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关系到项目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性,近年来已成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调查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方式的变化,分析了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提高项目区农户的生计能力,确保生计安全。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但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幅不同;②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增加,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其中农区农户的非农化程度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增幅均高于纯牧区与半农半牧区。     

基于GIS和ANN的农户生计脆弱性的空间模拟分析

基于农户生计脆弱性测定方式的不完善和云贵高原缺乏农户生计脆弱性研究,选取云南省宜良县为案例区,构建了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农户面临的风险、农户生计资本和面对风险的应急能力,并运用GIS与BP神经网络模拟区域的风险度指数、农户生计资本和应急能力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得到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结果表明坝区的生计脆弱性指数为山区>半山区>坝区,且各自原因不同。可见,运用BP神经网络模拟生计脆弱性简便实用,是一种可行的实践方法。     

灌溉管理改革背景下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

灌溉管理改革有助于提高水资源管理效率,完善灌溉管理体制,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以内蒙古地区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脆弱性定量评估指标体系。利用内蒙古5个旗县区的353户农户样本数据,对灌溉管理改革地区和非改革地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改革地区的脆弱性程度为-2.19,非改革地区的脆弱性程度为-1.76,两类地区农户的适应能力都比较高,脆弱性较低,但非改革地区的脆弱性要大于改革地区,灌溉管理改革对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原因在于灌溉管理改革改善了农户所处的脆弱性环境,提高了生计资本水平,增强了农户的适应能力。为提升农户福利水平,降低其生计脆弱性,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加强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和大力扶持,为灌溉管理改革的发展提供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同时还要强化农户抵抗自然灾害风险能力建设,从长期预防和短期应急两个方面来强化农户抵抗风险的能力,多渠道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生计方式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人文因素。利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从生活用能与生态足迹出发,研究了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结果发现: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生活用能总量下降,其中生物质能比重降低,而商品性能源比重增加;②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人均生态足迹下降,农户对草地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但对林地、建筑用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的依赖程度增强;③提高非农化水平及农户受教育程度将减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扩大家庭规模、提高富裕水平具有加剧环境影响的作用,但是现有样本数据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     

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与转型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宁夏回族聚居区45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北大核心CSSCI

在快速城市化影响下,农户生计资本拥有量与结构配置发生了转变,影响着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促进了生计方式的转型。宁夏回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其聚居区域选取22个乡村,451户农户进行调研,在对生计资本拥有量和结构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与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与生计转型的动力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资本组成结构有较大的差异,从反映其综合指数的多维发展能力来看,从高到低分别为二兼户、一兼户、非农户和纯农户;(2)自然资本对纯农户和一兼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二兼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社会资本对非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从纯农户向一兼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金融资本,向二兼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向非农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社会资本,家庭综合劳动能力和社会交往多元化程度也是显著的促进因子。从阻滞因子看,不同的转型方式差异较大。最后,针对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镇化农民可持续非农生计分析——以晋西北朔州市为例

晋西北属于国家级和省级限制开发区,其先天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导致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以及农民贫困问题。2000年后晋西北生态脆弱区农民城镇化现象呈规模性增长趋势,通过形成"城镇化农民生计非农化—农地流转—农地规模经营—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生态恢复保护"互动关系链,可以为降低晋西北生态脆弱区土地人口压力和恢复其生态环境开辟新途径,而这条关系链存在的关键则是城镇化农民的可持续非农生计。借鉴国际上应用范围最广的可持续生计SL框架——DFID模型,选取晋西北地区大城市朔州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定量测定了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相互之间复杂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脆弱性背景对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通过影响生计策略间接对生计结果产生负向影响。2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均对继续留城务工的生计策略产生正向影响;生计资本中只有物质资本对就业性质有影响力。3人力资本对职业层次和娱乐生活丰富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职业层次没有显示出显著影响力,但却对进城务工后的收入增加显示出正向影响力;金融资本对娱乐生活丰富度有显著正向作用力。4继续留城务工的生计策略对娱乐生活的丰富度有正向影响,就业性质则对收入增加有正向影响力。     

东北三省资源型收缩城市经济效率与生计脆弱性的时空分异与协调演化特征

资源型收缩城市“精明”与“健康”发展是形成节约型空间格局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认识生计脆弱性与经济效率的有机关联是破解资源型收缩城市“空间失控”、建立“以人为本”精明城市发展的重要支点。通过对资源型城市与收缩城市的界定,筛选东北三省1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建立资源型收缩城市经济效率与生计脆弱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Super-SBM模型和函数模型法分别对东北三省资源型收缩城市的经济效率与生计脆弱性进行评价,并通过SPSS软件对2个系统间的发展规律进行相关性分析,选取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4个评估时点,引入协调模型对两者间的协调性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资源型收缩城市经济效率低主要是由于投入大、产出小;② 城市生计整体呈现出脆弱性,其中公民教育程度是导致生计呈现脆弱性的关键因素;③ 城市经济效率与生计脆弱性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④ 研究期内城市经济效率与生计抗脆弱能力的协调性是由失调阶段到协调阶段的过渡,整体上呈现东部、北部地区集聚上升发展,西部、南部地区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空间分布相对分散,区域差异较大。     

