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政策变迁影响路径的组态视角研究——基于黄山案例地的定性比较分析

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与政策变迁紧密相关。论文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基于多源流理论探索乡村旅游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由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本地文化政策变更、东道主居民参与以及旅游市场舆情组成的乡村旅游政策变迁影响的构型。研究发现：① 单项因素影响中,组织/领导的变更对文旅局层面的旅游政策出台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东道主居民参与在市级政策的出台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但所有单因素均不构成乡村旅游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② 在可能形成的32条路径组合中,存在4个充分性条件的特定组合路径影响市级层面的乡村旅游政策变迁,3个充分性条件特定组合路径影响文旅局层面的乡村旅游政策变迁;③ 对于市级旅游政策变迁来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旅游市场舆情和东道主居民参与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力,旅游部门的领导变更在组合中影响力相对较小;④ 对于文旅局层面的政策变更来说,组织领导变更、乡村规划政策变更、本地文化政策变更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力,东道主居民参与和旅游市场舆情在路径中影响较小;⑤ 多源流的政策变迁动力下旅游政策的效应涉及社会民生等多领域。研究可为未来政策研究领域的深入与政策制定提供参照。     

安徽省旅游政策变迁及其空间 n.响应研究

借助于经济学供给需求分析视角,构建旅游政策变迁及其空间响应的理论框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探寻旅游政策变迁的路径和动因,揭示旅游政策变迁和旅游空间结构发展演化的内在联系。并以安徽省为例,根据改革开放之后安徽省旅游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将旅游政策变迁划分为形成期、密集期和协调融合期3个时期,其空间响应状态分别为点状格局、单一板块格局和多板块空间格局。分析得出,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旅游发展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旅游政策在不同时期通过其作用机制引导、激励利益主体投资建设旅游节点、交通设施等行为,推动旅游空间格局由点状格局向板块格局发展演化,旅游政策的空间响应强度取决于政府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和政策对利益主体的激励程度。     

安徽省旅游政策变迁及其空间响应研究

借助于经济学供给需求分析视角,构建旅游政策变迁及其空间响应的理论框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探寻旅游政策变迁的路径和动因,揭示旅游政策变迁和旅游空间结构发展演化的内在联系。并以安徽省为例,根据改革开放之后安徽省旅游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将旅游政策变迁划分为形成期、密集期和协调融合期3个时期,其空间响应状态分别为点状格局、单一板块格局和多板块空间格局。分析得出,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旅游发展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旅游政策在不同时期通过其作用机制引导、激励利益主体投资建设旅游节点、交通设施等行为,推动旅游空间格局由点状格局向板块格局发展演化,旅游政策的空间响应强度取决于政府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和政策对利益主体的激励程度。     

中国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及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04―2016年中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度,利用空间自相关法、面板数据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全局和局部空间视角分析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探讨其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地带性差异显著;空间相关性愈发明显。② 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模型、空间误差（SEM）和空间自回归混合模型（SAC）估计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制度变迁、资本因素与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显著。③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估计结果表明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作用明显,产业结构由东南和北部边缘地带向内陆递减;资源禀赋以西北部为核心逆时针扩散;制度变迁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一高一低”两极对峙;资本因素沿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顺时针递减。④ 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演化的驱动机制包括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资本驱动力和制度变迁调控力。     

城市化对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影响分析

城市近郊呈动态化的过程,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区域,其变化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文章探讨了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的特点,重点运用城市化理论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分析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受到的影响、发生的变迁。     

我国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构建及配套政策研究

我国国有城市建设用地市场正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滞后,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是割裂的,由此造成土地资源配置的低效和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益受损.在透视分析我国建设用地市场问题及原因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土地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工具,研究了建设用地市场的演化动力及其发展路径,构建出我国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制度框架,并提出配套的政策措施保障,以促进建设用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国外旅游治理研究进展综述

随着旅游业从规划开发阶段到经营管理阶段的转变,治理作为政治与公共政策领域中一个重要概念,被引入到旅游研究之中,并成为当今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文章在对国外旅游治理研究演变分析的基础上,就其研究理论、主要模式、研究议题、评价标准构建、绩效评价等5方面内容进行综述。研究发现,在研究进程上,其从小部分研究者的自发关注转变为当前旅游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研究理论上,从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到网络理论的转变;在研究议题上,涵盖旅游开发与规划治理、旅游营销治理、旅游资源与环境治理、旅游目的地治理、可持续旅游治理、旅游治理中的权力结构、旅游全球治理、旅游治理难点等内容;在比较研究上,应深入挖掘中国特殊社会经济文化情境下的旅游治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丰富现有的旅游治理研究。     

国内山岳旅游地研究综述与展望

从山岳旅游地形成和发展、管理与制度、旅游景观、旅游影响、旅游者行为与旅游市场、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环境与生态旅游7方面对山岳旅游地研究进行综述。利用定量评价法分析载文所反映的名山研究影响力,其具有层次性、区域性、不平衡性特征;分析山岳旅游地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并从研究队伍、研究理论和方法、研究数据、研究方向4方面展望未来山岳旅游地研究。     

基于地方依恋与社区感的边疆民族旅游社区研究构想

将人本主义地理学概念“地方依恋”和社区心理学概念“社区感”相结合把握居民心理变迁有利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和社区能力建设.阐述了从二者结合角度对边疆民族旅游社区心理层面进行探讨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并针对中国实际提出了“地方依恋”与“社区感”相结合进行能力社区建设的新的研究路径,构建了二者结合探索边疆民族旅游社区心理变迁和调节机制的EDCEE-M研究框架.这一探索性研究为民族旅游社区居民心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制定以人为本的边疆旅游管理政策、切实提高民族社区的发展能力提供了科学途径.     

