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与多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通过借鉴物理学耦合模型测算广州市服务业与综合城镇化及其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对不同层次内部耦合协调状态的特点以及服务业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2000-2017 年,广州的服务业和综合城镇化水平大幅持续上升,二者整体协调发展态势良好,其耦合协调度跨度较大,由 0.171 0 增长到 0.974 1,从低协调耦合阶段上升至极耦合协调阶段。服务业与 4 类城镇化子系统的耦合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持续上升状态,而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尤其是后者和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的上升波动性相对较大;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与服务业的良好耦合对综合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起拉动作用,而经济城镇化这一子系统则起阻滞作用;保持拉动优势,解决阻滞劣势是加快广州城市发展的良好路径。     

内部耦合:城镇化研究的新视角及其科学意义

城镇化是我国当前可持续发展进程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和焦点所在。基于对城镇化内涵及已有文献的系统梳理认为,内部耦合是城镇化的本质所在,也是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落实的进一步具体化。为此,从"系统-结构""系统-区域"和"速度-规模"3个层面系统梳理和构建了城镇化内部耦合的概念与内涵及其科学问题和价值意义,为进一步认知城镇化的本质属性、开展城镇化质量评价、剖析中国城镇化演进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比较中国城镇化与西方等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异同等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思路,也为国家和地区制定城镇化健康营运(尤其是城镇化扩内需、促增长与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落实)的战略措施和空间落实提供了参考借鉴。     

中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及驱动机制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城镇人口与土地利用的合理匹配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前提。本文以中国636个建制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关系指数,据此划分其耦合类型。借助Kernel Density工具,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宏观格局、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变化态势,诠释了这些耦合特征形成的原因及其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6-2014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是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的1.65倍,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② 市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空间依赖性较强,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密度重心呈现逐渐西移的趋势;③ 城市建成区快速扩展,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普遍超标,其中42%的城市现状人均用地是标准值的5倍以上;④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失调类型的城市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且“同增失调”现象较为普遍,主要城市群外围地区的失调问题较中心地区更为严重;⑤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程度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性质、人口规模、政府决策行为、地理区位条件和地区内部差距等要素的综合影响,不同要素的作用机理和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新时期城镇人口与土地利用管理应当注重新常态、新趋势的系统诊断和动能转化的综合分析,为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测度与协调发展研究

统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推动二者之间的稳步协调发展,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在构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对2000年和2018年8个设区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及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测度和分析,利用弹性系数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2000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质量不高,各子系统之间差别明显。2000年以后提升迅速,2018年人口城镇化质量总体高于土地城镇化。② 2000—2018年,济南和潍坊的人地弹性系数接近于1,表明18 a间2个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质量提升速度相当,人地关系比较协调;烟台和淄博的弹性系数小于0.6,说明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速度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东营、威海、青岛、日照的人地质量弹性系数大于1,反映出18 a间土地城镇化质量提升速度滞后于人口城镇化。③ 无论是2000年还是2018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都很高,但协调度较低,且时空差异非常明显。2000年多数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类型属于失调型。2018年所有城市均已发展为协调型。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效率与城镇化质量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

以2007-2017年中国31个省区(未含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在厘清基本公共服务效率与城镇化质量耦合机理基础上,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效率与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和熵值法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效率与城镇化质量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两者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中国...     

新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构建由4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计算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各子系统指标的权重以及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疆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在1990—2014年间的演变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系统中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的权重高于经济结构;城镇化系统中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权重明显高于产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1990—2014年新疆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关系经历了从低度耦合到中度耦合再到高度耦合3个阶段。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过程与机理

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创新的孵化器;城市群区域的城镇化子系统与创新子系统之间理论上存在复杂交互关系。京津冀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确定的国家级城市群,并将“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作为其核心功能定位,因此有必要探索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过程与创新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这对理解城镇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问题都有裨益。通过梳理城镇化与创新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内在理论关系,构建城镇化与创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方法,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两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演变过程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和创新的综合水平都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协调关系总体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综合水平和耦合关系的空间差异都较大;② 创新滞后是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的关键阻力,近年京津冀城市群地区及多数城市表现为创新滞后的耦合协调类型;③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交互影响非常显著,特别是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对创新的影响、创新资源对城镇化的影响表现比较突出。     

