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大高铁对东北地区城市规模的空间影响

为了探究高铁对城市规模产生的空间影响,以国内城市规模变化较为明显的东北地区为例,探讨哈大高铁开通对东北地区城市规模造成的影响及规模变化呈现出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高铁开通对东北地区交通可达性产生明显的时空压缩效应,可达性提升幅度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随高铁距离增加而明显衰减,省际可达性提升幅度显著大于省内;(2)高铁产生的时空压缩格局与东北地区城市规模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耦合现象,哈大干线及其周边城市规模变动较为明显,而由高铁沿线向周边过渡的区域城市规模变动幅度相对有限;(3)哈大高铁对东北地区城市规模的影响主要呈现4种模式,不同的影响模式使得城市面临扩张、收缩两种不同的选择。     

东北地区收缩城市活力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市辖区人口变化识别2010—2018年东北地区的收缩城市,重新定义城市活力并构建城市活力多指标评价体系,刻画东北地区城市活力时空格局,剖析东北地区收缩城市的城市活力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东北地区现有16个收缩城市和7个增长城市,资源衰竭型城市为典型的收缩城市,整体表现为“收缩与增长并存,收缩集聚性显著”的空间特征。(2)东北地区城市活力水平整体提升,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空间整体格局和“北低南高”的省际空间差异格局。(3)收缩城市的综合活力水平普遍低于增长城市。从不同活力系统看,收缩城市的经济活力水平普遍较低,但个别城市的环境活力、文化活力和社会活力水平表现反而优于增长城市。(4)收缩城市活力系统协调度演变特征不显著,城市的原有活力基础和本底条件对于城市活力水平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保持高水平高协调的发展结构对于提升城市活力具有重要影响作用。(5)城市活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功能混合度、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对收缩城市而言,优化建成区环境和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空间多样化容纳程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是提升城市活力水平的关键。     

基于绿色专利的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格局的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

绿色创新具有生态环境友好和以创新为发展动力的双重属性，厘清绿色创新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2005—2019年黄河流域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Kernel密度估计、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从“集聚-网络”视角探析了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格局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水平增速放缓，上中游城市后发追赶，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存在动态集聚特征。(2)绿色创新空间集聚格局呈现由东至西渐进发展态势，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绿色创新水平整体跃迁，形成片状集聚，而其余城市群形成点状跳跃式的“核心-边缘”发展格局。(3)绿色创新合作网络密度低且高度不均衡，形成以山东半岛城市群、郑州、西安和银川为四边形骨干的“金字塔”形。(4)融入绿色创新合作网络对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且稳健地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创新呈现出倒“U”形关系，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网络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绿色创新，网络中心度、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影响的时空异质性研究：基于大数据的分析

城市地理与城乡规划一直关注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但鲜有研究揭示该影响的时空异质性。城市活力表现为居民在实体空间上的分布及其活动,并呈现时间动态变化特征。通过采集广州市中心城区新浪微博签到数据以及建成环境大数据,在1 km×1 km方格网、2 h时间段的时空单元上可视化城市活力的时空动态变化特征,基于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GTWR) 揭示区位、功能混合度与密度对城市活力影响的时空异质性,并对比工作日与双休日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广州中心城区城市活力呈现东西带状的“多节点”空间格局,在24 h内经历“分散-集聚-进一步集聚-分散”的时空动态变化。② 区位、功能混合度与密度对城市活力的边际效应表现出空间和时间双重维度的不稳定性。③ 由于居民活动的时空约束不同,城市活力时空特征及其建成环境影响在工作日与双休日存在差异。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水平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地理“大数据”的出现为研究城市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兴趣点（POI）和位置服务（LBS）的地理“大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尝试探讨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武汉、南昌和长沙中心地位突出,城市群边缘形成片状活力“洼地”的空间格局;②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耦合关系,低度耦合城市少,较高度耦合和高度耦合城市较多;③高校资源、经济密度、基础设施水平和信息化程度4个因素是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的主要因素,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     

