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探究后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基尼系数、空间相关性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采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库以及相关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009－2018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稳步发展,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2）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蓄势待发,中部及川渝地区的城市发展迅猛而东北地区陷入发展困境,企业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3）深圳、东莞等城市一直为产业重要集聚区,城市两级分化严重。3）总体上,企业更倾向于选址在产业协同集聚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劳动力成本较高而经济后发城市;在城市群尺度,不同因素对不同城市群存在异质性,反映产业发展水平、特点存在很大差异,长三角企业偏好创新能力高、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珠三角企业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城市,京津冀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成渝地区企业偏好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创新能力弱的后发城市,长江中游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后发城市。     

金融危机下泛长三角FDI时空格局演化及其机制研究

在华FDI的区域差异及其区位选择的演化过程与机制,受企业属性、产业特性及来源国和承接国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虚拟与实体经济波动、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与国家宏观政策新导向等内外部因素不断重构在华FDI时空格局演变过程与机制.基于路径依赖、外部冲击等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以泛长三角地区为例,首先从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FDI的时空演变过程;其次通过计量模型对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演变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前后泛长三角FDI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转变遵循路径依赖动态演化模式,主要表现为原有演化路径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伴随市场环境、生产要素成本、创新环境、集聚经济和沉淀成本、制度环境等内外生因素影响,FDI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的演化趋势也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化.     

2000—2011年产品空间网络视角下中国出口演化及其机制

经济全球化下,研究中国出口演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西方演化经济学界“产品空间网络”理论的提出,为地区产业发展提供了科学复杂网络方法的新视角。国内学界基于该理论在全球尺度下研究中国产业演化的研究甚为匮乏。文章利用2000—2011年全球海关贸易数据库,以R软件可视化全球动态产品空间,构建了“核心区位度”新指标来科学测度国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位置,探讨国家在产品空间网络中“核心-外围”位置对本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产品网络空间的位置存在差别,国家的经济表现越好,国家越倾向于在产品空间网络处于核心位置。中国已改变传统上的专业化生产两极分化出口贸易模式,形成相对均衡化的贸易格局,出口优势产品开始从产品空间网络的外围轻工业集群,走向核心地带的机械设备集群及化工综合集群,成为全球网络核心区位度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通过回归模型得出,影响中国在产业空间网络中核心位置演化的主要因素是教育质量与研发投资等因素,而外商投资并未对中国走向网络核心位置存在显著影响。     

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机制

高技能人才迁移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影响地区创新产出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针对人才迁移数据中蕴含的零膨胀和网络自相关特性,本文将特征向量空间滤波（ESF）技术和“两阶段”Hurdle模型结合,构建空间Hurdle引力模型,结合2000—2015年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面板数据,研究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格局和驱动机制。研究结论显示：① 2000—2015年人才迁移的跨省迁移比例先升后降;人才迁移表征出集聚格局,维系了其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随时间推移,人才迁移格局呈现分散趋势,人才空间分布集聚性下降;人才迁移和空间分布均呈现出持续显著的网络与空间自相关性特征。② 引力因素（人口规模、空间距离）、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工资、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平均温差、空气质量）、城市舒适度（医疗及教育公共服务、城市绿化）以及其他因素（社会网络、生活成本、人口密度）共同驱动了跨世纪以来中国省际人才迁移过程。③ 人才迁移可被看作一个“两阶段”过程,影响其迁移概率和迁移规模的因素呈现一定差异。④ 经济增速、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和基础公共服务对人才迁移的影响随时间增强,而工资和城市绿化的影响随时间减弱。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地区人才治理及实现地区均衡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企业R&D国际化:时空格局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数据和零断尾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1998—2015年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时空格局特征,并从东道国角度分析影响其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新建海外R&D机构数量快速扩张;海外R&D投资区域分布广泛,呈现分散和集聚并存的特征;以华为为例分析了典型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空间布局特征,认为目前华为海外R&D投资呈现集中布局在欧洲,零散分布在亚洲、美洲、非洲的空间特征,主要是由其以全球技术升级和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等R&D国际化的战略动机所决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影响因素有共同点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① 现阶段东道国的R&D需求不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② 代表中国与东道国经济往来密切程度的关联要素是影响中国企业R&D投资的重要决策因素;③ 发达国家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主要是因其创新能力强、R&D资源数量多,而政策及制度供给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④ 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R&D“走出去”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中。     

