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城市创新发展效应研究

城市合作推动的行政区经济转向一体化经济背景下,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扩容在强化多城市合作、优化要素集散的同时,对城市创新发展产生何种效应?本文利用1990—2017年长三角城市面板数据,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创新发展效应。在此基础上,采用中介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一体化区域扩容影响创新发展的机制。结果表明：加入协调会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发展,经多重稳健性检验的验证依然成立;空间扩容的创新发展效应存在多重异质性,呈现为城市规模上的“马太效应”,动态效应上的“U型”演变态势,不同批次上的“倒U型”差异,不同区域上的安徽最大、江苏其次、浙江不显著的差异。驱动机制分析发现,加入协调会带来的市场一体化深化、要素集聚水平提升、创新联系强化等,是推动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机制,而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联系的区域差异,是城市创新发展效应异质性的重要因素。未来,积极融入城市群是城市创新发展重要路径之一,但重点在于深化城市间创新合作,同时政府也要加强对一体化发展可能负面效应的关注。     

中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

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域,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关系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基于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创新投入和产出面板数据,引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度2001—2015年五大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并利用空间Durbin模型定量分析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2001年以来,五大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均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② 京津冀创新效率增长缓慢,山东半岛城市群创新效率的提升幅度最大,长三角创新效率的提升幅度和均值仅次于山东半岛和京津冀城市群,而城市群核心城市虽然创新资源投入较多,但创新效率偏低;③ 经济发展水平、集聚经济、外商投资、劳动力素质、政府资助、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高新技术产业对城市群创新效率有直接作用和溢出效应。     

中国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

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未取得流入地户籍的高学历流动人口成为各地竞相引进的重要资源。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精细刻画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并借助嵌套Logit模型揭示其空间选择机制。结果发现：(1)中国高学历流动人口不断集聚,形成以京、沪为核心的流动网络;各城市流出的人口中高学历人才占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中部塌陷”特征,但各城市吸引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南北方向上的空间分异较小;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依赖性显著,呈现出城市群的雏形。(2)在机制方面,个体因素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影响更大;其普遍表现出近距离、跨级别向上流动的倾向;学历越高、户籍所在地行政等级越高、50岁以下年龄越大的人才越倾向于流入一线城市。(3)城市特征变量中,经济因素变量如工资水平、第三产业占比等和地方品质变量如公共服务、高等教育、空气质量等均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本研究为不同城市制定人才引进政策、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和科学参考。     

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特征及其对城镇集聚的影响

 在研究天山北坡经济带2000-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集聚基本特征基础之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对该地区城镇集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天山北坡经济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各县市分布相对集中于区域中心城市,呈现明显的“序位-规模”分布,具有行政区经济的特点,政府主导度与投资集中度成反向关系;（2）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集聚过程首先以经济集聚和土地的非农化过程为主,其次是城镇人口的集聚,最后是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3）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政府行政力是推动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集聚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对行政级别越高,工业化水平越高城镇的集聚作用更强;（4）不同时期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对城镇集聚的作用效应并不相同,初期投资主要促进城镇人口和空间规模的扩大,对城镇经济集聚作用较小;末期投资对城镇经济集聚、人口与空间规模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社会人均基础设施及生活水平有较小的负作用。     

多维视角下京津冀地区人口集疏时空变化

城镇化过程中,人口集疏是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根本动力。基于四普、五普、六普及2015年人口抽样数据,从多维视角分析京津冀地区近25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与集疏态势,研究发现：①京津冀地区人口总体分布仍呈西南稠密而东北稀疏格局,交通干线沿线人口地理集中度高;1990—2015年区县尺度上数量差异加剧,且在空间上存在强相关性：人口热点分布呈现以京、津和沿海区域为轴的“T”形结构,冷点区域则小幅扩张呈“C”形结构;②1990—2015年,京、津两市人口集疏空间表现出明显圈层特性,且人口扩散表现“核心-边缘”特性;河北各市人口集中在市辖区,且其周边区县人口流失程度呈阶段性加重。③综合城市规模等级与行政等级视角,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挂钩,城市行政等级越高其人口规模越大,人口集聚能力越强;主体功能分区视角下,开发区人口份额在提高,生态功能区人口份额在下降;京津冀地区人口集疏空间在2010年后发生转变,向沿海地区集聚趋势突出,表现出显著临海性。     

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城市高学历人才分布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近年来,城市间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人才空间配置失衡的问题日益严重。如何通过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人才空间分布的优化,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基于城市高学历人才规模的估算,剖析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城市高学历人才分布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就业人口中高学历人才占比逐年提升,由2005年的20.19%增长至2018年的30.89%,呈现出“多中心、中部强、南北弱”的空间分布态势,且极化现象明显;② 相较于其他城市,被纳入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城市平均多6.81万本科学历人才和0.59万研究生学历人才,中小城市与核心城市受到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影响更加明显;③ 区域一体化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产出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方式,来影响城市高学历人才的规模和占比。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下,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为城市间人才优化配置和区域治理提供决策支持。     