昆明市城镇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分析

根据城镇化内涵,从经济、人口、社会和空间4个维度构建了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模型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昆明市2000～2017年的城镇化特征及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2000～2017年,昆明市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增长迅速,由2000年的0.106上升到2017年的0.896;各个维度的城镇化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2000～2004年,主要表现为经济城镇化,2004～2012年,城镇化发展以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为主,2012～2017年,主要表现为社会城镇化;(2)内源力、市场力、行政力、外向力共同促进昆明市城镇化发展,其动力大小顺序为:内源力行政力外向力市场力,内源力是昆明城镇化最主要的动力因子。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

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对1981-2006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综合水平持续提高,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其次是人口城市化,最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后而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中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趋势,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应强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发展.     

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分析

本文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分析法,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主要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模型,计算2000-2012年重庆市及各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度,评价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阶段及水平,分析生态环境承载力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耦合分类,为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提供数据参考。结果显示：2000-2012年,① 重庆全市耦合度处于在0.967~1.000之间,显示出重庆市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耦合阶段处在高水平耦合时期;② 重庆市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度分布基本符合“一圈两翼”的空间分异规律,耦合度范围在0.884~1.000之间,也处于生态环境与城镇化质量高耦合时期;③ 但重庆市各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尤其是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的空间差异比较明显,根据耦合状况可以大致分为4种区县耦合类型。表明重庆市快速城镇化的后果导致都市区生态压力增大,生态承载力空间差异显著的现实将导致原有城镇化发展方式面临不可维系局面,亟需调整城镇化发展方式;发展新型城镇化应通过优化资源利用方式,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和升级产业达到疏导人口分布和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目的,最终缓解生态环境因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压力。     

成渝地区城镇化质量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基于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理解,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空间发展、发展效率、城乡统筹8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14年成渝地区13个城市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采用协调度模型对成渝地区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协调状况进行评价,应用典型相关分析探讨成渝地区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城镇化质量整体不高;区域内各城市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差距明显,空间差异显著。在此基础上,采用聚类分析法将成渝地区13个城市划分为四大类型区:高质量类型区、质量较高区、质量一般地区、质量较低区。成渝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度地域差异较大,整体水平较低。经济、人口、基础设施是成渝地区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对比分析

“流空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城际客运交通流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城市联系强度模型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刻画,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以上海市为主核心,苏州、南京、杭州为次核心,通过核心城市向外延伸的交通轴线组成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城市网络,西部与南部地区的联系相对较弱;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以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城市为核心节点,周边次中心城市与其省会交通联系紧密,但城市间跨省联系较弱,本省城市仅与另外两个省会城市存在突出的向心性联系;成渝城市群高等级联系网络大多指向成都、重庆主城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发育不足,成渝城市主轴线在强交通联系推动下发育成型,但川渝接壤地区的城际客运联系存在“断层”。②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在网络化演化进程中,具有城市群“等级-网络”的基本演化特征,其中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处于“核心-边缘”的双核或三核结构,长三角城市群已出现多核网络化发展趋势。③高速铁路作为新兴要素流,对公路、普通铁路等传统要素流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增强了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延伸的轴线联系,是驱动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演变的新动力。     

基于百度指数的成渝城市群网络联系格局研究

利用城市居民在网络搜索中的百度指数分析城市网络联系格局,从百度指数网(http://index.baidu.com)上得到2011—2014年成渝城市群14个城市两两间的百度指数,建立14×14的多值矩阵并导入社会网络分析软件,采用Net Draw和优势流分析法研究成渝城市群网络联系格局。结果表明:(1)Net Draw分析表明成都和重庆在成渝城市群网络联系中为核心城市,其他城市为边缘城市。(2)从优势流分析看,成都为成渝城市群中的主导城市,重庆为次级主导城市,其他城市为从属城市。总体而言,成渝城市群形成了"一主一次多从"的网络联系基本格局。     