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阶段性演化与产权困境分析——以贵州天龙屯堡为例

以贵州典型乡村旅游地——天龙屯堡为例,采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和实地考察等定性研究方法,借助对天龙屯堡乡村旅游资源开发阶段性演化的深度剖析,探讨乡村旅游开发中因旅游资源产权困境导致乡村旅游开发难以维系的原因.研究发现:乡村旅游资源的构成特征及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引致的产权困境,使得对乡村旅游开发的利益主体约束和激励效果较差,利益主体间权、责、利不明,矛盾不断凸显,交易成本较高,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     

山地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的去权与形成机制——-以安徽天堂寨旅游区为例

以安徽省天堂寨旅游区为案例地,运用深度访谈、制度文本分析、典型个案分析,研究中国政治经济背景下山区旅游业发展初期阶段对社区居民的去权类型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山区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在生产生活空间、自然资源使用、信息获取、旅游获益与旅游参与五个方面产生了去权效果。②山区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去权的形成机制是政府发展战略与制度设计、社区精英关系网络与居民个人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支持综合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揭示多个社区利益群体相互联合对社区居民去权的过程与机制,政策建议是通过完善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方式、加强行政监督、及时发布相关旅游发展信息、加强居民旅游参与的能力建设,使这种旅游发展政策发挥更佳效果。     

遗产地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嵌入性——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比较研究

基于制度嵌入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采取主位的研究立场,揭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约束与影响。研究发现：遗产地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个制度约束下的理性行动过程,同时嵌入在多层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不同农村社区在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嵌入的差异,导致相异的行动决策和发展结果,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嵌入的差异是主要影响因素;当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脱嵌时,外部正式制度的有效嵌入是协调遗产地与社区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认为,制度嵌入性范式可以深入地解释不同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差异性,为中国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增权行动、制度设计和监督管理提供有益参考。     

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多主体共治模式——以福建泰宁水际村为例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城镇化研究亟需总结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福建省泰宁县水际村1991-2016年的旅游城镇化体现了一种学界尚未关注到的多主体共治模式,村民在保持地权关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多主体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就地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得益于政府的引导、培育和制度建设,乡村经济在利益冲突中保持韧性并持续发展;外来企业的进入则带动了村民经济收入的增长,村民在商业运营中完成了生活方式现代化和思维观念市民化。本文按照案例研究的逻辑,分析了多主体共治状态的形成过程、核心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多类主体实现共治的核心要素是有效的制度供给、合理的科层制分工、灵活的产权设计、实现分配正义的市场规则和多类主体之间的理性互动与权力制衡。基于这些核心要素的共同作用,多类主体之间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保障资源效益可以有效地进行再分配,最大限度地发挥旅游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城镇化目标。可以认为,多主体共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旅游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总结这种模式有利于丰富新型城镇化的乡村个案,同时为新时期乡村转型的有效治理提供参考。     

利益相关者对旅游产业的认知差异分析

基于一般系统论和博弈论理论,对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分析了各利益主体对旅游产业认知差异,认为主要表现在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保护等4个方面.由于认知差异的存在,各利益主体行为对旅游产业产生了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针对负面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旨在促进旅游产业发展达到一种利益均衡、责权对称的状态.     

Contending with unequal and privileged access to natural resources and land in the Okavango Delta, Botswana

This paper reviews how state policy and regulatory instruments, including protected area alienations and concessions, have altered or denied the access to land and natural livelihood resources of the indigenous Basarwa and minority subsistence-oriented communities in the Okavango Delta (OD) in Botswana. Drawing on field research and guided by a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framework, the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key institutional interventions – in particular the setting up of the Moremi Game Reserve, Wildlife Conservation Policy, Tourism Polic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the erection of veterinary fences – that have served to privilege a foreign-owned and dominated commercialized wildlife and nature tourism sector and the export-oriented beef industry in the OD. The officially sanctioned barriers to customary and usufructory rights and access, and the non-recognition of historically embedded traditional land uses have decimated already marginalized resource-based subsistence livelihoods, and precipitated intergroup conflicts over preferential rights and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notably wildlife, non-timber veld products, agriculture and community-based tourism schemes. Such outcomes, moreover, will have consequences for the longer-term sustainability of the OD both as a socioeconomic resource base and as a natural ecosystem.     

快速城市化下 "转型社区"空间改造的障碍——广州、深圳案例

城中村在土地利用、建设景观、规划管理、社区文化等方面均表现出强烈的城乡差异及矛盾。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采取了"转制"的措施来消除"城中村"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兼具城市与乡村社区特征的"转型社区",——人口由农民转为市民、土地由集体所有转为国有、经济由集体经济转为股份公司、管理由村委会转居委会——其空间改造也提上日程。从"转型社区"的土地利用问题出发,介绍目前常用的"转型社区"改造模式,并分别从"转型社区"内土地产权和使用主体分析转制后依然存在甚至加剧的改造障碍。研究认为,土地的伪国有化定义下的不完全产权、土地非法与合法混杂导致的用地破碎化和现有利益格局下各土地利用主体的成本与收益失衡导致"转型社区"内公共设施缺乏、土地价值过低且被过度利用的状态难以改变。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对"转型社区"改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