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的城市网络构建研究进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产品创新的重要源泉, 其在城市网络构建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通过城市网络不同研究载体的梳理发现, 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城市网络的研究已成为西方城市研究领域的重要前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等级的密切关联性是城市网络构建的重要基础, 网络构建的作用力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属性、企业的组织结构以及城市发展的自身条件。通过对网络构建模型、网络特征和网络动态演化的综述可以发现, 生产性服务业的布局对于解释全球化和信息化影响下的中国城市网络是适用的, 但国内的研究多集中于方法的引介, 对于内在机制和演化机理关注较少。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细化, 中国不再仅仅承担制造业功能, 生产性服务业已开始大规模集聚, 国内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城市网络的系统研究刚刚起步, 亟待加强。     

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与驱动因素

以Web of Science合著论文数据为基础,参照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对象的世界城市网络系列研究选取全球526个主要城市,借助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分析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和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空间结构方面,“头部”城市格局稳定,欧美城市垄断明显;城市在全球知识合作网络与全球高端生产性服务网络中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均呈现出非均衡特征,网络重心有显著的东移和南移趋势。② 拓扑特征方面,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规模、密度和连通性不断增强;网络呈现出显著的“小世界性”和“无标度性”、“核心-边缘”结构和“社群”结构;不同城市在网络中发挥着不同的“全球功能”和“国家功能”。③ 驱动因素方面,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演化由内生和外生驱动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内生驱动因素包括当代知识创新范式的转变、知识创新过程的非线性演进、知识组合的特定方式、合作对象择取的“偏好依附”以及维持合作关系的“社会纽带”;外生驱动因素包括地理邻近、国家边界、区域协定以及殖民历史。     

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城市网络的演化模式与机制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从行业属性、企业内部因素和城市所处的环境3个层面的耦合关系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城市网络的形成演化模式和演化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索。在基于地理空间的行政等级体系基础上,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于城市网络的综合影响,归纳了由初始集聚阶段-非均衡扩散阶段-等级网络形成阶段-网络成熟阶段的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城市网络的一般演化模式。实证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网络正处于非均衡扩散向等级网络阶段演化的过渡时期,表现出网络的层级特征愈发明显、水平联系不断增强、联系方向更加多样化、服务功能联系差距缩小等特征。联系便捷程度、创新要素支撑、制造业发展基础,以及城市能级推动等要素对于长三角城市网络的影响较大。     

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随着全球进入大发展、大变革的新时代,国家/地区间科研合作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全球科研合作既面临历史性机遇,也遭遇重大挑战。因此,探究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对于研判全球科技竞合态势至关重要。本文采用科睿唯安的InCites数据库所收录的2000—2019年国家/地区间科研合作数据,基于“点—线—网”的分析框架和动态的研究视角,刻画了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节点位置、双边关系和网络结构3个方面的演化动态,揭示了网络演化的综合驱动机制及其不同发育阶段驱动力重要性的变化。研究发现：(1)节点位置上,传统科学强国的度中心性排名始终位居前列,新兴科研国家的网络影响力不断增强。(2)双边关系上,国际合作联系数量快速飙升,中美合作取代美德合作,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联系。(3)网络结构上,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等级层次性逐渐降低,由美国单组团演化为美国—沙特双组团。(4)驱动机制上,全球科研合作网络演化受到地理邻近性、认知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共同语言、历史联系和人才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地理邻近性、共同语言和历史联系的重要性随着网络演化而降低,合作网络的驱动力更多是依靠社会邻近性、认知...     

城市网络的一种算法及其实证比较

城市网络链接是考察区域空间组织的重要途径,基于高级生产性服务业(APS)的城市网络算法分析更是国际上该领域方法论研究的热点。本文以区域空间和企业层级为视角,在新近出现的分区核心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全计算过程中对单一公司进行网络分析的改进方法,实现了网络分析中地理和层级的特征表达,同时规避了原算法中公司—城市的二模网络数据合并为城市—城市的一模网络数据所导致的信息损失,并以此实现了社会网络统计工具在这一算法的拓展应用。实证研究中,运用该算法对中国两大典型城市区域——长三角、珠三角的25个城市进行了网络检验,结果表明:与连锁模型算法相比,改进后的分区核心算法不但呈现出明显的层级特征和地理空间特征,并且邻近性、中间性、出度、入度等统计量得以运用,拓宽了生产性服务业城市网络的研究视野;另一方面,也发现,由于理论模型假说的演绎分析决定了城市网络的实际形态,因此,后续的生产性服务业城市网络研究的一个创新途径即在于多类型城市流的实证归纳。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效应研究进展

