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地理集聚与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

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节点上,探究中国出口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对制定下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有深刻影响.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在三种主流复杂度指标计算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与出口经济复杂度发展演化,并运用计量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全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程度基本呈现东部高、中...     

产业地理集中、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测量与辨识

本文综述了产业地理集中、产业地理集聚以及产业集群的测量与辨识方法。传统的测量 产业地理集中方法包括集中系数、变差系数、赫芬代尔系数、赫希曼- 赫芬代尔系数、信息熵、锡尔 系数以及基尼系数等, 这些系数测量产业总体地理集中程度, 没有考虑企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 集中的影响。基于企业区位选择模型, 经济学家发展了测量产业地理集聚的指数, 控制产业内企 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集中的影响。无论地理集中指数还是地理集聚系数都以行政单元为基础, 仅描述单一空间尺度上的产业区位模式。Ripley 的K 函数通过计算某个企业一定距离内的邻居 企业个数来测量产业的地理集聚程度, 可同时反映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的集聚程度。相互联系的 一群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构成了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辨识不仅要测量产业间联系, 也要考 虑产业地理临近性。区位商和标准化区位商法、空间相关与产业联系法、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 多元统计方法以及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图谱分析方法等可以用来作为辨识区域产业集群手段。     

中国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及的19个中国城市群共201个城市数据为样本，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方法对城市群2006—2018年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剖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其中第二产业区位熵呈先降后升的趋势，第三产业区位熵则持续缓慢下降。(2)中国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依旧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而中部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相对较为落后。(3)中国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集聚态势逐渐减弱、内部差异逐渐增大。(4)运用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城镇化、政府调控和外商投资强度对中国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空间布局影响较为显著，而科技支出强度的影响不显著。(5)产业协同集聚发展需因地制宜，东部地区城市群应发挥好政府的调控作用推动城市群内部的协调分工；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应加快提升第三产业，确保其配套服务业能适应第二产业发展；西部城市群则应加强自身城镇化建设水平，保...     

中国矿产资源产业集聚水平测算

选取2000～2009年中国矿产资源产业五大分行业数据,采用产业地理集中度指数和五省市行业集中度指数对中国矿产资源产业集聚水平(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2000～2009年,中国矿产资源产业整体集聚水平较高,但发展速度较慢;从行业层面来看,产业地理集中指数的测算结果显示矿产资源产业各行业之间集聚程度差别较大,发展不平衡,且五大行业集聚水平均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而五省市行业集中度的测算结果却表明五大行业之间的集聚水平差异较小,这可能是由于非金属采选企业在五省市中分布比较集中所致。     

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与中国制造业省区集聚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采用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     

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结合欧美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利用统计数据、问卷调查和企业访谈等相关资料,概括总结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过程、特征及其产业类型、空间过程、驱动力量、集群形成推动者、重要的创业支援机构、其他重要的形成因素和发展绩效。借助Porter的菱形构架 (钻石体系),全面分析了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初始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发展中,政策驱动和外资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在营建官产学合作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极大地激励了北京高科技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资企业成为近年来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重要驱动力量。作者进一步提出探讨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时,要具有综合观点,特别是要结合区域自身特点来分析各影响要素的构成和具体作用。     

中国地市尺度工业污染的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工业污染形势极为严峻,而且不同工业污染物的分布有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根据2013年中国286个地市工业废水、工业SO₂和工业烟（粉）尘等工业污染数据,以污染总量和污染强度为测度指标,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引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全国工业污染的地理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① 工业污染空间集聚显著,空间分布差异大。工业废水、工业SO₂、工业烟（粉）尘总量和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废水总量东高西低,强度西高东低;SO₂总量北高南低且高污染区域较多,强度西高东低;烟（粉）尘总量与强度空间格局相似,集中于晋陕甘一带。② 工业污染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三大污染物总量和强度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溢出效应,区域污染物排放会受到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的显著影响。③ 三类污染物由于不同的特性、空间格局和产业指向性,使得影响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存在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第三产业比重、利用外资规模、能源强度的提升,会增加污染物总量,但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科技支出水平的提升,则有利于降低污染强度。④ 要进一步降低工业污染,提高环境质量,既要充分重视工业污染的空间交互作用,加强地区间联防联控,同时也要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工艺高级化,加大科技投入,控制能源强度,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制定差异化工业污染防治措施。     

