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景区经营权转让失败后的效应评价——以贵州马岭河景区为例

近年来,转让经营权成为一些风景名胜区管理和经营改革过程中引入企业化经营的一种制度创新模式。贵州马岭河作为全国首个实行风景名胜区内项目特许经营管理的试点单位,却在经营权转让后仅一年便以企业的退出而宣告失败。基于对马岭河景区管理机构、当地居民及旅游者等相关利益群体的问卷调查分析,认为马岭河经营权转让失败对当地社区的整体发展、景区经营管理及旅游地生态环境等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就如何规避景区市场化运作中的经营管理风险及负面影响提出了相关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     

典型旅游景区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以宁夏沙湖与沙坡头旅游景区为例

旅游循环经济是旅游与循环经济的交叉研究领域,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借鉴国内外旅游循环经济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旅游循环经济的基本理念和“?R”原则纳入到“沙水组合类”典型旅游景区循环经济指标体系的构建中,主要应用专家问询法和层次分析法,按照干旱与半干旱区旅游景区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特点选取指标要素,构建旅游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评价指标体系为标准对宁夏沙湖与沙坡头旅游景区相关数据进行了初步计算分析,以期为干旱与半干旱区的旅游景区循环经济评价提供启示。     

资源依赖、权力与利益博弈：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研究——以西双版纳勐景来景区为例

以西双版纳勐景来景区为案例地,通过访谈、观察等方法,在构建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之间资源相互依赖关系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探讨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动态演变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的动态演变是二者资源相互依赖程度变化作用的结果。在景区发展初期,开发企业对社区的依赖程度小于社区对开发企业的依赖程度,即在两者的利益博弈中,开发企业的权力比社区大,社区得到的利益从零开始不断增大,二者矛盾较少。在景区发展成熟期,开发企业对社区的依赖程度大于社区对开发企业的依赖程度,即在两者的利益博弈中,社区的权力比开发企业大,此时在已有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变的情况下,会因利益分配导致社区与开发企业冲突。此外,还推论出在政府干预和协调下,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在与社区的利益冲突中会让步于社区这一结论,可为企业投资村寨型景区开发提供现实指导。     

南岳衡山景区周边古镇乡村旅游开发探索

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古镇的旅游开发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当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行为时,应对作为历史遗产文化承载体的古镇进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对其进行旅游开发,使其发挥潜能,突出特色,打造品牌,成为乡村旅游发展新动力。南岳衡山景区周边古镇成群分布,且富有鲜明地域特色,应抓住湖南创建特色旅游名镇的契机,对周边古镇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有序开发,重点开发古镇乡村生态休闲产品,探索古镇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路径。     

旅游发展引导下乡村城市化的驱动力——以云台山景区内乡村为例

除了工业发展的动力之外,旅游作为一种市场动力,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引导乡村城市化的实现。因此,在旅游发展的引导下,乡村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以及各动力主体之间的作用关系亟待新的探索和突破。文章引入“国家―市场―社会”作为分析城市化驱动力的三元框架,以云台山景区内的乡村为例,通过观察、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认为在旅游发展所引导乡村城市化的背后,国家、市场、社会这三元动力在动力主体、作用发挥、角色扮演上和原本框架中各个动力的所指相比都已经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在市场动力从市场供给一方转变为市场需求一方,社会动力从村民组织转变为村民个体。通过案例的实证分析,总结出了地方政府、需求市场、村民个体作为旅游发展引导下乡村城市化的三元驱动力,“地方政府―需求市场―村民个体”的分析框架也是对“国家―市场―社会”分析框架针对具体研究问题的有效修正和补充。     

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化效应及其意义——以山东日照王家皂村为例

城市发展空间外拓对其边缘区乡村影响较大,旅游化是乡村发展过程中有别于工业化的一种形式.在对山东省日照市王家皂村农户问卷调研所得数据基础上对旅游化的效应进行评价,得出:旅游化使得村民旅游经济收入得以迅速增加;村民就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农村劳动力向单部门经济转移;村民旅游参与意识增强,对旅游经济前景普遍看好;生活环境与质量发生改变,社区问题开始显现;正、负旅游示范效应影响并存,社区社会生态平衡面临挑战等结论,并对旅游化效应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探讨.     