地理标志农产品种植户的生计脆弱性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眉县、周至县为例

地理标志农产品可以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并改善种植户生计。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加可能会加剧地理标志农产品种植户的生计脆弱性。以地理标志农产品猕猴桃种植区为例,构建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结合熵值法和自然断点法评估种植户的生计脆弱性,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和夏普利值分解法探究种植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度。结果表明：① 处于中、高度脆弱性等级的种植户所占比例较大,约占64.10%。② 猕猴桃的生产特征对生计脆弱性等级的贡献率最大为48.47%。是否采用地理标志商标、是否参与地理标志商标培训、是否采用合作生产方式生产对种植户的生计脆弱性有显著影响。③ 在猕猴桃种植特征方面,种植年限对种植户的生计脆弱性等级有显著影响,贡献率达12.20%。④ 在适应行为采用强度方面,秋季连阴雨适应行为采用强度对猕猴桃种植户的生计脆弱性等级有显著影响,贡献率达20.75%。     

不同地形特征下云南沿边村寨农户生计资产研究

依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指导,选取与农户生计资产密切相关的评价因子,建立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对云南省25个沿边县域中具有不同地形特征的64个村寨生计资本进行了测算、对比和分析。研究发现,研究区生计资本总体水平偏低,不同地形特征下村寨间生计资本差异性较大,生计资本不平衡,针对不同的生计脆弱性,提出如下讨论:(1)人力资本上,着重加强和巩固教育和培训力度;(2)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上,加大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投资力度,加大加强农业合作组织的建设;(3)物质资本上,建议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和信息媒体的建设;(4)在自然资本的脆弱性上,要在可持续性利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从生计质量、生计促进、生计供给及灾害压力4个维度构建气象灾害影响下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评估模型,运用结构动力学方法测度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水平,并识别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水平呈现周期性变化,与生计质量、生计促进、生计供给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灾害压力存在较强的负相关,重大气象灾害对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作用仍然较为显著;②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人均教育支出、千人卫生技术人员、节水灌溉面积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对生计恢复力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和节水灌溉面积影响最为显著;③ 政府宜优先从生计保障、生计促进以及抗灾应对3个维度,优化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水平,并且着重提升抗灾应对能力。既要注重临时性救助扶持措施,也要注重农村地区长期实力提升,从整体上提升农村居民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增强广东省农村居民的生计恢复力。     

生计脆弱性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

以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1991~2015年间收录主题为“livelihood vulnerability”的文献为基础,应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Ⅲ,采取关键词共现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突现词分析等方法对生计脆弱性研究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① 生计脆弱性研究文献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主要分布在生态、环境和管理等学科领域;美、英、澳、加、德5国及东英格兰大学、哥本哈根大学、麦吉尔大学、利兹大学、萨塞克斯大学等研究机构具有较强的研究实力。② Ellis F、Smit B、Adger W N、Kelly P M、Davies S和Turner B L等学者及其代表作是生计脆弱性研究的知识基础。③ 饥荒、社会生态系统、生计策略、贫困、减贫等是生计脆弱性的研究热点与前沿领域。     

传统时期太湖流域的渔民及其生计

传统时期太湖流域的渔民群体分为陆上定居的兼业渔民(仍属农民身份)和水上流动的专业渔民,其生产与生活方式因水环境和鱼资源的分布而存在区域差异。太湖周边低地湖荡区的兼业渔民从事捕鱼的环境支持度和资源便利程度较高,渔业在农村副业序列中占有重要地位。东部河网地区水鱼资源欠丰,捕鱼技术简单,农民捕鱼生产的季节性和流动性较大。太湖上流动捕鱼的专业渔民生产技术高,具有规模化和互助性,构成自然捕捞商品鱼生产的主力大军。流动于东部内河上的专业渔民以单家独户生产为主,产量低收入少,缺乏互助合作。各类渔民共同具有的流动性和人口来源的复杂性,使其成为社会安全管理的重灾区,也是促成20世纪60,70年代政府彻底实施渔民上岸定居的重要原因。     

“阿者科计划”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

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阿者科村为案例地,通过笔者亲身驻村经历和入户调查获取数据,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阿者科计划”这种结构与制度因素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发展使农户参与其中,成为村集体公司员工或自主开展旅游经营,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共同构成了了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组合;2）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5种类型农户;3）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水平和各生计资本组合形式存在差异,其中生计资本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4）“阿者科计划”形成了在政府和高校支持下,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提升了其生计资本。     

甘南牧区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留守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劳动力转移的行为和经历对贫困农（牧）户的生计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并构成了留守家庭成员进行新的生计选择的背景和前提条件。在资本变动和要素约束下,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户进行着不同的生产决策,并形成不同类型的生计策略。以甘南牧区为例,通过解析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变量,总结典型的劳动力转移农（牧）户家庭主要的生计策略模式,揭示了甘南牧区劳动力转移对留守农（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作用关系,并得出相应的结论。结果表明：转移劳动力文化水平、劳动力转移的外出时间、务工去向与转移劳动力工种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留守农（牧）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这可为西部民族地区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劳动力资源利用政策,促进当地农（牧）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空间格局特征——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

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借鉴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大别山旅游廊道内自然资本等有形生计资本权重较高,社会资本等无形生计资本权重较低.②农户生计资本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特征,各乡镇以及乡镇内各村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也存...     