中国亲生亲卖犯罪的时空格局与决策机制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拐卖儿童犯罪案例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中国亲生亲卖犯罪的时空特征与决策机制。结果表明：1）被卖儿童呈现“低龄化”特征,多以1岁以内婴儿为主,男童远多于女童;出卖人多为中青年男性或青年女性,以无业、农民和工人群体为主,主要通过熟人社会网络/特殊职业群体/拐卖犯罪人介绍、借助网络媒介主动联系、或经买家/中间人诱导劝说将子女出卖给具有强烈需求的买方。出卖原因包括经济困难、未婚生育、子女众多、中介拉拢、偿还债务等。2）时间演变上,犯罪年变化可划分为稳序低发,快速增长、持续高发,平稳下降3个阶段;月变化上出生和出卖时间呈现同步变化趋势。3）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四川―山东―福建”为核心的“三源”拐出,以“山东―福建”为核心的“南北两汇”拐入的空间格局;迁移路径上,总体呈现“西南源区省际拐出,南北汇区省内流动”的特征,省际迁移多在利益驱动下由拐卖犯罪集团主导,省内流动多因满足买卖需求由临时一次性结伙犯罪形成。4）亲生亲卖犯罪主要受背景因素、先前经验和情景诱导的综合影响,由潜在犯罪人在决策评估“收益-成本-风险”后作出有限理性选择。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内部机制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明显加强,地缘政治在内容和形式上从以安全为主的高政治向以经济为主的低政治转变,地缘经济成为研究焦点。本文运用空间探索性方法、碎化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工具,揭示中国在全球经济空间中地缘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借助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探索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演化的内部机制。结论为：①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经历了“孕育—萌芽—兴起—繁荣”四个阶段,与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② 中国的优势部门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形成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初级产品劣势日益显现;③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的异质化特征明显,地缘经济联系呈现大国集聚效应和地理临近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地缘经济联系空间趋于均质化,经济权力半径不断向外围拓展,不仅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保持稳定的地缘经济联系,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也不断加强;④ 资本禀赋、科技禀赋和人力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时空演化的主要内在动力,资本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科技禀赋是重要的推动力,人力禀赋是主要的基础优势。     

安全、发展与开放关联下的中国边境地域功能演化及时段划分

边境地域是国土安全-地方发展-对外开放三大地域功能关联影响的特殊地域,承担着守护国家主权安全、支撑本地发展和承载对外开放空间的责任,具有多尺度、多维度、动态演化的特征。本文搭建安全-发展-开放关联下的边境地域功能理论分析框架,从本体论、指标与测度、政策话语与实践等维度测度、刻画与剖析边境地域系统的动态演化特征及其机制。以县级尺度的中国边境地域为案例,分析边境地域功能的演化。主要结论是：(1)边境发展经历了谨慎探索期（1978—1991年）、加速推进期（1992—1998年）、持续发展期（1999—2008年）、全新开放期（2009—2019年）、动态开放期（2020年以来）5个时期,边境开放合作取得飞速发展,但疫情后“再边境化”趋势增强。(2)中国边境地域功能时空分异特征显著,持续发展期以来,中国边境地域功能大幅提升,县域间差距略减,但空间分异明显,东部边境发展优于西部;全新开放期以来,各段边境发展功能均得到提升,西藏边境安全功能占比仍然很高,而东北、内蒙古、新疆、云桂边境均呈现向开放、发展转变的趋势,对外经济取得明显提升,但整体上边境主导功能仍以安全为主。后疫情时期,应在保障国土安全...     

中国失踪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与形成机制

人口失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在尊重生命与保障人权的现实背景下,对失踪人口开展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管窥了2015-2019年中国失踪人口的基本特征、时空格局演变与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失踪人口中男...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地方嵌入对在华外资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

外资企业通过直接出口和间接溢出效应对中国出口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外资企业知识溢出研究其对本地出口和创新等方面的促进作用,较少关注外资企业自身的贸易活动.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在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搭建本地、目的国(地区)和本地-目的国(地区)联系三维度框架,重点关注外资企业地方嵌...     

东北三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企业作为产业空间的核心载体和组织主体,其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识别对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以东北三省115852条有效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总结2000年、2010年和2019年东北三省企业空间格局特征,并运用OLS模型和GWR模型解析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结果 表明:...     