深圳数字电视产业的地理集聚——研究高新技术创新集群的一个尝试

选择深圳的数字电视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集群进行尝试性的研究.深圳在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及其技术发展中十分值得关注.深圳数字电视产业的相关企业有76%分布在南山区和福田区,地理空间集聚态势明显.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揭示了相关企业之间诸多联系且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内生机制.研究发现深圳数字电视产业具有产业结构复杂化与多部门合作的集群特征,很多企业已经产生技术创新的内生需求.本研究推断,深圳数字电视产业的创新集群正在形成过程中;深圳良好的创业环境、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近距离合作等因素,尤其是深圳政府政策对产业的促进,塑造出创新集群的轮廓.但是,目前在数字电视关键芯片研发和内容制造质量等方面还存在问题,限制了深圳数字电视产业创新的速度.     

基于ESDA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地理集聚分析

基于ESDA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利用2005-2011年省域就业人数,从全域和局域角度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地理集聚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呈东、中、西梯次递减的"半环状"发展格局,并存在显著性的地理集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金融业具有明显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和地理集聚现象;房地产业在2008年和2011年存在明显的地理集聚现象;不同行业局域上存在聚类和异常值的省区分布有所不同;不存在地理集聚现象的三类行业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长吉地区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长吉地区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该区制造业就业高度集聚在区域中心区县,区域传统优势产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水平高,对资源依赖性强的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区内的集聚水平差异大;该区发展阶段、发展模式、资源条件等区域特征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明显,规模经济、地方保护、产业政策等区域产业特征显著影响该区产业集聚.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汽车和石化产业融合、发展区域资源优势产业、以产业对外开放促产业集聚的产业集聚优化建议.     

电竞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上海市2006—2018年电竞企业的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最邻近指数、Kriging空间插值分析等方法,探讨上海市电竞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电竞产业可以划分为2006—2010年的起步阶段,2010—2014年的快速发展阶段,2014—2018年的爆发增长阶段;2）电竞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由双核心聚集发展为多核心聚集,具有整体上中心聚集、同时向外扩展的特征,南北方向是企业扩展的主要方向;3）高资本电竞企业主要向软件园区和高等院校聚集,呈现出4个高资本热区,这些热区未来更有机会出现更具竞争力的电子竞技企业;4）政府政策规划对电竞产业的区位选择具有导向作用,高质量人力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周边电竞市场环境、交通便捷性是企业聚集的基础力量;与传统产业相比,由于电子竞技产业具有体育性的竞技特征,其竞技水平和赛事举办也会对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统计数据考察日本国内3302家R&D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现象,发现日本的R&D企业高度集中在三大都市:东京都、大阪府和名古屋市;东京都的R&D企业多属于接近公司总部型,名古屋市的R&D企业则多属于接近工厂型,大阪府的R&D企业则介于总部型+工厂型之间。三大都市的研发产业结构与当地的优势行业基本一致。本文结合美、欧、日等国家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概括总结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时空过程、驱动力量和影响因素。经济发展周期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日本研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策驱动和市场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在营建产学合作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极大地激励了日本研发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企业研发机构成为近年来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重要力量。     

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探究后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基尼系数、空间相关性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采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库以及相关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009－2018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稳步发展,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2）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蓄势待发,中部及川渝地区的城市发展迅猛而东北地区陷入发展困境,企业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3）深圳、东莞等城市一直为产业重要集聚区,城市两级分化严重。3）总体上,企业更倾向于选址在产业协同集聚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劳动力成本较高而经济后发城市;在城市群尺度,不同因素对不同城市群存在异质性,反映产业发展水平、特点存在很大差异,长三角企业偏好创新能力高、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珠三角企业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城市,京津冀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成渝地区企业偏好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创新能力弱的后发城市,长江中游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后发城市。     