长三角民营上市企业时空发展特征与驱动因素效应分异研究

基于长三角民营上市企业数据，依据熵权法测度民营上市企业发展指数，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解析其时空发展特征，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2003—2018年，无论从企业数量还是从主营收入来看，长三角民营上市企业行业前十位的占比均超过五成。前十行业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为辅，主营收入中以批发零售业及制造业为主；(2)长三角民营上市企业呈现“西北-东南”发展格局，变化特征为“先扩散后集聚，类Z字形偏移”，其蔓延区域空间异质性显著且呈“多中心半环绕型”蔓延；(3)民营上市企业发展的驱动因素空间分异沿单方向梯度变化，驱动效应维持正向的因素有技术创新环境、市场规模，由正向驱动转为负向驱动的因素有交通可达性、城市政策环境，由负向驱动转向正向驱动的因素有生产成本、对外开放程度。     

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协调及其时空特征

在探讨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与空间关联格局,并利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总体保持上升趋势,但金融业发展水平始终高于旅游业;两者发展水平年均值呈“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空间分布格局,年均增长率则呈“东慢西快”的空间特征。2）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态势,初步实现中度协调;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梯度递减格局。3）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且空间集聚强度呈波动增长的态势;“H-H”集聚类型分布在东中部,“L-L”集聚类型分布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各省域的空间集聚状态变化具有稳定性,表明各省域两大产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特征。4）从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区域创新能力和政府支持对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规模、交通发展水平和数字化程度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中国城市用地与人口规模分布时空动态比较——以环渤海地区为例

复合1992-2012年DMSP/OLS稳定夜间灯光等多源遥感数据和统计数据,运用多种城市规模分布理论方法,对城市用地与人口规模分布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系统比较。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城市用地规模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城市人口规模增长速度,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比城市用地规模分布更为均衡;城市用地规模呈首位型分布但首位优势在减弱,城市人口规模呈位次型分布但首位优势在增强;位序迅速上升的城市主要位于山东省和河北省,位序显著下降的城市主要位于辽宁省。环渤海地区城市规模空间分布呈显著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极化特征,且城市用地规模分布空间特征比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更为突出。研究结论可为优化区域城市空间开发格局、促进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活力空间特征及建成环境对其影响机制研究

采用城市POI、手机信令数据及夜间灯光遥感数据,以深圳市为例,构建城市活力度量指标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间特征。构建“5D”指标体系度量城市建成环境,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深圳市城市综合活力显示出“南强北弱,西强东弱”的空间分异特征,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城市综合活力最主要反映的是社会活力。2）城市综合活力、经济活力、社会活力、文化活力均受到建成环境的显著影响。高POI密度、高建筑密度、高平均建筑层数和高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城市活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居住人口密度与路网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路网密度等交互作用对城市活力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4）在影响机制中,建筑密度、平均建筑层数为底层支撑因素,POI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为直接驱动因素,居住人口密度为诱发因素,距行政区中心距离、交叉口密度、路网密度、地铁站点密度和公交站点密度为调节因素。     

中国三大城市群收缩城市“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分析

以人口密度作为量化标准,识别2012—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137个县级以上城市的收缩情况,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对收缩城市“三生”功能及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12—2017年,三大城市群共40个收缩城市,占城市总量的29.20%,以轻度收缩为主,主要包括资源型城市、核心城市周边中小城市和偏远欠发达城市三种类型。研究期间,三大城市群收缩城市“三生”功能时空格局变化差异显著,京津冀收缩城市综合功能下降趋势最为明显。三大城市群收缩城市“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偏低,其中京津冀城市群明显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地域差异显著。研究表明：不同城市群收缩城市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与功能变化显著指标较为相关,三大城市群城市收缩情况与“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联系密切。     