中国乡镇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

文章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乡镇企业空间分布格局的现状，特征，其空间的动态演化特征以及空间区域差异状况，并对其现状空间格局及空间增长格局进行了等级层次划分，确定了我国乡镇企业发展与研究的重点地域空间，并分析了其生成原因。     

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与机理

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经济稳定性、经济发展潜力、成果分配、资源环境、民生福利7个维度刻画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从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两个维度刻画经济增长数量以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2006—2018年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协调水平上,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协调度较低,且呈下降趋势;② 协调度空间格局上,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数量、增长速度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高西低”的趋势,且保持相对稳定,但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规模的协调度空间格局差异较大;③ 协调类型上,“数量滞后”型呈零星分布,“规模滞后”型向中西部集聚,“速度滞后”型向东北拓展,“质量滞后”型表现出多样性特征;④ 经济增长质量与规模、速度的协调关系表现出不一致的特征;⑤ 相互协调机理分析发现,民生福利、经济发展潜力、人均GDP对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协调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⑥ 针对不同协调类型的城市群应分别采取相应举措以助力中国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的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1979~2012年财富500强外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探讨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在中国的时空演化趋势及原因。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多次连续跟进投资,其功能布局及演化与城市等级及区域经济环境变化高度相关。总部和研发集聚在一线城市,生产和销售分布在省会和周边城市。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重心出现显著的变化,早期的功能区位在空间上呈现较明显的错位,研发和总部重心集聚在北京,而生产和销售重心集聚在华南地区,随着区域环境的变化,研发功能重心向南偏移,生产和销售重心向北方转移,各功能重心倾向于从空间上集聚在一起。研究表明,区域格局的变化是影响跨国公司功能区位重心演化的重要原因。     

宁波市港口物流企业空间格局及区位选择

以宁波市为例,基于港口物流企业空间数据,运用冷热点分析和泊松回归等方法,研究宁波市港口物流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宁波市港口物流企业呈现向心集聚性,圈层分布格局明显。中心商务区和临港工业区是集聚热点区域;②港口物流企业集聚特征明显但整体集聚程度下降,表现出在中心商务区和临港工业区持续集聚和沿主干道路向外围区域蔓延扩散两大趋势;③不同类型港口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有明显差异：货代型物流企业主要分布在中心商务区,仓储型物流企业主要临港分布,运输型企业选择临近沿交通干道布局,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分布没有明显的区位倾向;④ 政策因素、土地价格、城乡差异、临近港口、经济潜力和工业结构都不同程度地影响港口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而交通便利没有表现出相关性。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时空复杂性及生长机制研究

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转让记录为数据源,采用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空间分析技术、复杂网络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系统描绘了2001~2015年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结构和生长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规模迅速扩张,在两极分化下涌现出显著的小世界性和等级层次性,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核心-边缘格局不断强化;② 以三角结构为基础的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四边形格局逐渐形成,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是中国城市专利转移的核心三角;③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生长与城市科技创新实力显著相关,且受到地理距离的阻抗作用,凸显出强烈的地理邻近性,另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度和产业结构相似度也是影响城市创新网络生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土地行政复议案件时空格局演变及宏观驱动机制

基于2000~2015年中国省（市、区）土地行政复议案件数量、案由与复议结果等数据,定量探究中国土地行政复议案件的分布特征、格局演变与宏观驱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年度土地行政复议案件数量整体呈连续增加态势,行政相对人复议成功率先下降后上升。土地行政复议案件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宏观人口-经济格局基本匹配,整体具有东南多西北少的分异特征,以中部主要省份为核心,经历了先向东部沿海、后向西北与西南地区蔓延的演进过程。中国土地行政复议案件的时空格局演变由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建成区面积、土地财政收入状况、土地市场化水平、区位条件等因素共同驱动。     

中国企业本土并购双方的地理格局及其空间关联研究

借鉴已有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与计量模型等方法,重点分析省区空间尺度上中国本土并购双方企业的地理格局,从企业地域“根植性”视角探讨并购双方区位选择与空间关联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买方和标的企业在空间上呈现共同集聚特征,总体形成了与中国沿江沿海“T”形区域发展格局、“核心-边缘”城镇等级体系相似的地理格局;② 并购双方企业主要集聚于经济发达区域,虽然2010年代以来中西部省区企业参与并购投资事件有所增长,但省区间差异逐渐固化,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大都市地区更多以买方角色主导企业跨区域并购,而中西部及资源型区域企业则多以并购标的角色为主;③ 企业并购投资行为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买方和标的企业的区位选择机制较为相似,并购双方更偏好集聚于证劵和金融市场繁荣、区域创新系统完善、经济和产业基础雄厚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