伴随着全球生产方式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后工业社会”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体系重构的主导产业。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并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多层级动力机制及其区域城市化效应”的研究成果,对已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进行讨论。结论为：①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时空演变态势上既呈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期发展阶段趋同的特征,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②转型期政府—市场、政府—企业、中央—地方等关系,决定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程度以及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形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动力机制。③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和集聚促进了巨型城市区域的发展,改变了城市体系的组织模式,但有别于西方的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效应需考虑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系的影响。     

全球城市知识流动网络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

在科技全球化时代,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日益频繁,成为当代知识生产的重要特征.然而,鲜有从知识流动的视角开展全球城市体系的研究.基于2017年的高被引论文合作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系统地刻画了全球城际科研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和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拓扑结构呈现出以北美、欧洲和亚太城市的三极格局,...     

全球金融网络与区域发展

伴随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全球-地方的金融联系日益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全球金融网络的概念应运而生。本研究提出,全球金融网络不仅是理解全球-地方金融联系的重要概念框架,也是从金融全球化视角分析区域发展的有效工具。本文提出了与全球金融网络有关的两种区域发展路径。第一,不同的区域主体借助全球金融网络,可以获取到必要的金融与商业服务支持,进而开展跨境的融资和金融投资实践。通过这样做,区域能够基于自身发展条件,整合利用境内外不同金融市场的优势来服务区域发展目标,但代价是区域将面临更大的全球金融风险暴露。第二,区域通过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与商业服务业,促使区域内城市成为全球金融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从而能够提升区域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并实现金融与商务服务部门带来的经济增长。这两种发展路径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区域自身的地理条件和发展策略,也受制于外部不断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本文强调了全球金融网络用于分析区域发展问题的有效性,呼吁未来注重利用该框架来分析金融全球化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影响,从而推动相关领域理论发展,并提供有用的政策启示。     

全球城市技术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特征与空间格局

采用2015年PCT专利数据,构建全球城市技术合作网络。利用复杂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全球城市技术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与空间分布。研究发现：拓扑结构上,全球城市技术合作网络的密度较低,城市节点对外联系强度极不均衡。网络为无标度网络,社团结构明显。空间格局上,全球技术合作网络中城市节点的专利总量和对外联系次数都呈一定区域性,城市节点主要通过全球知识网络获取知识。巴黎和东京无论是专利产出还是合作数量都具有领先优势,对外联系紧密,枢纽性强。网络中城市节点度中心性的空间分布上与专利产出的分布格局基本相同,而介数中心性的分布格局更为集中。     

“一带一路”视角下城市技术合作网络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2007-2018年的PCT专利合作数据,基于“一带一路”视角,分段刻画城市技术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格局及其时空演化,利用负二项回归方法分析其演化的邻近性机理,结果表明:①拓扑结构方面,网络整体规模经历了从“规模扩大”到“联系增强”的演化过程,中国城市逐渐占据网络的核心层级.②空间格局方面,“一带一路”城市之间...     

全球科研论文合作网络的结构异质性及其邻近性机理

以科研论文为媒介的知识合作网络已成为知识溢出的重要通道,但目前学术界对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结构的复杂性涌现机制缺乏深入的探讨。基于2014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的科研论文合著数据,借助大数据挖掘技术、复杂网络、空间统计和重力模型分析,刻画了全球科研论文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格局及其邻近性机理。结果发现：① 拓扑结构上,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层级网络,具有小世界性和等级层次性,发育出典型的等级“核心—边缘”结构。② 空间格局上,以美国、西欧、中国和澳大利亚为顶点的“四边形”成为全球科研论文合作网络的骨架;三大中心性指标值的空间分异明显,强度中心性形成以美国为极核,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及西欧诸国为次中心的“一超多强”格局,与之类似的介数中心性呈现北美、西欧和东亚“三足鼎立”的形态,度中心性分布则相对均匀,表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多中心—边缘集散”格局。③ 重力回归分析发现,地理距离抑制了国际科研论文合作,不过其影响力较弱;社会与经济邻近性对全球科研论文合作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语言差异不是国际科研合作交流的障碍。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

