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乡村旅游村寨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地理特征研究

通过对贵州省标准级别以上的142个乡村旅游村寨空间分异特征和地理特征的分析,运用最邻近点指数、空间自相关法、核密度法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探析142个乡村旅游村寨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ArcGIS10.4将贵州省的高程、水系、道路网、乡村旅游村寨图层叠加,分别分析乡村旅游村寨的地理特征。结果表明贵州省的乡村旅游村寨呈现出正向集聚分布,形成了4个集中分布区,68%的村寨沿西南向东北方向分布,以下地理特征最为显著：集中分布于中低海拔的河流沿岸地区、邻近高级景区和客源市场、交通趋向性强、文化生态环境的区域性。基于此,结合贵州省的乡村旅游发展现状提出三点建议：充分挖掘贵州的山地农耕文化,丰富乡村旅游资源,发展休闲农业旅游业态;加强热点分布地区乡村旅游村寨与邻近高级景区的联系,构建产业化发展模式,提供稳定的客源市场;利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优势,开发创意性的文化产业,增强社区主体的参与意愿。     

山岳型景区建设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基于云丘山旅游景区微观案例的实证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山区地区,受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的影响,其乡村聚落的重构更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采取深度访谈、全样本问卷调查、遥感影像解译与GIS分析等方法,以云丘山旅游景区中的两个自然村落为例,从微观尺度研究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在景区建设推动下,云丘山景区内两个村的“空间—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均发生了重构：空间层次上,土地利用状况和三生空间的规模均发生变化,生产、生活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增加,空间格局上从“生活—生产—生态”的环状模式转变为生活、生产空间在生态空间中镶嵌的模式;经济层次上,村民的收入提升,生计模式发生改变,对旅游业的产业依赖度升高,传统生产模式改变;社会层次上,人口回流,劳动力显著增加,社会阶层的空间差异被打破,乡村组织方式逐渐向旅游生产方式上转变。乡村的“空间—经济—社会”多维重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在景区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形成新的乡村地域系统。     

山岳型景区低碳旅游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旅游景区内由于游客的食宿消费行为造成的水电气等资源的消耗,以及交通工具的使用,形成大量的碳排放,使得旅游景区成为旅游碳排放的一个重要来源。为了实现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创建低碳旅游景区已成为一种必然。低碳景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旅游业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山岳型景区为研究对象,在借鉴黄山风景区低碳旅游景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从资源保护、规划与设计、低碳景区运营、低碳景区管理四个方面构建山岳型低碳旅游景区创建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并对各项指标进行了一致性验证分析,结果满足一致要求。进行验证,说明了指标体系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通过本项研究,以期能对中国山岳型的低碳旅游景区的评价提供参考,指导中国山岳型低碳旅游景区的建设与发展。     

乡村旅游地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认知的冲突与协调机制——以黄山风景区山岔村为例

在多功能转型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正成为利益主体直接对话和冲突的场所,土地利用方式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本文构建了乡村旅游地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认知“冲突—协调”理论研究框架和内在关联机制,以黄山风景区山岔村为案例地,通过密度制图和冲突倾向模型识别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潜在认知冲突点,采用扎根理论和DEMATEL法分析多功能诉求的协调发展状态。结果表明：(1)农业、人居保障功能集中于居民点附近,经济、旅游休闲功能集中于景区,生态功能遍布村域,呈现山区耕作半径制约性、交通区位导向性、环景区产业布局、“三生”空间认知叠合等特征。(2)总体态度差异指数（OPD）高值区分布上,农业功能分布取决于农业生产条件和居民点人口密度,经济功能呈现出景区发展程度对周边经济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分异特征,人居保障功能分布受居民点交通区位条件影响,生态功能在空间上毗邻黄山风景区,旅游休闲功能分布受旅游资源禀赋影响。(3)在冲突点方面,由于利益主体对山区农业的生产布局、设施保障、产出效益认知差异,农业功能冲突集中在耕地和园地;山区产业用地管控、建设用地紧缺、旅游收益分红认知差异,造成了经济功能集中在旅游和非旅游商...     