基于ECOSTRESS地表温度和手机信令数据的城市人口热环境暴露风险评价——以西安市为例

全球气候变暖和城市热岛效应的双重影响使人类社会面临的极端高温风险日益加剧,给城市人口健康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科学评估城市热环境下人口暴露风险已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论文基于ECOSTRESS地表温度数据和手机信令数据,以西安市为例,在城市地表温度和人口时空变化分析基础上,构建城市人口暴露风险评价模型,揭示精细化时空尺度上的人口暴露风险时空格局及其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西安市夏季一天内的地表温度呈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昼夜地表温度差异较大,白天平均温度为35.5℃,夜间平均温度为21.5℃,白天地表温度空间分布相比夜间具有更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且日内所有时刻均存在不同强度的城市热岛效应,热岛分布的变化表现出从聚集状态向离散状态再过渡至聚集状态的特征。(2)西安市人口分布呈单中心结构,73.6%的人口都分布在三环以内,且沿中轴线集中的现象显著,昼夜人口形成了“白天向心、夜间离心”的分布特征。(3)人口暴露的中、高与极高风险区主要呈散点式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且86.6%的极高风险区位于三环以内,而无风险和低风险区主要集中连片分布在城市外围。(4)导致昼夜人口暴露风险...     

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城市规模对中国高学历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影响

基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中国300个城市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高学历劳动力规模呈现级差化分异特征,其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特征,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和东中西地带性分异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辽中南半岛、哈长城市群及内陆省会城市是主要分布地。2）从高学历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例看,北方资源型城市及东部沿海城市群高学历劳动力优势突出,中部和西南地区存在明显“凹陷”;从高学历劳动力和总就业劳动力耦合的结果看,相对占优型和绝对占优型两类城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东北的工业城市、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及内地省会城市。3）实证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受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及城市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共同影响。从全国层面看,经济机会、城市规模、房价主导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凉爽的夏季气候、优质中学教育资源、游憩及交通资源对其也有重要影响作用。4）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中,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均受到经济机会和舒适物的影响,但舒适物因子在各类型城市中发挥的作用差异较大。     

多源数据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与网络结构分析

基于宏观统计、微观企业和交通大数据,从规模和网络2个方面及“城市节点-发展轴线-空间格局”3个维度,分析黄河流域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和网络结构特征以及二者关系。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体系呈现多中心分布特征,规模等级趋于均衡,形成了以兰州-西安-郑州-济南-青岛为主导的发展轴线和“Ψ”型空间格局。规模等级和网络结构成拉平的“S型”曲线关系,可划分为低水平低速耦合、中水平高速耦合和高水平低速耦合3个阶段。     

上海游戏产业空间集聚及演化研究

基于上海市2006-2016年间游戏企业时空数据,借助ArcGIS10.2和Crimestat3.3,探讨上海市游戏产业空间集聚及演化特征,以揭示影响其空间集聚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上海游戏企业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呈现由“双核心集聚”到“单核心集聚”的演变;游戏企业存在集聚与扩散的双重态势,企业在向嘉定等城市外围地区扩散的同时,浦东、徐汇的集聚也在进一步加强;主要集聚区之间的集聚强度与集聚规模成正相关;影响上海市游戏企业空间集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企业的空间位置需求是企业选址的基础因素。政府的政策与规划是吸引和改变企业空间格局重要的引导性因素,而产业基地与园区的人才与资本优势成为游戏企业集聚另一重要原因。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活力与建成环境非线性关系研究——以双休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北大核心CSCD

通过优化城市建成环境来营造和发展城市活力是建设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的重要举措。论文以双休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使用人口热力数据量化城市活力的时空分布特征;选用基于梯度提升决策树的SHAP可解释性模型(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GBDT-SHAP)测算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非线性影响,并提取关键变量的最佳阈值。结果表明:(1)双休日武汉市主城区城市活力的分布具有明显的时间、空间和功能异质性。城市活力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中心高、外围低”的特征;在时间上,从7:00开始逐渐提升,下午和晚间达到顶峰。(2)武汉市主城区建成环境显著影响了城市活力强度,且其非线性影响和阈值效应明显:大型商圈的影响阈值大致在3000~4000 m,地铁对城市活力的影响主要在城市内部且地铁站服务范围在1500 m以内,POI混合度超过0.4后会抑制城市活力。SHAP模型弥补了传统多元线性模型在可解释性上的不足。(3)到CBD的距离、离地铁站距离、天空开敞度以及商业类型存在时间驱动效应,随时间变化对城市活力的影响重要性会发生相应变化。研究结果可为武汉市主城区城市规划设计提供依据:贯彻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理念,做好地铁交通与大型商圈的衔接,是增强城市活力的有效措施;设置户外开放空间,有利于促进居民晨练和社会活动;增加小型餐饮和娱乐场所也是增强夜间活力的措施。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呼包鄂城市群空间扩张特征及驱动力研究