全球化进程中,城市网络的研究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前沿。借鉴西方有关的研究工具,从城市网络的层级特征、网络模式、功能特征三个方面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网络发展特征。研究表明：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长三角城市网络具有显著的层级特征,与已有的城市等级体系特征并不完全一致,个别城市如昆山、义乌等城市承担了重要的网络联系中心的作用。同时,城市间的网络连接也呈现出明显的位序关系,三大核心节点城市（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的联系形成了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网络的最主要的联系。从影响范围来看,上海的网络指向性最强,涉及面也最广,但南京和杭州的影响不再仅仅局限于自身所在省份之内,扁平化发展的趋势愈发显著。网络联系的核心区域开始由传统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所围合的“Z”字型区域向北部的南通、扬州以及南部的绍兴等地区扩散。根据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所形成的网络特征的不同,将11个部门分为完善型、扁平型、专业型等三种类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结构及形成机制

科技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以来取得显著进展。以"一带一路"沿线65国为研究区,运用WOS核心集合论文合作数据构建国家间科研合作矩阵,通过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负二项回归分析法,探究沿线各国2013年和2018年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化结构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在全球尺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知识流动日趋频繁,但内部合作紧密程度不及与沿线以外地区的合作程度。沿线区域对全球的科研合作网络由欧洲、美国和中国"三足鼎立"骨架结构向欧洲、美国、中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密集区构成的"多边形"骨架结构转变。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合作网络的空间结构,由中国、中东欧区组成的"双核发散"向"一区多点"构成的"多极化"空间结构转变;等级结构则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等级层次结构,且由单核心向双核心转变;控制结构呈现出由"单核心"向四周高、中间低的"多超多强"盆地型控制结构转变。③沿线国家的科研实力、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等国家主体属性以及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等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形成的主要机制,其中科研实力、社会邻近性的作用最大,地理距离对科研合作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运服务业网络格局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航运服务业对于巩固与提升中国在全球航运网络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构建103家跨国公司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丝之路）”沿线1 054个城市的分布数据库,分析7种航运服务业在“海丝之路”沿线的网络特征。研究表明：① “海丝之路”沿线航运服务业网络的层级分布特征明显,处于第一层级的均为亚洲城市,说明亚洲航运服务业在航运服务业网络中地位重要。② 在“海丝之路”这一层面,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和地区构成大的联系三角,在中国层面,上海、香港、北京构成小的联系三角。③ 高端航运服务业主要分布在欧洲城市,亚洲城市在中端航运服务业方面占据重要地位,在低端航运服务业方面,非洲城市在仓储服务业表现突出,亚洲和欧洲城市则在船舶修造业实力雄厚。④ 高端航运服务业往往受城市的历史、文化、语言、法律、制度影响较大,对地方的根植性较强,倾向于首都等内陆城市,而中低端航运服务业主要依托于货物运输,受自然条件和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往往随货物运输转移而转移,倾向于分布在港口城市。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及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合理分工对于实现京津冀地区空间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利用2003-2012年京津冀地区1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测算了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的空间特征与行业特征,并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的空间外溢效应。主要结论：① 北京和天津在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分工体系中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河北省11个城市则呈现出专业化特征,大多专注于金融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② 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程度相对较低,并且从动态上两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呈现趋同的趋势;③ 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信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地方化程度较高,而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的地方化程度则明显偏低。④ 地方化程度较低的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各城市间的空间外溢效应显著,但受交易成本和对“面对面”接触需求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在150 km范围内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而地方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交通运输业、金融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的空间外溢效应则不显著。信息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间的溢出仅体现在相邻城市之间。实证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地方化程度越低,城市之间的空间溢出越易实现。     

基于文化演出消费视角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城市文化职能和全球文化城市成为城市网络研究的新兴视角。借助“大麦网”数据,基于空间分析和岭回归方法,揭示基于文化演出消费活动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对现有城市网络研究形成补充。研究表明：①文化巡回演出的城市网络呈现出中国城市网络中常见的“菱形结构”,但是向二、三线城市渗透的趋势较为明显,体现了不同级别城市本地文化生产能力的差异以及文化演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②中西部省会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影响力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而东部沿海地区核心城市的影响力则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反映出中国不同地区演出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在对外文化联系中地位的差异;③不同类型文化演出在空间分布和网络结构上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反映出其市场结构和盈利模式的差异以及城市地方文化消费特征的影响;④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地方政府投入、城市总体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中国文化演出消费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反映出文化演出消费的独特性。     