中国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基于2003~2013年城市专利数据采用基尼系数、趋势面分析、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探讨了中国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创新能力高的城市高度集聚在沿海三大区域及内地的区域中心城市,随着时间推移,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呈现扩散的趋势。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推动了创新的区域扩散和空间溢出。② 发明专利、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创新水平依次降低,空间集聚程度依次提高,空间相关性依次提高。③ 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Durbin模型的计量结果发现,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提升该市的创新能力。政府支持、工业基础、高等教育资源、创新投入、经济外向度显著影响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水平的提升,且政府支持和城市高等教育资源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出现增强趋势。     

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及空间分异

以2009—2018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测算各城市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对其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探究与分区。结果表明：①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集聚特征显著,省际、省内差异明显;区域上,呈现西部＞东部＞中部的格局;规模等级上,随着城市规模等级降低而递增。②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是众多因素交互驱动的结果,且各驱动因素均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呈现出空间带状或片状分布规律。③ 根据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可划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环境规制和科技投入水平主导的东南地区;生态资源禀赋主导的华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空间集聚主导的西南地区;土地市场化主导的西北地区;人口集聚、土地财政、基础设施水平主导的东北地区。未来应因城施策、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措施来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FDI技术转化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

基于FDI技术转化的视角,结合264个城市17年连续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交叉项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热点探测法,分析FDI技术转化机制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路径,结论：① FDI技术转化是制造业集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② 基于马歇尔外部性的分析发现集聚规模效应和FDI技术外溢的双向作用是FDI技术转化的作用机制;③ 区域、行业和区位3个视角的路径研究揭示FDI嵌入制造业集聚促进跨区域生产网络链接,推动FDI技术转化在生产网络中传导,进而促进创新生产网络形成,带动邻近空间TFP增长,缓解极化发展问题,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该研究试图为中国构建新型开放和创新体系,促进制造业集聚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佐证和政策启示。     

淮河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分异趋势与归因（英文）

淮河流域经济是典型的大流域经济之一,推动其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是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战略选择,对于新时代区域乃至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基于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从淮河生态经济带的特殊性与实践特征出发,以2003-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改进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及面板Tobit模型,考察分析其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与提升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总体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1.4824,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阶段性波动明显;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流域内的下、中游城市,具有“双核引领”的空间集聚特征,而上游城市始终处于“低水平稳定增长陷阱”阶段;超变密度是引致区域差距的主要原因;人均产出、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和政府干预驱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上、中、下游城市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性。探究淮河生态经济带的发展现状及其演进规律,对于分析城市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提升路径、促进淮河全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航空和高铁对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交通运输是创新网络中人才流、资本流等知识与技术流动的物理空间承载,其对城市的创新能力影响已成为经济地理学的交叉前沿热点。论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尺度数据,以航空和高铁运输为例,构建交通运输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航空和高铁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多重异质性机制,并探讨了知识传播、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在交通运输与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① 航空和高铁建设均对城市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高铁对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约为航空的3倍。② 航空和高铁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城市等级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中心城市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强度高于非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方面,航空对大、中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小城市有抑制作用;高铁运输则对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创新能力均有正向影响,呈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态势。区域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东部地区优势地位凸显。③ 航空和高铁均可通过促进技术转移、风险资本配置、外商资本配置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此外,航空还能够通过促进产业升级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专利、论文数据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揭示2001~2014年中国创新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创新格局刻有明显的经济地带性差异的烙印,呈“东–中–西”逐渐衰减的态势,且随着时间推移,东部的压倒性地位进一步强化。② 基尼系数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反映了整体由极化增长向优化均衡发展的空间过程。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能力差异却在不断缩小。③ 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的创新城市分布具有很强的经济依赖性,广泛分布于发达城市,而中等水平以上的城市呈集聚分布态势,表现出明显的“集群化”特征,与中国主要城市群的分布高度吻合。④ Moran’s I值均为正,并呈不断上升之势,反映了城市间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中部和西部省会城市作为区域性的创新极,对周围城市的创新带动效应并不明显,辐射作用有限。⑤ 经济基础、人力资本、教育水平、FDI规模、制度因素、基础设施6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形成。其中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较大,教育水平和制度因素次之,而FDI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区域的创新能力影响相对较小,但仍表现为正向影响。     

