为集中。分析结果表明,区位的通达性和城市结构对在京外资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接近高速公路、高等院校、外国使馆以及工业园区等对外资企业具有显著吸引作用,离城市中心、火车站和机场距离过远则不利于吸引各类外资企业。研究也发现,制造业外资企业和服务业外资企业以及投资来源地不同的外资企业,在进行城市内部区位选择时存在显著的差异。     

贸易距离与“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基于贸易方式和所有权的分析

在中国的出口部门中,低生产率企业的自发出口行为与异质企业贸易理论不符。以贸易距离作为企业出口成本的代理变量,将所有权结构和贸易方式引入标准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研究该"悖论"。大量"纯出口企业"是造成该悖论的主要原因,该类企业贸易距离低于一般出口企业,且大量存在于加工贸易部门和外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通常只负责产品的生产、加工或组装,存在事前的销售渠道,而外资企业同样存在事前的销售经历,即这2类企业的出口贸易距离均由于自身的异质性特征而被缩短,在此条件下,出口成为低生产率企业的自发选择。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研发投入是中国加工贸易企业转型的必然途径。     

北京市外资制造企业的区位分析

基于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采用OPM模型分析北京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区位行为。研究表明,外资企业的集聚程度由城内向外显著递减,依托交通干线和开发区,外资企业已经扩散到了北京的郊区县,推动了制造业的郊区化发展。统计结果显示,企业、产业和集聚因素共同决定了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规模较大的、新建的外资企业倾向于近郊区,而多种经营的、独资的企业则偏好城内,尤其在二~四环之间,集聚经济推动了制造业外资企业的郊区化。外资企业的区位行为存在显著的产业差异。     

外部知识环境与内资企业新出口市场开拓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出口贸易发展迅速。从出口主体来看,内资企业的出口行为对区域经济增长和中国自身实力的提升尤为重要。建立对外联系、利用外部资源能够有效地促进内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论文使用中国海关库2001—2011年企业层面的进出口数据,借助条件逻辑回归模型研究地级市尺度上外部知识环境对内资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研究区分了影响内资企业海外市场拓展的3种外部知识环境,内资企业可以：从同一区域的外资企业处获得外部知识;与邻近区域企业形成跨区域联系,获取外部知识;从国外进口获取外部知识。通过对比3种外部知识环境对于地级市尺度内资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的影响,发现：① 3种外部知识环境对内资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均表现出积极作用;本地外资企业出口的溢出效应最大,本地企业进口的溢出效应次之,邻近城市企业出口溢出效应最小;② 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邻近城市企业出口溢出贡献最大,且3种外部知识环境带来的溢出效应均明显强于东部地区;③ 本地外资企业与邻近城市企业出口溢出对高技术产品的影响明显强于低技术产品。     

上海外资生产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

利用2004 年经济普查数据对上海制造业外资企业的空间分布、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效应进行了研究。空间分布结果表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上海外资企业在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郊区化和向近郊区局部地区(尤其是园区和新城) 集聚的特征,并形成了沪西南、浦东和沪西北3 大集聚区;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分散和集聚推动了上海外资生产空间的郊区化重组。对制造业外资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显示：上海制造业外资企业区位选择是经济全球化与地方政府互动的过程;具体来说,传统区位因素作用在逐渐减弱,制度因素和集聚因素的作用在不断增强;制度因素内部产业优惠政策对外资的吸引力强于空间优惠政策,而国家级园区优惠政策对制造业外资企业(尤其是高技术外资企业) 的吸引力则强于市级园区,上述研究对上海未来的产业及外资引进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外资企业的环境溢出对内资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

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本文从微观尺度探究了外资企业集聚的环境溢出效应。利用1999—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对比了外资和内资企业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的时空差异和演变过程,并建立计量模型探究外资企业的环境溢出效应及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① 在研究时段内,中国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该现象来源于内资企业排放总量的下降,而外资企业的排放总量未发生明显变化。② 内资企业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迅速下降,并逐渐接近外资企业的排放强度。中国内资企业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而内陆地区的排放强度下降幅度较大。③ 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产业内还是产业间,外资企业的地理集聚均能够显著降低内资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但是产业内溢出的作用比产业间的溢出更显著。外资企业的环境溢出效应可以通过三条途径作用于内资企业,分别是劳动力流动、竞争效应和本地生产网络的嵌入。在本地生产网络的嵌入方面,后向效应能够产生环境溢出效应,而前向效应并不显著。从异质性分析来看,相对于高效率的企业,低效率的企业仅能够从劳动力流动或本地生产网络嵌入中获取环境溢出的外部性。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收敛性与作用机制验证

利用σ收敛、β收敛、俱乐部收敛、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Moran’s I指数对中国内地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收敛性进行了剖析,发现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收敛性,并且收敛性存在与否很大程度上会因区域的不同以及不同的衡量标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收敛性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有着显著的正向刺激效应,工资水平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无显著影响,全国和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分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向邻接空间效应,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向邻接空间效应。     

贸易风险经济影响与区域分布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对外贸易是一国或地区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经济全球化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带来就业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风险。因此研究贸易风险及其区域分布对于稳定区域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广东省为例,研究贸易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区域空间分布。实证研究表明,出口的增长对于地区经济的成长和就业的增长尤其重要;然而,过分地依赖出口,将不利于地区经济的稳健成长,也不利于就业的增长,贸易依存度高的地区一旦出口受阻,则会带来失业增加、产业受损等不利后果。对广东省贸易风险的空间分布分析表明,贸易风险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尤其是东莞、深圳、惠州和珠海等地区。这对贸易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全球经济有衰退趋势时,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地区应提前做好贸易风险防范的措施。     

贸易保护如何改变中国光伏出口目的国格局?

