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pace and Place as Measures of Hmong Acculturation

Immigrant and refugee acculturation has both behavioral and spatial manifesta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spatial acculturation process of Hmong refugees in California's San Joaquin Valle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the concepts and uses of space and place.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mong 120 H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settlement and use of space is traced from traditional cultural practices in Laos through the refugee camp experience to the first and 1.5 generation enclaves. Each generation has recreated and adapted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socialization experience such that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the use of space by the 1.5 generation only minimally resemble traditional culture, yet maintain its underlying cultural values.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中国城镇书法景观空间分异及其地方意义——以城镇商业街区为例

书法景观作为文化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是城镇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在全球化城市景观更新背景下的演化特征规律,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问题。通过设计书法景观指数对北京、江苏、安徽、香港、四川等19个案例地典型地段的12种案例类型的书法景观调查统计,揭示了中国城镇书法景观存在多种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即书法景观的空间分异存在于不同属性的城镇之间、城镇内部不同文化和功能属性的街区之间、以及同一街区的核心区与外围区之间。本文分析了影响中国城镇书法景观空间分异的基本因素-现代化和全球化、文化认同、城市更新、商业驱动,并构建了一个相应的机制模型。研究表明,中国人潜意识地将书法作为一种传统景观标志和传统文化象征符号,使得书法景观具备了空间地方界定和定义的功能,并促成了城镇中文化象征空间和地方感的形成以及书法景观的空间分异。书法景观研究对全球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文化消费者对黄梅戏展演空间感知的模式与价值寻求：方法−目的链理论的应用

以安庆黄梅戏会馆和再芬黄梅公馆为例,基于方法?目的链理论模型,解读文化消费者对黄梅戏展演空间属性的感知评价、层次处理和价值导向的转变。研究发现：不同层次的空间属性在文化消费者的感知与体验中实现着新的组合与重构,由此形成了基于舞台展演内容、文化呈现形式以及演出环境氛围为主体的3种空间感知模式。结合文化消费者感知的心理结构与路径,黄梅戏展演空间被消费者建构为娱乐空间、情感空间和社交空间,空间的多元化意义和价值得到彰显。方法?目的链理论从消费者的感知与需求出发,探索文化空间意义生成路径,实现了文化空间与消费者之间的双向信息交换。     

新疆文化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分析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特定的生存环境,见证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其空间分布与人类迁徙、文明的传播与扩散有着紧密的联系.新疆是古代陆路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古代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交汇地,非遗丰富多样,但对自然与人文因素与其空间分布关联却鲜有学者研究.通过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功能,对新疆(含生产建设兵团)国家级、自治区级484...     

权力-空间视角下城市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与演化——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近年来,旧城更新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向旅游目的地转型已成为普遍趋势。既有研究对文创园区和旅游地形成的空间生产机制有所挖掘,但对文创产业园旅游转向的内生性动力的认识有待深入。本文结合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采用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半沉浸式观察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从宏观-微观互动的角度对田子坊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和演化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各行动主体基于社会关系和空间主权形成权力-空间关系;② 为实现增长的集体目标,城市政府引导了具有生产性逻辑的空间制度设计,并与微观行动者进行权力的分配与互动,形成空间规训和生产机制;③ 在表征的空间中,商户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多样化的服从与抵抗的能动性策略,形成差异化的微观空间生产,推动文创旅游的空间实践与演化。研究还针对文创园区旅游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治理启示。     

城市空间认知-偏好-行为的耦合与互馈研究

基于行为地理学“空间认知-空间偏好-空间行为”的经典研究范式,以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为调查对象,采用手绘意象地图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在一年时间内分三轮开展跟踪调查,通过观察被访者在北京逗留期间的城市空间认知、偏好和行为过程与特征,分析空间认知-偏好-行为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空间认知、空间偏好与空间行为存在一定耦合性,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三者间不是单向因果而是相互影响的互馈关系;除认知主体的社会、文化等群体属性、经验和情感等个体差异以外,与客体的接触时间、空间距离和接触频率等时空制约因素均能影响主体的城市空间认知水平与发展过程。最后,根据空间认知、偏好、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影响制约因素,凝练出一般化的城市空间认知-偏好-行为互馈关联模型。     