为了揭示呼包鄂城市群时空演化特征和主导因素并明确其所处发展阶段,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提取城市群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5个时期建成区轮廓,运用规模扩张指数、重心偏移模型和景观格局指数对其扩张过程、扩张方向和空间格局特征进行量化描述,在此基础上构建驱动力模型,探究其时空扩张驱动力。结果表明:(1)呼包鄂城市群呈现“先快后慢、先强后弱”的中心圈层式扩张的空间形态演变特征;(2)扩张方向上呈现“顺势转移、逐心而动”和“大幅东进、加速南移”的空间重心迁移特征;(3)空间格局上呈现核心-边缘分布以及“由极化转向集聚”的组织结构特征;(4)动力机制上以行政力和内源力平行驱动为主,市场力和外向力对城市群空间扩张影响作用依次递减。区域城镇化进程较快,总体处于快速发展的低级一体化阶段。     

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0—2016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相关统计数据，采用中等职业教育地理集中度、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了2000年以来中国中等职业教育水平时空分异、空间集聚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6年中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呈倒“U”型变化趋势，地理集中度逐渐提高，省域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以“缩减型”为主；2）中等职业教育水平及增长呈正空间自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总体呈“西进南移”空间格局，西部是中等职业教育增长热点区，区域均衡性明显提升；3）中等职业教育空间集聚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适龄教育人口和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条件，经济因素影响相对较弱，不同影响因子交互作用显著，初中毕业生数是主导交互因子，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化率逐渐成为次主导交互因子。     

中国旅游产业组织的时空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

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是关乎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旅游产业总量优化、集约生产与提质增效有序并进的重要科学问题,动态把握其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推动区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构建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分析框架,运用修正耦合协调模型、LISA时间路径、时空跃迁及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析中国2011—2019年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耦合协调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呈显著提升趋势,存在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区域分异,空间扩散态势逐渐增强。(2)中国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的局部空间结构和空间依赖方向的总体波动幅度小,空间整合性强;局部空间关联结构较为稳定,存在明显的转移惰性与路径依赖,尤其是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3)科技创新、城镇化和交通设施均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政府调控和产业结构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逐渐显现,人力资本则对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较强。     

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

基于重庆市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2002—2017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Tobit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现状分布看,距离城市中心4~12 km的城市中间圈层是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并呈“双峰”圈层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表现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特征显著。2）2002—2017年,企业分布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同时大量向距离城市中心6~8 km范围集中,圈层分布由“双峰”结构向“单峰”结构转变,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分布演变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强度与规模持续提高。3）产业集聚因素对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相关区位条件和市内交通因素的影响,对外交通和空间政策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城市活力与建成环境的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研究——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城市地理与城乡规划一直关注城市活力与建成环境的关系。论文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通过采集百度热力图、建筑矢量数据、路网数据、兴趣点数据等多源空间大数据,应用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探究建设强度、功能性质和交通可达性3个维度的建成环境要素对城市活力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并对比工作日白天与夜间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容积率对城市活力塑造的相对重要性最高,其次是休闲设施密度与公交密度,且白天与夜间的差异不显著。合理的开发建设强度、集聚的休闲与办公设施、公交导向交通发展,更有助于塑造充满活力的城市。(2)各建成环境要素与城市活力之间均存在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且部分建成环境要素白天与夜间的差异较明显。研究结论可为精细化的建成环境规划与治理以促进城市活力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