高铁影响下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的变化特征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法,对高铁影响下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网络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高铁影响下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空间联系日益增强,“H”字型空间发展骨架凸显。高铁的开通加强了重庆主城和成都之间的旅游流互动,行政壁垒现象明显;成渝城市群旅游流在空间上呈现出以重庆主城、成都为核心的“轴-辐”空间组织模式,高铁进一步强化了两大核心的空间辐射能力;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空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层次性,高铁沿线地区旅游流联系更为密切,高铁增强了高铁沿线与非沿线地区之间的旅游流联系;高铁影响下成渝城市群旅游流空间差异呈扩大态势,高铁沿线旅游资源禀赋较好地区在旅游流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空间协同的多维机制——以福建省为例

采用Hoover系数、空间聚集指数、重心模型、空间耦合指数以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1995—2015年福建省城市人口与服务业的空间协同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都有向中心城市集中的特征,服务业的空间集中度高于城市人口。②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都有向中心城市周边聚集的趋势,而且服务业的聚集度更强。③ 空间重心轨迹显示两者在东西方向上存在错位,服务业的分布更偏向东部沿海。④ 两者的空间耦合指数呈现持续上升的时序演化特征、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步升高的空间梯度格局。⑤ 回归模型显示,城镇职工收入、农民收入、建设用地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是两者空间协同的重要影响因素。     

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测算与空间格局变动--以成渝地区为例

基于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指数,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空间误差模型,测度成渝地区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水平并探索其空间格局变动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年、2010年成渝地区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04倍、2.14倍,整体处于较大压力状态,并呈上升趋势,县域人口年龄结构升级态势明显,区域内部由隆升结构向隆升—塌缩并存转变。2)成渝地区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呈“一带两圈”分布格局,成都、重庆都市圈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较小,中间地带压力较大,并呈连片分布、逐渐扩散态势。3)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具有较强空间集聚性,形成“3+2”压力集聚区,渝东北、川东北、川南地区为三大压力高值集聚区,成都、重庆两大都市圈为压力低值集聚区;压力增长呈“西快东慢、北快南慢”格局,成—德—绵经济带的边缘县域压力增长较快。4)决定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集聚格局的主要因素是工业化、服务化、老龄化,工业化、服务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程度,净迁入率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集聚的影响不显著。     

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时空 耦合协调性与驱动因子分析

运用熵值法对长江流域2008年、2013年及2018年3个时期105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水平进行多维评测;依托ArcGIS平台分析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耦合协调性的时空集聚模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挖掘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显著差异,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格局。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中等协调及以上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合肥与皖江沿线、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成渝城市群、南昌、贵阳、昆明等地。耦合协调度处于失调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源头地区、藏东—川西—滇北横断山区、甘肃陇南、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南岭地区等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模式可划分为热点聚集型、中部发展型、冷点聚集型、边缘游离型4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出4种空间集聚类型的拟合模型,决定系数R²均大于0.800。立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对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地级市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

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检验中国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各指数存在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及其稳健性分析对新型城镇化质量、效率与城乡协调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案例探讨。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效率与城乡协调指数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产业结构对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与城镇化效率、城乡协调指数的关系则恰好相反;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规模有助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率,但却抑制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整体来看,工业化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土地的规模效应有助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中国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时空交互耦合关系及其驱动力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是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该文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对2005-2018年我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及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二者协调度指数均值由0.296升至0.319,年均增长率为0.577%。2005-2010年、2011-2014年、2015-2018年二者协调度分别表现为“倒V形”“V形”“N形”演变趋势,3个阶段协调度高低值差异进一步收敛,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韧性增强。2)各地市的协调度极差由0.557降至0.523,全国尺度的空间均衡趋势明显,高水平协调向西、向南转移;东部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溢出效应明显,边缘城市及中、西部主要城市群中心城市表现为虹吸效应。3)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交互响应均呈现“正向—负向—正向—稳定”的特征,与“N形”演变规律吻合;经济实力、政策支持、城市层级共同作用于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