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现状、布局及发展对策

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正日益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第三产业的支柱,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决策,研究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对促进城市产业升级转型、推进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对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基本内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从国家宏观层面及城市层面揭示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布局特点和模式。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呈持续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大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和转型发展的新动力,初步形成了六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以及中心城区、中心城区外围、邻近高科技园和远郊县(区)四大空间布局模式。未来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着力将其培育成为城市经济的支柱;将创意人才培养作为发展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首要智力支撑;继续加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形成集群化的空间发展格局;制定优惠政策,设立发展基金,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推动建立国际文化创意城市联盟,加速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际化步伐。     

文化创意产业的地理学研究进展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人文地理学与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城市规划、经济学等学科一道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了很多议题。其中与地理学关系较为密切的包括：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和特征;产业的空间集聚;城市环境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系;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方法等。由于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新生事物,上述每一个议题都充满争议。西方地理学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并且对城市政策、文化政策领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十分值得我国地理学界加以借鉴。针对我国国情,笔者指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政策,地方社会文化环境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文化、经济与地理理论的结合应当是我国地理学界当前主要关注的议题。     

文化创意产业城市之浮现——上海M50与田子坊个案

本研究从深入访谈与田野调查方式,藉由城市区域上海之田子坊与M50等案例,突显结合文化创意与在地空间文化的环境规划概念之“软实力”的崛起,改变了传统城市规划忽略了地方特质,而单以振兴经济、整齐化与现代化为主的空间发展“硬实力”来治理城市。本文个案所强调的是,不同于北美、台湾或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参与小区改造过程,同时也回异于传统城市规划之静态的、单以目标导向为主的旧区改造或分区计划。研究成果在于例证了,上海另类的城市规划的伙伴关系与地方结盟,更能弹性的调节空间文化资产保存,并扣连创意阶级和普罗大众消费习性,带来区域城市上海的创意、创新的空间产业的效率化与特色化集聚现象。     

创意产业及其地方性

本文致力研究创意产业集群与城市政策和效益之间的互动。研究的创意产业行业包括软件、多媒体、电子游戏、时装设计、出版、研究与开发。经验调查研究以多个城市的情况作为基础,这些城市包括美国的波士顿、旧金山、圣迭亚戈、西雅图、奥斯丁、华盛顿特区、爱尔兰的都柏林、东京和印度的班加罗尔。本文关键的研究问题是:什么类型的城市是富有创意的?什么区位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创意城市共同采取的政策措施有哪些?文章首先总结了影响地方特定创意产业集群的因素和政策措施;接着深入剖析两个成功的创意城市——波士顿和圣迭亚戈的案例,随后讨论城市各自的某些特征是否使得它们更适合发展某一特定的创意产业。     

国外创意产业集聚的理论视角与研究系谱

创意产业,又被作创意工业、创意经济,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其内涵、概念的诠释或理解不一。近年来关于“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等的研究,多与一般意义上的“创意产业”相关．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该产业的经济贡献、就业结构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本文试图从创意产业思想发展脉络、创意场域、创意产业园区、艺术家主体和创意阶层、创意城市等方面梳理国外对创意产业研究的系谱。     

全球创意城市的区域多样性与网络结构特征

创意城市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然而,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创意城市构成要素,缺少从全球尺度分析不同地区创意城市发展的异同性。本文系统梳理创意城市的概念内涵,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成员城市为基础数据,通过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考察了全球创意城市的类型与空间分布特征、区域多样性以及“创意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全球创意城市在类型上以手工艺和民间艺术、音乐为核心主题,在空间上呈现以西欧、东北亚、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为主要集聚地的发展态势。(2)全球创意城市因受到历史文化和地理邻近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很强的区域聚类现象,全球国家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音乐媒体艺术类国家(以欧洲和加勒比海国家为主)、文学创意类国家(以印欧语系国家为主)、手工艺与民间艺术类创意国家(以古丝绸之路国家为主)、设计创意及美食类国家(以亚洲国家为主)。(3)韩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美国、中国等国家在全球创意城市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中国创意城市数量较高,但网络中的度中心性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主要由于中国的创意城市存在较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缺少多样化创意发展战略。     