基于TSL模型构建的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研究——以丽江古城为例

活态遗产地演变发展是连续性空间生产过程,揭示其特征与逻辑对于活态遗产地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将表达遗产地活态性的3个要素——传统、地点、生活与“空间三元辩证法”相耦合构建TSL（Tradition-Site-Living）模型,并以丽江古城为例,探讨活态遗产地持续变化的一般规律。结果发现：1）古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空间生产,即政治功能主导下的“空间中的消费”,工商功能主导下的“空间中的生产”,旅游功能主导下的“空间的生产和消费”;2）外部环境因素变化促使古城核心使用功能演替,引发生活、地点、传统相互作用,从而实现各个阶段的空间生产过程;3）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是外部因素驱动内生机制运行的结果,遵循时空延续变化、外部环境因素驱动、内部活态要素运作三大逻辑。活态遗产地是由时间、环境、空间叠合而成的时空连续体,TSL模型为揭示活态遗产地持续变化的基本规律提供了理论框架。     

句法视角下广州市沙湾古镇空间形态的时空演化

以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古镇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句法理论轴线模型对2002、2008、2017年3个年份的城市形态进行建模分析。结果表明：1）从沙湾古镇整体形态看,古镇经历了由“单核内聚”到“轴带生长”,再到“发散蔓延”的3个发展阶段,古镇核心不断扩大,形态趋于完善;2）古镇空间形态外拓方向和集成核中心的扩展方向一致,古镇新商业中心转移与空间形态演变呈同步性;3）古镇集成核与商业中心发展不同步的现象,与现代城市的正交网格形态以及传统古镇相对密集复杂的空间肌理有关。文章揭示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发展规律,并提出未来古镇的空间设计应适当遵循空间同构、合理规划交通道路、理性控制旅游开发,从而保护与延续古镇原有的空间特质的建议,为传统村落新空间设计,继承与重构空间发展结构和秩序提供有益借鉴。     

城市文化战略导向下上海演艺空间的演变

摘要：后工业时代,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正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引导城市更新、城市转型的重要手段。上海也积极利用各种文化资源来塑造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形象。论文在回顾上海文化战略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文化战略导向下上海对演出场馆资源的五种开发利用模式,并重点剖析了城市文化战略的实施对上海演出空间的塑造作用。在当前上海打造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进程中,演出场馆的空间分布格局正日趋成形,同时,这种文化符号效力也带来了显著的空间效应,包括全球文化消费引领地的形成,艺术表演集聚区的初现以及演出空间的专业化拓展等。塑造与提升上海演艺文化空间格局成为上海加快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必经之路。     

Modelling collective Yawuru values along the foreshore of Roebuck Bay,Western Australia using fuzzy logic

The cadastral model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Indigenous dispossession in settler states. Yet, the recognition of Indigenous land rights, which has increased globally since the 1960s, frequently requires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o directly engage with this spatial model. In Australia, native title claimants must use entity-based models of space to delineate their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during the claim process. They must also engage with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documents which use the cadastral model of space to assert and defend their rights following native title recognition. This is often problematic as Indigenous spatial ontologies emphasise complexity and continuity which is inimical to the ‘crisp’ representations of cadastral space.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otential of a fuzzy index modelling approach to represent cultural values using a case study from Broome, Western Australia. Sketch mapping, fuzzy index modelling and combinatory techniques were used to produce a model of several cultural values held by the Yawuru community for the in-town foreshore of Roebuck Bay. This model was overlaid on local planning documents to provide the Yawuru community with 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post native title governance. The experience of co-producing this model suggests that such techniques may assist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o engage with settler structures. This implies that policies which fail to extend analytical capacity to interested native title groups as part of programmes of spatial enablement continue to perpetuate historical processes of colonial domination.     