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与土地利用模式——野三坡旅游区三个旅游村落案例研究

旅游村落在旅游地系统演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逐步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乡村发展类型。研究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Google earth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野三坡旅游区3个旅游乡村聚落为例,从土地利用和空间形态变迁两个维度,分析了旅游业诱导下旅游地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因区位条件的差异,乡村聚落土地利用模式演变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差异,距离核心景区越近的村落,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越高,旅游功能愈加完善,村落风貌格局变化愈大。其中,苟各庄村用地容积率由0.17提高到0.44,但村落原真性破坏最严重,原真性指数为仅为0.048,是3个村子最低的,其旅游功能也最完善;刘家河村落土地扩张规模最大,建设用地由173564 m2扩展到341128 m2,增幅达到96.54%,村落的原真性相对保持稳定,为0.566,旅游功能相对完整;上庄村是原真性保持最好的村落,原真性指数则高达0.942,但是其建设用地规模和用地强度则最低,但其旅游功能也最单一。显然,在具体空间形态上,3个村落也表现为"现代城镇"—"半城镇化"—"传统村落"的过渡特征,并对应形成"就地重建型"、"飞地开发型"、"原地利用型"3种空间重构模式。乡村聚落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基本空间单元,这3个乡村聚落发展模式隐含着旅游地传统乡村聚落"旅游化"空间演变的阶段形态,这种空间模式在国内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沙漠型景区客源市场结构与游客行为特征——以宁夏沙坡头为例

客源市场结构与游客行为研究是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目的地管理及可持续发展极其重要的基础。以沙坡头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对沙漠型景区游客的基本社会属性、决策行为特征、时空行为特征、景区满意度等方面进行了调研,基于Excel、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结果表明：（1）沙漠型景区的客源市场具有明显的空间地域性,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是主要客源市场;（2）沙漠旅游发展趋势愈加大众化。游客以中等收入的青年、中年为主,且沙漠旅游意愿强烈;（3）网络和亲友推荐是沙漠型景区游客获取旅游信息的主要途径;（4）沙漠型景区自助游如火如荼,倍受青睐;（5）沙漠型景区的体验项目备受欢迎;（6）游客在沙漠型景区停留时间集中在4～5 h。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乡村旅游化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野三坡旅游区为例（英文）

乡村旅游化是旅游景区周边乡村聚落功能向旅游服务转变的过程。受同一景区带动,景区周边不同乡村聚落旅游化程度存在空间差异。不少学者已经对此类村落的演变过程、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并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对空间差异影响要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然而,目前定量分析方法较少,不能有力说明影响要素与空间差异现象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以野三坡旅游区周边56个乡村聚落为例,结合实地考察、GIS分析及地理探测器模型,对乡村旅游化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距离区域主要入口的远近,景区游客规模及游客逗留时长,距离核心景区的远近是影响村落旅游化程度差异的主要因素;距离河流的远近,高程,距离主要道路的远近以及坡度对村落旅游化程度差异的解释力较弱,但是当他们与其他因素交互时,可以增强其他因素所起的作用;距离区域主入口越近,村落的旅游化程度越高;同样地,村落所处景区游客规模越大、游客逗留时间越长、距离核心景区越近,村落的旅游化程度越高。该研究对于有序引导旅游地乡村聚落的发展,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具有重要作用。     

西部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内涵及表征——以云南典型乡村民族社区为例

从旅游活动要素及其空间效应着眼,对"景区化"与"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把社区事象的景观化、经济功能的旅游化、组织管理的业缘化等视为"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具体表征;认为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结果,必将导致乡村民族社区向旅游社区的演变,并对乡村民族旅游社区的内涵及其类型特征作了初步探讨,进而细分出名义在场型、从业参与型、景观资产型、混合平衡型4种类型。对云南曼听五寨、雨崩村、泸沽湖落水村和里格村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除了曼听五寨属于名义在场型外,其余为从业参与型旅游社区。     

"城市-景区"双驱动型乡村发展:路径选择及其动态演化过程

城市溢出和景区辐射是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已有研究对城市周边和景区附近区位下“城市-景区”双驱动乡村的发展路径探索较少。以北京市怀柔区慕田峪村、北沟村、田仙峪村和辛营村4个行政村共同组成的“长城国际文化村”为案例地,探索城市和景区双重优势驱动下的乡村发展路径选择及其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城市、景区和乡村自身等多元力量共同驱动乡村发展,继而导致其发展路径呈现出非线性、多元化的演变特征;② “城市-景区”双驱动型乡村的发展路径可分为“景区主导-城市辅助”“城市-景区并重驱动”“城市主导-景区辅助”和“城市-景区双重弱驱动”4种类型;③ “城市-景区”双驱型乡村发展竞争性路径随着城乡、景乡间要素的差异化集聚引发了乡村产业结构变动及区域空间格局演化。     