“组织-贸易”视角下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基本结构及其边界重构

全球能源治理是当前能源话语权塑造的重要形式,其本质是能源利益主体间围绕多元能源议题而构建的关系网络。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各能源组织的架构、功能、绩效以及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占据了主要内容,而对于全球能源治理的整体结构以及内部关系却未能有进一步探索。本研究认为,能源组织与实际贸易存在交互关系,将二者相结合来进一步呈现和解释全球能源治理架构是有必要的。基于此,本研究以2019年为时间节点,收集主要能源组织的属性数据与各国之间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数据,将国家间在能源治理组织的常态化合作关系与实际发生的能源贸易关系作为分析基础;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全球能源治理网络,探析其基本结构以及出现的“边界重构”现象。研究发现：(1)能源组织网络与能源贸易网络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在两种网络对比中,美国与俄罗斯均占据主导地位。(2)中国已经成为能源贸易大国,但在全球能源组织合作中不具优势,与传统能源利益集团之间缺乏正式的治理合作。(3)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主要被划分为欧盟以及亚太-北美“社区”,其中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占据“核心”地位;而以单一能源输出为主导功能的出...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路径与地理特征

利用2012年和2017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单》中娱乐明星行动轨迹数据探索中国娱乐传媒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模式。研究发现：①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全球化经历了“产品引进”“产品输出”“对外投资并购与跨国生产”几个阶段,具有明显的内需驱动式全球化特点;②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生产网络形成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相较于典型制造业生产网络表现出更加快速的动态演化特征;③ 娱乐传媒产业各类价值活动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反映出不同价值环节的需求与各区域平台、资源或市场条件的战略耦合关系;④ 中国娱乐传媒产业的国外活动呈现出向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邻近国家集聚的趋势,体现出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娱乐传媒市场结构以及“地理-文化邻近效应”的作用。     

国际电影节视角下文化型世界城市的时空分布与网络特征

基于对15个A类国际电影节和美国奥斯卡金像奖举办地、提名/获奖影片、评审团等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探索国际电影节举办城市及参与国家的时空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基于国际电影节视角的文化型世界城市地缘联系网络的结构特征。研究表明：(1)国际电影节总体分布呈现出从欧美核心国家向亚非拉外围地区不断扩散的空间格局，电影节举办城市与传统的经济和政治型全球城市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反映出文化产业特殊的价值属性以及电影节相关行动者的“去政治化”策略；(2)国际电影节提名和获奖影片的地理分布形成了以“欧洲-北美-东亚”为核心的多元化格局，反映出电影生产制作活动的去中心化趋势，而以评审团为代表的国际电影节权力结构则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特征，少数国家掌握核心文化权力资源，对全球电影产业的发展形成重要的导向作用；(3)国际电影节的地缘联系网络普遍表现出明显的“欧洲导向型”特征，反映出欧洲国家在全球艺术电影领域的影响力，而不同电影节网络连接格局的差异则体现出电影节地理位置以及国家间的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等要素的影响。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简

全球化进程中,城市网络的研究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前沿。借鉴西方有关的研究工具,从城市网络的层级特征、网络模式、功能特征三个方面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网络发展特征。研究表明：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长三角城市网络具有显著的层级特征,与已有的城市等级体系特征并不完全一致,个别城市如昆山、义乌等城市承担了重要的网络联系中心的作用。同时,城市间的网络连接也呈现出明显的位序关系,三大核心节点城市（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的联系形成了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网络的最主要的联系。从影响范围来看,上海的网络指向性最强,涉及面也最广,但南京和杭州的影响不再仅仅局限于自身所在省份之内,扁平化发展的趋势愈发显著。网络联系的核心区域开始由传统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所围合的“Z”字型区域向北部的南通、扬州以及南部的绍兴等地区扩散。根据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所形成的网络特征的不同,将11个部门分为完善型、扁平型、专业型等三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