沙漠型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预警研究——以宁夏沙坡头为例

以沙坡头景区为例,引入预警理论,运用旅游环境承载率计算公式和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沙漠型景区现状和未来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预警分析。结果表明:(1)将沙漠型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预警警界区间划分为弱载(<0.8)、适载(0.8～1.0)、轻度超载(1.0～1.2)、中度超载(1.2～1.5)、严重超载(>1.5)等5个级别,对应的预警状态分别用黑灯、绿灯、黄灯、橙灯和红灯来警示;(2)沙坡头景区现状旅游环境承载力在旅游旺季整体上处于弱载状态,但"五一"、"十一"假期处于超载状态;(3)沙坡头景区在2016—2020年内旅游环境承载力仍会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但速度会放缓,"五一"、"十一"假期旅游高峰期间会处于超载状态。根据承载力预警结果,提出不同承载状态的预警方案。     

旅游景区低碳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福州永泰赤壁景区为例

在全球环境状况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营造景区低碳环境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研究在剖析景区低碳环境旅游体验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法）以及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以福州永泰赤壁景区为例,尝试建立景区低碳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检验,从而提出优化赤壁景区低碳环境的建议.     

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探讨——以西双版纳民族旅游地为例

社区参与旅游在提出后,它的重要性和意义得到了广泛认可。但是,中国目前对社区参与的研究内容大部分侧重于理论与宏观方面的研究,比如：对西方社区参与理论的评析和引入;对中国社区参与模式进行宏观论述;在旅游规划中倡导社区参与理念等等,都缺乏细致深入的实证探索,故以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阶段性为主线,以傣族园、基诺山寨和勐景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云南西双版纳民族村寨的案例分析来充实社区参与旅游的实证研究,进一步为社区参与旅游的科学性与应用性提供支撑。     

旅游扶贫与社区协同发展模式研究——以云南罗平多依河景区为例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在肯定旅游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带来正面经济效益,实现旅游扶贫的经济功能的基础上,对旅游扶贫中出现的低层次、单一的社区参与模式给社区居民所带来的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定感以及使社区发展受到较大局限的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针对旅游扶贫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了在旅游开发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社区参与模式的构想,在充分发挥旅游扶贫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社区人的发展和社区文化的繁荣。     

乡村旅游规划中乡村景观规划实践——以杭州富阳白鹤村为例

在中国目前乡村旅游规划中,比较注重乡村旅游产品和市场开发,对乡村景观关注不够.论文探讨了乡村旅游吸引力与乡村景观的关系,并指出经过科学规划的乡村旅游的发展又能促进乡村景观的改善.并以杭州富阳市白鹤村为例,总结了可从乡村景观意象规划、乡村景观整体格局规划、乡村建筑风格规划、乡村景观保护规划等方面入手改善乡村旅游景观环境,指出了乡村景观改造须注意的6个要点.     

山岳旅游景区旅游扶贫模式探析——基于对伏牛山重渡沟景区田野调查的思考

伏牛山重渡沟景区发展具有典型示范性,探讨重渡沟景区旅游扶贫机制和发展路径,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策略,既有助于旅游扶贫理论研究的深入,也可以促进旅游扶贫实践的科学发展;通过实地调研掌握一手资料,采用企业经济分析的理论方法,揭示了重渡沟景区经济利益主体间的合作博弈图景.研究表明:伏牛山重渡沟景区旅游扶贫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景区公司+农户的互补型旅游企业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旅游公司对农家宾馆的垄断管理和一体化的经营机制、旅游公司与社区合作博弈中政府的制度保障和约束作用的发挥等;结论是农户深度参与景区旅游企业经营体系,保证社区居民旅游受益最大化,是旅游扶贫成功的关键.     