基于文化资源的沿海港口地区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如何将港口文化资源禀赋转化为创意产业,促进滨海港口地区复兴是后工业社会全球沿海港口地区发展研究的核心论题。本文探析了文化资源到创意产业的转化潜能、介质、路径、模式和运作机制,并在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架构其实证研究范式,进而以中国舟山普陀区的木帆船、沙雕等创意产业为例,采用文化经济地理学方法调查了创意产品生产过程的项目网络特征。研究发现：港口文化资源转化为创意产业的适宜条件是由创意、资本、管理等要素结网构成创意场域,亦即在市场主导下将文化资源与现代创意、媒介、市场需求等网络式融合。最后提出促推浙江港口地区文化资源发展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的建议。     

旅游中心城市相关概念辨析

旅游中心城市概念源于旅游中心地,旅游中心地则是中心地理论在旅游业中的应用。通过对旅游中心地、旅游中心城市、旅游集散地、旅游目的地等概念的系统梳理与逻辑思辨,归纳出如下观点:旅游中心城市属于旅游中心地的一个种类,它以供给旅游服务为核心职能,旅游服务功能的中心性大小决定了其在区域旅游中的地位。在严格意义上,它不等同于中心城市,常表现为旅游集散地和旅游服务中心,但未必是游客的终极旅游目的地。旅游中心城市常将集旅游吸引中心和旅游服务中心两大功能于一体作为其理想发展目标。     

论创意产业及其集群的发展环境--以音乐产业为例

文章通过对音乐产业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创意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以及创意产业集群的价值。文章指出,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城市发展新的增长点,极富创造力的创意阶层是创意产业活动转化为商业价值的核心,创意产业集群能够为创意阶层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城市的创意产业政策应将重点放在建设效率基础结构和创新基础结构上。     

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与浙江实证

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据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OLS模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结果表明：①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杭州）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舟山、金华和台州）分异性;② 经济科教、政府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交通和地方性是重要区位因素,且不同重点行业、不同地理层级所受区位因素不尽相同;③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8重点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④ 研究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着力点与规划调控协同性。     

世界创意产业的兴起、特征与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世界经济结构呈现出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化的趋势。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数字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的创意产业应运而生。创意产业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跨越多个行业、渗透诸多行业,不同于传统行业的统计分类。企业组织上旱现小型化,空间分布上出现集聚化的特征与趋势。     

台湾工业社区再利用之经验与启示——以台北松山文创园区为例

随着单位制度的解体,大量工业类型的单位社区面临着转型、活化、拆迁的问题,透视台湾工业社区转型之经验可为单位社区再造提供参考借鉴。通过实地调研及文献回顾,以台北松山文创园区为例,梳理其历史脉络及空间特征,归纳出其在空间上具有符合生产逻辑的功能分区、反映阶级制度的空间秩序、工业色彩浓厚的建筑及巴洛克式的庭园绿地4个特性。活化再利用成功的关键在于:(1)凸显工业特性的设计规范及规范性的空间功能置换;(2)公私合作的兴建-营运-转移(BOT)开发模式;(3)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支持。松山文创园区具体的空间功能规范及活泼多元的创意理念是中国大陆地区可借鉴之处,注重生产空间的保护却忽略生活空间的延续为其缺失。     

城市生产方式转变、文化变迁与历史环境保护——对珠江三角洲历史环境保护的启示

首先分析20世纪晚期西方社会经济文化转变,带来折射人类社会文化特征的建成环境风格的转变,从而导致作为建成环境一部分的历史环境保护受到全面重视,保护内容和手段不断拓展。继而揭示了珠三角地区历史环境种类丰富、分区明显、涵盖面广的特点,及保护与经济发展不同步、保护体系单一的问题。并分析21世纪珠三角主要城市也出现后工业化趋势,而文化大省战略将进一步带来对多元文化和地方特色的重现,促使区域重新审视和重视历史环境保护问题。最后借鉴西方的经验,提出通过保护的跨学科、多部门融合,保护内容的多样性和保护主体的多元化,实现多元文化背景下珠三角历史环境保护。     

中国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争论、张力与延展

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探索程度,关涉文化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深度,也是文化地理学科学研究是否成熟的标志。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时至今日,学科内外依然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争论和疑虑。以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为切入点,对弱、强范式内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并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进行解析,认为传统文化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在本质上契合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在实践中虽然每个范式都引发了争论,但也存在内部张力和延展可能,不应看作是范式的“断代”,将其理解为基于“范式选择”和“阐释效能”内涵更符合实际。在当前流动性和文化混杂性背景下,传统分割式单一范式思维不能较好地回应文化地理发展的新内涵,文化地理学范式探索应该是一个动态且需要不断确立学术话语权的过程,探索“时空综合视角”下的“混杂融合”范式更加符合新的时代诉求。未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界需要超越“范式分割”和“阶段性求安式”的惯性思维,重新定位和精准把握文化地理学的时代使命和学术承诺,提升文化地理学范式解释能力,赋予文化地理学与时代匹配的范式内涵。     