基于城市功能格局的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研究

针对以往文化产业区位特征研究中缺乏与城市功能格局有机联系的问题,以中国西部重要的文化产业集聚中心西安市为案例,采用土地利用区位商、标准差椭圆、热点分析和叠加分析等方法,分析其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与城市功能格局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2016年西安市的文化产业布局具有较强的“空间+功能”依附性特征,其空间集聚以城市发展主轴为方向线,集中在以一类工业和科教功能为主、开发较为成熟的城市综合功能区。传统商贸业、物流业等要素集散枢纽对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影响较为显著。面向生活服务的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相对均衡,而面向生产服务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则表现出较强的产业关联导向和环境氛围导向特征。     

中、日都市旅游街区书法景观空间分异及其文化认同比较研究

以中国和日本两国都市旅游街区的商店招牌为研究对象,以北京琉璃厂、东京浅草寺作为传统旅游街区,以北京王府井、东京新宿作为更新型旅游街区,以南京新街口、东京银座作为都市现代商贸旅游街区,设计了特定的书法景观指数从不同空间尺度探讨了两国书法景观空间分异特征及文化认同的异同。结果表明：全球化背景下中、日两国对书法文化仍然存在的较强文化认同,书法景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标识了城市内部象征空间的形成,表征着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虽然两国文字、民俗和书法传统的差异性导致两国在书法艺术的认同角度和形式上的差异,但两国书法景观在整体上具有城市空间分异规律和文化认同的一致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旅游街区的书法景观较之传统旅游街区已经弱化;书法景观在不同类型业态之间的差异则揭示了这种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     

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及旅游活化研究（英文）

运用Arc GIS对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研究,结合传统村落的当地实际情况,探讨与其特点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云南省传统村落呈现出非均衡聚集分布的空间结构特点,主要聚集分布于滇西北、滇西和滇南等海拔较高的市州区域,其中保山市的传统村落分布密度最高,为66.33个/万km²;其次是大理州和红河州,传统村落密度分别为44.13个/万km²和37.66个/万km²。(2)影响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结构的因素主要有自然地理因素、人文历史因素和交通运输因素。其中,云南省垂直落差较大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客观上孕育了传统村落的人居环境,千百年来世代传承延续的农耕文明历史奠定了辉煌灿烂的传统村落人文基础,高海拔地带较为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在客观上延缓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对于传统村落的破坏。综上,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3)根据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规律,探索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传统村落旅游活化路径,根据各地传统村落资源禀赋特征的不同进行差异化发展,即分别发展农业旅游、文化旅游与生态旅游等活...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资源空间数据,集成相关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数据,采用最邻近分析、核密度估计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新疆非遗的空间分布规律和集聚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探究影响新疆非遗空间分布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结果表明：新疆非遗空间分布呈现北多南少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喀什、伊犁、塔城、巴州和乌鲁木齐等地（市、州）;新疆非遗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不同类型非遗的集聚程度也有差异,在空间上形成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库尔勒为核心的一级组团、伊宁和喀什为核心的二级组团以及以塔城、哈密和阿克苏为中心的若干三级组团。新疆非遗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文化因素（0.5494）>经济因素（0.4597）>自然因素（0.2285）。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协同效应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更明显。     

大连市文化企业的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

基于大连市2000年、2008年和2016年文化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空间尺度,运用全局自相关、热点区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布局整体呈现明显的“市中心”偏好,2000-2016年文化企业空间扩散现象明显,但核心城区的集聚程度却不断提高,最终呈现出“两心一带”的分布格局。② 大连市的南部地区一直是全市文化企业的热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圈层特性。在研究时段内热点区域面积减少,但是热点集聚中心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③ 生产型文化企业仍高度集聚于传统中心城区,消费型文化企业则向城区边缘和新区扩散,形成多中心集聚的分布格局。④ 在街道空间尺度下,区位要素和集聚要素对文化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政策要素的影响不显著。与消费型文化企业相比,生产型文化企业对集聚效益、文化资源和商务环境等因素更敏感。     