以欧美对中国光伏反倾销、反补贴（“双反”）事件为例,使用网络分析研究2009—2015年世界光伏贸易格局,以Logit模型探讨2009—2011年和2011—2013年中国210个地级市与175个目的国的光伏贸易演变。结果表明,“双反”后中国与欧美贸易量急剧下降,与非“双反”国家贸易量有所提升,主要目的国从德国、荷兰、意大利和美国转向日本、韩国、印度和新加坡。政策激励促进光伏出口,且“双反”后政策效力增强。出口关联显著提升正常贸易环境下出口增长,“双反”后则为负向作用。加工贸易比重高的区域受到贸易保护冲击更为严重。市场多元化不能缓冲“双反”冲击,目的国中心性高有利于建立稳健贸易联系。政策激励在光伏贸易中作用突出,减少直接补贴,增加创新奖励是政策优化方向。     

中国城市经济活力评价

城市经济活力是指一个城市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发展能力与潜力。以经济总量及其增长、企业及其收益、居民收入、财政与社会保障、外贸与外资、技术水平与教育及环境7个方面的若干指标为评价标准,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全国重要的50个城市进行城市经济活力指数的定量研究。     

云南省出口东盟的特征及其经济和就业贡献率分析

利用海关信息数据、统计年鉴数据、相关贸易指标以及投入产出方法分析云南省与东盟之间的出口贸易特征,出口带来的经济和就业贡献。结果表明：云南省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依赖关系显著增强,但是与东盟联系强度的空间分布不均匀,同时云南对东盟的出口产品出现升级特征,由矿产品、化工产品为主的出口转向了以农产品、电子制造产品为主的出口。云南省出口东盟农林牧渔产品对本省经济和就业贡献率最大,对农林牧渔产品深加工,有助于云南省的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产业发展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     

美国出口管制下中国外贸风险的省域地理差异

从总贸易、出口、进口、外资和人员5个视角构建对美风险系数,测度和比较各省区市对美外贸风险的地理差异。结果表明:上海、浙江和福建与美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最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面临的综合外贸风险最大;河南尤其需要防范对美国的出口风险;海南、新疆、天津和西藏等需要加强从美国进口的风险管理;重庆除了需要防范对美出口风险外,还因为实际利用美资最多且依赖程度最大,亟需加强外资风险管理。宁夏和山西虽然从美国的引资规模不大,但是对美资的依赖程度最高,亟需提升外资多元化水平。从人员跨境流动风险来看,上海、北京和浙江面临的风险最大。中国各省区市在应对美国出口管制时应该加强外贸风险的识别和管理,针对不同的风险采取差别化的防范和化解措施。     

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多投入-多产出”出口效率测度模型,探讨了2001—2019年中国对49个主要贸易伙伴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整体呈增长趋势,国别间差距逐渐缩小。② 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空间格局明显存在空间集聚特征,高-高型国家集聚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并向西蔓延,而低-低型国家分布范围逐年缩小。③ 双边贸易关系对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对贸易互竞国家高端技术产品的出口效率要比其对贸易互补国家的出口效率低0.017%,而对贸易互竞国家的邻近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要比其对贸易互补国家的邻近国出口效率高0.088%。④ 管制性制度差异对出口效率存在直接促进作用,而经济自由度差异对出口效率整体上有阻滞（负溢出）作用。     

中国商品贸易结构不均衡性对地缘经济格局的影响

从国家对外经济联系中不同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进出口贸易视角,考察中国^①（① 由于数据限制,本文研究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地缘经济格局特征与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商品贸易的总体态势是资源产品进口对富含能源国家的高依赖及工业制成品净出口对国际市场的强需求的不均衡特征;空间上则表现出国别、地区和方式较为单一且相对稳定,这可能会导致中国地缘经济与其他国家关联强度有一定的倾向性。集成资源产品进口和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多指标显示,以工业制成品进出口为主的外向经济是影响中国当前地缘经济格局最主要的因素,而资源产品进口则次于工业制成品的作用,且石油和铁矿的作用高于天然气;在空间上形成了以重点经济发达国家与其外围周边国家为重点面域,联合重点能源国家为扩展的“面-点”地缘经济格局,中国进出口贸易地区大致形成了由近及远的多圈层结构,且关联度较低的国家镶嵌其中而表现出破碎化的特征。这一格局昭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地缘局势总体稳定,但受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积极开辟和寻求多元化的地缘经济空间是有效应对对外经济联系突发事件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