基于EMD的景区客流波动特征及其组合预测——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旅游地的发展演化过程研究大多采用Bulter 的生命周期理论路径, 少有文献从波动的视角理解和分析旅游地的发展演化过程。本文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采用经验模态分解方法(EMD)尝试从波动的视角分析景区客流波动特征, 并利用波动性特征对其发展进行组合预测(经验模态分解方法和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方法的组合)。研究结果表明:黄山景区客流波动呈现出多种形态, 在增长趋势的基础上叠加了季节性波动、景区旅游周期波动和景区经济周期波动。其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组合预测模型能够对景区客流进行有效预测, 并且运算速度快, 预测精度有所提高;与生命周期曲线相比较更加直观、微观、准确, 并且能够进行较为准确的客流预报, 有助于景区规划管理和战略决策。     

Spatial evolution model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based on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eory: A case study of Southern Anhui,China

According to the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heory, tourist destinations may be regarded 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formed by multiple adaptive agent interactions and composed of an agent system, tourist attraction subsystem, tourist service facility subsystem,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syste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evolutionary progress of the Southern Anhui tourist area. The period 1979 to 1990 comprised the formation stage of spatial agglomerates, during which tourist attractions centering on Huangshan Scenic Area and Jiuhuashan Scenic Area were gradually exploited and formed scale agglomeration; tourism spatial structure began to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and Gini indexes of the number of tourists and tourism revenu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0.26 to 0.29, and from 0.33 to 0.35, respectively. From 1991 to 2008, the system experienced a growth stage in which Huangshan Scenic Area and Jiuhuashan Scenic Area were further developed with improved tourist service facilities. Rapid development of Xidi-Hongcun Scenic Area and establishment of Fantawild Tourist Area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more spatial agglomerates with larger scales; Gini indexes of the number of tourists and tourism revenue presented fluctuating changes, reaching low points of 0.15 and 0.25 in 2000 and 0.12 and 0.22 in 2007, respectively. From 2009 to the present day, the system has remained in a blowout-development stage, during which non-linear interactions among agents are strengthened; various emerging development factors generate cultural tourism, vacation tourism, rural tourism and other new tourism products jointly with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factors. New tourism products form a large number of new spatial agglomerates that are interconnected, accelerating the spatial flow of tourists and tourism revenue and reducing the difference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s within the region; Gini indexes of the number of tourists and tourism revenue declined steadily from 0.17 and 0.23 in 2009 to 0.12 and 0.15 in 2016.

     

返乡农民工旅游就业认知与意愿的实证研究

运用贵州省马岭河景区周边3个乡镇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及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民工旅游就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工旅游就业的意愿受到其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务工时间、务工月收入、对当地旅游发展的认同度、对旅游就业的认知以及旅游地相关就业政策的满意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就如何通过正确引导和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后续就业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以黄山风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采用SPSS统计软件和ArcView GIS技术,揭示了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周边地区居民对黄山风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一定地域范围内,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感知强度距离衰减,对旅游消极影响感知强度距离递增;在更广泛的地域范围内,受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和"飞地旅游"特征的影响,居民对旅游积极和消极影响的感知强度分别呈现"W"型和"M"型的空间分异特征。进一步分析了居民对风景区的了解程度、旅游流作用机制、交通线路、居民的响应程度等因素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空间分异的影响。     

基于旅游系统理论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探讨

基于旅游系统理论分析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能更全面的识别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驱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机理。在概述旅游系统理论、乡村旅游系统及其驱动因素的基础上,归纳了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类型与特点,即需求拉动型模式、供给推动型模式、中介影响型模式、支持作用型模式以及混合驱动型模式,并且选取北京昌平康陵村、山西皇城村、安徽黟县西递村、西藏林芝扎西岗村等典型案例,对乡村旅游系统及驱动机制、利益主体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为我国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乡村旅游政策制定提供支持与借鉴。     

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以黄山市西溪南村为例

以黄山市传统村落西溪南村为例,通过对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从微观视角探索乡村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西溪南村发展规划明晰,乡村旅游业形态丰富,乡村多元功能价值体系日益凸显。西溪南村乡村功能演变是地方政府、外来旅游企业、外来民宿投资者、本地居民与游客等多方利益主体协作共生的必然结果。政府政策引导是促进由内而外要素流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基础保障,外来旅游企业是推动西溪南村旅游开发经营的主导力量,外来民宿投资者是建构乡村民宿与生态空间、引领乡风文明实践的关键先驱,本地居民是填补细分市场、实现居业协同的重要践行者,各利益主体间的协作共生推动西溪南村乡村功能发展演变。     