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城市文化消费空间重构——以星巴克为例

在地理学“文化和空间转向”背景下,城市社会文化的关注渐渐成为城市研究和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热点.文中选择以茶楼为代表的传统茶文化消费和以星巴克为代表的新兴咖啡文化消费空间的冲突与变化为视角,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以星巴克为代表的外来消费文化现象进行分析,从文化行为与心态层面归纳总结广州城市文化消费空间的重构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在全球化影响下,星巴克咖啡消费空间的兴起,在广州培育了以中产阶级和学生为主的一批忠实的消费群体,对传统茶文化空间产生一定的冲击,伴随的是消费者“符号化”消费心理的膨胀及追求生活第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理论解析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传统乡村聚落空间面临剧烈分化和重组。在阐释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概念内涵基础上,基于宏观和中微观层面、客体和主体系统探讨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机理,并提出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过程中需关注的要点。结论如下:①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即为适应城乡发展要素的变化,行为主体采取经济、技术、政策等手段调整村镇空间等级体系及干预单体聚落内部土地资源配置,以协调乡村地域人地关系的过程,具有重构内容复合性、重构目标多元性和重构过程复杂性的特点。②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折射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演化、技术发展等宏观环境的变迁,并根植于所在乡村地域自然-经济-社会等客体系统的约束框架之内,凝聚着利益行为主体间的博弈、对抗、竞争与合作关系。③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应正确处理人口-土地-产业关系,充分重视聚落的文化和生态价值,有效发挥政策和制度的支撑作用,以促进新时期乡村地域系统的全面振兴。     

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表征、测度与归因

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受自然和文化双重影响,表现出复杂的空间差异性,通过识别空间差异来判断人地关系及其系统内部的空间机理和文化形成机制,是人文地理学当前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从空间秩序视角出发,选取湘南地区10个典型的传统村落,将方向性序量、紧凑度、分形维数以及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中心性、中心势等指标引入到区域单元下传统村落的空间秩序研究中,通过比较村落内部及村落之间的各项指数变化,并利用TOPSIS法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探究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共性与个性,最终分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及空间机理。研究表明：① 方向性序量是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最直接的表征,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方向性秩序均值都在0.7以上,属于上游水平。② 紧凑度和分形维数分别表征村落整体形态的紧凑性和复杂性,从正反两方面反映了传统村落的外向空间秩序,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紧凑度较好、边界轮廓复杂性较低。③ 点度中心性代表村落的向心性,接近中心性代表村落的集聚性,中介中心性代表村落的破碎性,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的中心均在村落几何中心附近。④ 村落空间秩序实际上代表着社会秩序的自组织性,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感整体都较强,其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山水、宗族血缘、经济基础和文化教育4个方面。研究对于识别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并判断其文化形成机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以内蒙古额济纳绿洲为例

旅游地感知是旅游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对推动边疆生态旅游地品牌化建设,促进边疆“去边缘化”和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额济纳绿洲为例,综合集成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文本分析法与社会访谈法,探讨了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特征与地方想象建构过程。结果表明：（1） 绿洲景观生态与自然风貌是生态旅游地空间感知中最主要的部分,其中,胡杨林在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胡杨符号成为游客审美和消费偏好。（2） K-核分析发现,胡杨要素贯穿所有凝聚子群层次变化过程,胡杨景观及其延伸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游客重点关注的内容。随着K-核级数增加,游客由着重关注绿洲胡杨森林景观向绿洲森林、地貌、水体等综合自然景观过渡,绿洲人文景观除黑城遗址和策克口岸外,其他较少受到游客青睐。（3） 基于边疆独特的景观符号、典型的地域符号和层累的文化符号,借助真实空间的具身体验和想象空间的文化建构,游客对额济纳绿洲展开丰富的生命想象、边塞想象与秘境想象,塑造出绿洲鲜明的地方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