乡村旅游的乡村性测评模型——以江西婺源为例

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特性,对乡村性进行测评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是指导乡村旅游开发、经营和管理的重要依据。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理论分析选取了5个潜在因素和17个观测因子构建了乡村性测评的指标体系,运用结构方程原理,建立了乡村性CFA测评模型,并以江西婺源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婺源乡村旅游典型地区的抽样调查,获取了相关数据,建立了多元回归方程,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获得模型的路径系数和随机误差,并对每个回归方程进行了F检验和拟合度检验,结果显示回归方程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对模型中的路径系数进行了t检验,t值在2.319~86.895之间,其显著性概率P小于0.01或0.05,模型中的因果关系显著,与研究的假设条件相符合,模型可以接受。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自我绅士化的过程与机制——以陕西袁家村为例北大核心CSCD

自我绅士化是村落内生发展下产生的一种特殊乡村绅士化现象,为乡村的转型与振兴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本文选择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作为研究案例地,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自我绅士化的演化过程及其机制。研究表明:①袁家村绅士化经历了从民俗旅游阶段的自我绅士化,向休闲旅游阶段的自我绅士化演化过程;这一过程中,村党支部始终扮演关键行动者的角色,通过赋予异质行动者利益,征召与动员异质行动者加入行动者网络,推动袁家村由资源匮乏的空心村向“关中民俗体验地”,再到“乡村生活综合体”的不断转型。②地方政府政策扶持、村落衰败下的重振需要以及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乡村休闲需求,从政策端、供给端与需求端三方面构成了袁家村自我绅士化形成与演化的核心动力。③袁家村自我绅士化的本质是在乡村内部群体主导下,有机协同外部力量,于多元主体与要素的混杂过程中实现村落社会阶层、物质景观、文化环境的重构与变迁过程。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典型乡村旅游地自我绅士化的形成与演化规律,丰富了中国情境下乡村绅士化的类型与内涵,可为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     

山岳型景区低碳旅游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旅游景区内由于游客的食宿消费行为造成的水电气等资源的消耗,以及交通工具的使用,形成大量的碳排放,使得旅游景区成为旅游碳排放的一个重要来源。为了实现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创建低碳旅游景区已成为一种必然。低碳景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旅游业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山岳型景区为研究对象,在借鉴黄山风景区低碳旅游景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从资源保护、规划与设计、低碳景区运营、低碳景区管理四个方面构建山岳型低碳旅游景区创建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并对各项指标进行了一致性验证分析,结果满足一致要求。进行验证,说明了指标体系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通过本项研究,以期能对中国山岳型的低碳旅游景区的评价提供参考,指导中国山岳型低碳旅游景区的建设与发展。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机制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凤凰县为例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这一伟大战略的重要路径选择。通过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体系维度解构及动力机制分析,解析了二者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以湘西凤凰县作为研究案例地,分别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根据2001—2017年面板数据,分别计算了其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协调发展度,依此将凤凰县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三个阶段的特征。根据演化速度函数及反映了二者变化趋势的差异的剪刀差,解析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的演化过程。通过案例研究,解释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作用机制与演化规律,旨在为乡村振兴之乡村旅游路径选择提供政策参考。     

基于IPA法的传统型景区游客满意度评价——以琅琊山景区为例

游客满意度评价对景区规划、建设和管理很重要。结合文献分析与德尔菲法,构建了传统型景区游客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琅琊山景区为例采用IPA模型进行案例分析。结果表明:琅琊山景区7个要素测度层——资源特色、景区环境、景区产品、景区交通、景区服务、景区设施、景区价格及30项因子测度指标感知均值都为满意度重要性,游后感知实绩(满意度)全低于游前期望(重要性);IPA矩阵分析30项因子分布为:优势区域6项、修补区域4项、机会区域15项、维持区域5项,游后满意度(实绩)与游前重要性(期望)感知评价"双高项"占20.0%,"双低项"占50.0%。总体上游客期望值较高而满意度不高,各评价因子的满意度评价差异较大,景区需提升产品与服务。     

边界共生旅游资源协作开发初探——以安徽省牯牛降景区为例

边界共生旅游资源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利益主体和行政区界限的制约,严重影响旅游资源的整体效益的发挥和旅游品牌的树立。安徽省牯牛降景区是一处典型的边界共生旅游资源,在分析其旅游开发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旅游协作开发现实意义的基础上,从行政管理、企业经营、旅游产品3个层面对该景区旅游协作开发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