镇江“三山”风景区旅游碳排放测度研究

旅游景区碳排放测度对实现景区的低碳化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基于旅游业构成和生命周期评价2个维度,构建了旅游景区碳排放测度分析框架和估算方法。以镇江"三山"风景区为例,分别对景区内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管理和废弃物处理7个方面的碳排放进行测度,分析了碳排放构成的成因。结果表明:2014年"三山"风景区的碳排放总量为4 530.33 t。其中,景区交通碳排放量为2 186.74 t,占景区总碳排放的48.27%,是景区旅游碳排放最多的部门;景区住宿业碳排放量为1 171.93 t,餐饮碳排放量为838.14 t,分别占景区碳排放总量的25.87%和18.50%,这3个部门的碳排放占景区碳排放总量的92.64%。由此可见,旅游交通、住宿和餐饮碳排放是"三山"风景区的主要旅游碳源。在"三山"风景区实现低碳化发展中应从建立城市低碳交通体系、饭店和餐馆的绿色化、加强景区碳汇保护和智慧景区建设等多方面入手。     

旅游驱动下乡村转型发展的微尺度研究——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

基于多要素综合视角,论文从土地与生计2个维度构建微观尺度的乡村地域系统概念模型;融合遥感影像数据、问卷调查数据及访谈资料等多源数据,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探究“城郊村”在旅游驱动下的土地利用和农户生计转型,并对其与“景边村”的转型发展进行案例较析。结果表明:① 伴随乡村旅游发展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上王村的土地利用日益多样化、复合化、旅游化,农户生计方式组合渐进更替,家庭就业、收入、消费与旅游的相关性不断提高,由传统农业村转型为乡村旅游目的地。② 上王村的转型发展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优越的区位条件是其前提和基础,政府的适时调控是“稳定器”和“方向盘”,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壮大和农户的理性选择是外源拉动力和内在驱动力。③ “城郊村”和“景边村”因区位不同而在地形条件、依托资源、客源市场等方面存在差异,引致两者乡村旅游开发的分化,同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转型发展进程。     

南京市旅游流网络结构构建

借助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 研究了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评价指标体系, 并对南京市旅游流网络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南京市旅游空间网络中, 所选取 的16 个旅游节点中平均每个旅游节点与5.19 个其他节点存在着旅游流集聚与辐射联系; 平均每个旅游节点充当旅游流中介者次数为6.07, 旅游节点之间距离相互联系比较紧密。但各旅游节点之间分布不十分均衡,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钟山风景区、新街口、总统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处于核心点, 旅游网络中集聚和辐射功能都很强, 且结构洞水平较高, 拥有更多的竞争机会和非替代性区位优势, 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旅游流瓶颈问题。南京市旅游空间网络密度不是很高(0.35), 旅游空间网络中存在着明显的结构分层, 其中共有7 个旅游节点成为核心区的成员, 核心区内部成员间联结密度达0.81, 形成了强中心线型结构。同时, 根据Dianne Dredge 提出的旅游目的地3 种空间结构模型, 结合南京市旅游空间网络结构特征, 判定了南京市城市旅游空间发展阶段及布局模式为发展阶段的多节点布局模式。最后, 指出了旅游流网络结构构建和评价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基于数字足迹的河南省A级景区旅游流网络特征研究

以携程旅行网站上发布的关于河南省景区旅行游记作为数据来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分析河南省A级景区空间网络特征。结果表明:河南省A级景区旅游流网络中4A级及以上资源禀赋较高的景区与其他景区联系频繁,客流量最多的景区主要分布在洛阳、郑州、开封和焦作;龙门石窟、嵩山少林寺、白马寺、香严寺、云台山-神农山-青天河景区、万仙山风景区6个景区的节点中心性和结构洞分析排名靠前,资源优势显著,旅游吸引力较强,竞争优势明显,位于网络的核心地位;河南省A级景区网络整体规模大但密度低,核心-边缘结构明显,核心节点对边缘节点的带动作用不强,凝聚子群在郑、汴、洛地区呈现集聚发展趋势,整体网络具有一定的流通性和集聚性,呈现小世界网络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