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修正的地理集聚指数(EG),并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等空间计量方法,综合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空间变化趋势与集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京津双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扩散特征明显;②资本要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显著促进作用,知识密集度的影响不显著,劳动要素密集度的影响为负;③金融利率高低与制造业集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度和宏观税负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影响效应;④交通基础设施与市场规模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正相关性,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呈现负相关关系。     

长沙市商务办公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长沙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兴趣点（POI）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Getis-Ord G_i^*指数等方法识别长沙市商务办公空间结构,并借助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方法探究城市空间因子对商务办公空间格局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1）长沙市商务办公空间已形成“多中心”的集聚形态,呈现“一主一副两带多组团”结构,形成以湘江以东的芙蓉广场为主中心,以长沙火车站为副中心的中央商务区,湘江以西暂未形成副商务区。2）商务办公空间集聚的主导影响因素是商业空间中的购物服务、酒店等;交通条件次之,平均影响程度依次为：公交＞主干道＞对外交通＞地铁;休闲、居住职能空间中除公园绿地的正向推动作用仅次于主干道外,其余因素均较弱,其中风景名胜和住宅区的整体抑制作用明显。3）各因素总体表征为“中心―外围”的圈层影响模式,商业空间、主干道、地铁、公园绿地在中心圈层推动作用较大,影响强度与距中心的距离成反比;在外围圈层受住宅区、公交吸引形成商务办公空间集聚组团。     

2008 年中国种植业地理集聚与专业化格局

目前对农业地理集聚和专业化发展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计算和比较中国2008 年种植业不同分类层次中类、小类和细类的平均基尼系数、平均Moran’s I指数和各层次农作物的专业化指数发现, 在中国省域层次上(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种植业具有一定的地理集聚态势, 且种植业划分越细, 空间集聚和专业化生产趋势越明显。从大类看, 种植业生产分布相对分散, 各省在大类上“大而全”的生产, 但从较小类上更加集聚和专业化。中国种植业区域专业化生产格局已逐步出现。大宗农产品的区域专业化程度较低, 而经济作物区域专业化程度很高。虽然具体的空间集聚格局是由各地的自然条件和各种农作物生产条件的匹配程度来决定的, 但政府决策、制度变革等社会因素在区域专业化生产上起着重要作用, 是对自然集聚格局的优化调节。定量测度种植业地理集聚与专业化发展的空间格局, 找出进行农业区域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具有潜力的具体区位, 可以加大政府对种植业空间布局调控优化的作用, 对各地区制定具体的农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汽车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汽车服务业已成为城市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空间影响也日益加大。以南京市为案例,对汽车服务业总体空间集聚及分行业空间集聚情况进行了分析与比较,证实了汽车服务业集聚空间的出现,不同的行业类型其空间表现是不同的。进而总结归纳出南京市汽车服务业空间布局特征,具体表现为:圈层分布特征明显,汽车销售、汽车维修养护、汽车配件、汽车租赁、汽车俱乐部五大行业在不同圈层的集聚状况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总体呈现出小集聚、大分散的格局,除了几个规模较大的集聚区,汽车服务业整体空间布局显得比较零碎;与干道交通关联紧密,大部分汽车服务业都分布于城市干道周围。     

江苏和浙江制造业地理集聚对比研究

本文利用2004年经济普查的数据,对比了江苏和浙江两位数和三位数制造业在地级市和区县尺度的空间分布模式。发现江苏和浙江两省大多数的制造业地理分布都较为集聚,并且很多地理集聚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分布都存在较高的空间自相关性。总体上,浙江省制造业地理集中程度总体上高于江苏。对典型产业的分析表明,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往往竞争力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