Crafting Regional Cultural Production: emergence,crisis and consolidation in the Gold Coast surfboard industry

Surfboard-making is concentrated in regions with vibrant surfing subcultures, suitable waves and sufficient expertise in crafting boards, by hand, to suit prevailing coastal conditions. This article charts the rise of the Gold Coast as Australia's most concentrated cluster of surfboard-making, from its origins as do-it-yourself craft in backyards and sheds, to professional, export-oriented industry. Out of highly informal, subcultural origins, a regional cluster emerged in the 1960s, fuelled by the growth of surfing, tourism and suburban development, and by the needs of surfers for customised boards that suit their body size, surfing style and local wave conditions. What transpired was a vernacular form of coastal creative industry combining craft skills, subcultural knowledge and design flair. Nevertheless, a mix of factors, including automation, increased competition from cheap imports,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retail trade, and mistrust among board-makers, has threatened viability. Some workshops overextended into export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automation, and consequently suffered from exposure to risk (as well as a commensurate decline in regional tourism). Others survived, and in some ways turned full circle: those small workshops continuing to service local markets, within their means, were most able to ride out the industry's turbulent times. Small-scale cultural production persists despite the volatility of the larger brands, geared instead around loyal customers who want hand-crafted boards made by shapers who they know and trust.     

沙生植物渗透调节物对干旱、高温的响应及其在抗逆性中的作用

在科尔沁沙地选择不同类型沙地优势植物,测定了其在自然脱水、高温处理及复水后叶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质和脯氨酸含量的变化。结果表明,在胁迫过程中流动沙地上的沙米、欧亚旋覆花,叶片内可溶性糖积累,尤其是脯氨酸积累较高,处理12h较处理前分别增加了92.87%、10.28倍,可溶性蛋白质含量下降,在胁迫处理后植株枯死;半固定沙地上的差不嘎蒿可溶性糖增加41.57%、脯氨酸含量增加8.95倍、可溶性蛋白质下降15.04%,在两种胁迫处理后依然存活并恢复生长;固定沙地的白草和狗尾草可溶性糖增加89.82%和89.43%,脯氨酸增加2.49倍和2.53倍、可溶性蛋白质增加。因此,如果把胁迫中叶内积累的脯氨酸与胁迫后植株的存活结合起来看,两种胁迫中差不嘎蒿、狗尾草、白草体内积累的脯氨酸起保护性反应,而沙米、欧亚旋覆花的则是受害症状。     

粤港澳文化整合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通过探讨粤港澳三地文化的特色与关系以及三地文化整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研究三地文化整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增强对区域文化整合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地位的认识.并提出目前粤港澳三地文化整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关键种的概念、内涵和意义

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一些国家农业部认定的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IAHS)在内的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通常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元的传统知识、独特的资源利用技术、杰出的文化景观,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文化关键种作为塑造了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特征的重要物种,可以作为研究社会-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力提升的一种独特视角和方法。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文化关键种概念的起源与内涵,分析了它们与生物文化多样性和社会-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农业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和保护需求,尝试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关键种给出了定义,即"在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内,由生物资源和文化实践紧密结合,对当地社会文化的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且能够促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实现的生物文化复合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识别农业文化遗产文化关键种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意义:一是通过文化关键种的识别与保护有助于遗产地关键要素的识别和保护;二是利用文化关键种社区认同度高的优势可以调动社区参与遗产保护的积极性;三是以文化关键种的识别与保护为切入点,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全球或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即保障食物与生计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传承以及维持景观特征等。     

新疆和田河流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是土地利用／覆盖研究的一个主要核心内容。利用1990年、1999年和2005年和田河流域3期土地利用数据,对和田河流域1990—2005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进行了定量的分析研究,同时利用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探讨了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在15 a尺度上研究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总特征是耕地、林地、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为0.56%,流域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时期;优势度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未利用地一直最高。研究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为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富裕程度、政策因素、技术因素和水文因素等,各驱动因素以合力形式作用于土地利用/覆被使其变化,其中,人口因素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中起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