长三角高校海外回流人才创新产出格局分析

以专利与重要基金项目数据为基础,运用ArcGIS软件与Eviews软件,分别对长三角高校海外回流人才创新产出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高校海外回流人才创新产出分布表现出较强的非均衡性,总体呈现“沪宁杭”交通沿线为创新产出高值区,而苏北和浙西南则为低值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具体集中在上海市区和省会城市;创新产出受学科性质影响较大,即不同学科的海外回流人才对创新产出的贡献不同,其中工学和理学对创新产出的贡献较高,占总量的70%以上。最后,运用泊松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测度发现,海外回流人才创新产出受到事业平台建设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城市等级、与上海市区的距离,再次为是否有国际机场、GDP、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和集聚效应,是否沿海、三甲医院数量和人均GDP对海外回流人才重要基金项目与专利产出影响差异明显,而高校在校学生规模影响作用并不显著。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生产要素。本研究采用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广东省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数据,以及香港和澳门对应口径的统计数据,以县市为基本单元,提出从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两个口径测度人才集聚水平,系统解析粤港大湾区高学历与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高度发达地区,人才集聚优势高度集中在香港、澳门,内地珠三角城市群的人才集聚水平低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② 2005—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高学历人才集聚持续均衡化,而高技能人才集聚优势仍然体现在香港、澳门,内地因为发展教育提升的高学历人力资本尚未完全有效转化为高技能人力资本。③ 香港人才集聚水平处于绝对领先,澳门、广州、珠海和深圳次之,而外围县市相对处于人才洼地,特别是制造业发达的佛山、东莞人才集聚水平相对偏低。④ 面板模型表明,服务业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拉动效应强于高学历人才,而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并不突出。高等教育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带动作用要弱于高学历人才。高薪资待遇有利于促进高学历人才集聚,但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促进作用有限。新时期,亟需推动粤港澳三地管理制度衔接、产业转型升级和优质高等教育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创新中心。     

不同等级城市的农民工人力资本增长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河北省清苑县的调查分析

农民工外出务工动机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人力资本成为影响其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河北省清苑县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运用数理统计和对比分析法研究外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增长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相对于进入全国中心城市和其他中小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区域中心城市的农民工技能增长的比例最高。在人力资本增长途径上,非正式学习途径效果突出,正式培训对人力资本增长的效果以区域中心城市最为显著,不仅进入该类城市的农民工能够获得更多的正式培训机会,而且企业对员工的培训频次及培训专业化程度均较另两类城市高。非正式学习受农民工学习主动性的影响,Logistic回归显示企业培训频次对技能提升主动性发挥正向作用且效果最强,而地方文化设施环境与农民工技能提升的主动性呈现负相关,全国性中心城市尤为明显。     

1994—2007年中国主要城市的规模产出效应实证研究:一个面板模型

建立柯布道格拉斯城市规模产出效应面板模型,对1994—2007年全国30个主要城市的规模产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对产出有显著性影响,城市规模产出效应中包含显著的时间影响和地区影响。包含时间影响的变截距模型显示,城市规模产出弹性为0.128,时间影响系数由1994年的-0.652单调增加到2007年的0.615,说明城市规模产出效应、资源使用效率和城市化质量逐步提高;包含地区影响的变系数模型表明,城市规模对产出影响中存在显著的固定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水平效应在-13.569和17.140之间,增长效应在0.438和5.0之间。研究结果同时显示,规模越大的城市通常具有更高的水平效应,但是增长效应却越低,这表明可能存在适度的最优城市规模。     

City size and employment dynamic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recruitment website data

This article explored China's urban employment dynamics with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city size effect.Big data derived from the largest recruitment website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s of city size on employment demand by using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models.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rol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location fac-tors which have seldom been considered in literature.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 degree of new job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tock employment and population across cities,implying a path dependency mechanism of job creation and employment expansion.Mean-while,numerous job posts in inland central cities are probably a symptom of more even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in future China.Econometric models further verified th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ity size and job creation.Moreover,industrial diversity,fixed asset in-vestment,and spatial location hav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n employment demand in cities of different size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administration.These results can not only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rucial role of city size in urban employment growth but also demon-strate the future trend of labor and population geography of China.Policy implications are then proposed for job creation in cities of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新时期我国中心城市人口城镇化特征及其空间格局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创新经济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省域中心城市作为人口聚集地的功能日益凸显。人口流动倾向影响着不同规模和行政等级城市之间的城镇体系重构,选取各个省域典型城市作为重点分析对象,通过我国城市人口最新数据统计测算,揭示出近期全国城镇化发展态势与大都市区域格局变化特征。结果发现,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态势逐渐趋于平稳,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仍存在显著差异,各类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在人口集聚方面表现突出,传统港口城市、工业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人口吸引力逐步趋弱。其中,一级城市人口吸纳能力超强,二级城市成为人口重要集聚地,三级城市人口增速趋缓,四级城市人口吸引力平稳;可将之划分为“高/低规模”“高/低增长”四种不同组合类型。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变化和人力资本竞争,显著影响了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省域中心城市实力日益增强,人口增长强劲,进而改变了传统东中西区域经济显著分异的格局,省会城市首位度表现出“高/低位序”“高/低集中”四种不同组合分布特征,且集中于“高位序、高集中”和“低位序、低集中”两种类型,分化格局相对明显。伴随着中国大都市的不断发育成熟,其逐步成为新时代创新经济和人口集聚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