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南海渔民的流动性与集体记忆建构

渔民是天然流栖性群体,不仅需要关注其流动性时空规律,更要关注其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意涵。文章从流动性与集体记忆视角出发,选取海南省东部典型渔村为案例地,通过访谈深入理解渔民在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建构,主要从流动、停泊、定居的3种不同状态归纳渔民流动中的时空盈缩、物质条件和流动路径节点,从时间、地方和权力三要素探讨渔民集体记忆的形成。研究发现：1）渔民跨界流动具有动态盈缩的特点,经历了从民间自觉到官方规范,从渔业生产到商渔复合,从局地到广域再到局地的动态过程。2）渔民的流动状态和过程赋予海洋以地方特性。人船组合拓展渔民自主流动的能力,“陆—海—岛”流栖空间中的地物和景观凸显集体记忆的物质依赖性。3）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代际更迭削弱了原有的人海关联,流动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集体记忆结构性消退,渔业村镇的全球—地方的跨区域色彩逐渐被剥离,回归到同质化的域内流空间。     

生计多样化背景下种植业非点源污染负荷演变

依托三峡库区典型村农户访谈数据,基于收益最大目标决策框架,设定农村转型发展中3种农户生计类型情景：农业主导生计、兼业转向生计和非农主导生计,解析种植业产污负荷随主导生计非农转向的演变特征,探讨主导生计类型转向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样区耕地经营现状呈自耕、流转与撂荒并存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且表现出“入”小于“出”的特征,不同农户家庭类型间实际人均耕种规模为“半劳动力家庭”>“无劳动力家庭”>“劳动力家庭”;② 种植业单位面积产污负荷中,“半劳动力家庭”最高,“劳动力家庭”次之,“无劳动力家庭”最低,“劳动力家庭”内部又随劳动力人数增加呈先增再减趋势;③ 样区农户生计类型由农业主导向非农主导转型过程中,种植业产污负荷最大减幅达72.01%,兼业转向生计情景下削减幅度为19.61%~29.85%,非农主导生计情景下减幅为35.20%~72.01%,但TN、TP的减量特征并不一致;④ 劳动力配置与生计来源“非农化”促使农户主导生计类型向非农转化,生计非农演变的潜在农户收入/福祉权衡亦驱使生计决策转向非农化,不同农户家庭类型对生计转向的敏感程度表现为“劳动力家庭”>“半劳动力家庭”>“无劳动力家庭”;⑤ 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创新新型工业体系构建过程中,山区农户生计类型进一步向非农转变,而这一过程又将促使种植业产生的污染负荷量进一步减少,要大幅削减种植业产污负荷,就必须制定有助于山区农户生计非农化的调控对策。     

秦巴山特困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研究——以商洛市为例

基于秦巴山商洛地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聚焦不同群体之间生计资本状况,并探讨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的耦合性。结果表明：（1） 山区农户生计策略出现明显分化,依据非农收入比重分为纯务工型、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4种类型。（2） 调研样本中农户生计资本有限和不均衡,呈现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高,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偏低的特征。非贫困户中兼业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次之,纯农型最低;贫困户中务工主导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纯务工型、兼业型次之,纯农型最低。（3） 非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耕地质量、职业技能水平、政治资源、就业网络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转变有着积极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男性劳动力比例则具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和职业技能水平对于纯务工型向纯农型转变有负向影响。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政治资源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转变具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教育水平、职业技能水平、联系成本则具有负向影响。（4） 非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度依次为兼业型＞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纯农型;贫困农户则为兼业型＞纯务工型＞务工主导型＞纯农型。因此,开展农户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对于农户减贫、促进乡村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河西走廊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外围为例

从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出发,以河西走廊六县为调研对象,建立了农户生计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评估,从而揭示了当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1)无论是项目组还是对照组,农户的5种生计资本整体比较稀缺,其中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极度匮乏,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对较丰富,因此农户生计资本单一且配置极不合理,从而导致农户脆弱性程度高。(2)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比较显著,其中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丰富的农户往往倾向于选择农业生产,而人力资本丰富的农户往往倾向于选择非农产业。(3)经定量评估对照组农户的农业兼业化程度要比项目组农户高。基于此,政府可以采取诸多措施来改善农户的生计现状,从而提升农户的生计水平,进一步转变当地农业的发展模式,缓解生态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