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城镇空间结构演化中的自组织性——以云南临沧市城镇为例

在临沧山地城镇的发生、发展、演变历史中,其空间结构都是自组织作用的结果。自组织力是一种贯彻始终的影响力量,是城镇空间结构形成的内因,它总是按照一定的社会经济原则在起作用。然而,由于受到他组织这一外在干扰力的作用,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强弱不同,遵循的自组织规律也不同。他组织力作为外来注入的干扰力,它或促进或阻滞自组织作用的开展。他组织力是通过影响自组织力的若干序参量而起作用的,城市规划是众多序参量中的一个,要使这一序参量能很好地起作用,就必须使其符合城镇空间的自组织规律,并且影响和促进自组织过程的健康发展。     

基于GIS的山地城镇空间拓展土地适宜性评价——以大埔县为例

本文综合运用GIS和RS技术,针对大埔县山地城镇的特点,选取地形地貌因子、生态敏感性因子、限制性保护因子和交通、城镇区位因子参与土地适宜性评价,利用层次分析法（AHP）获取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然后运用多因子权重叠加分析模型对其城镇拓展空间土地适宜性进行评价,并根据适宜性大小划分出优化建设区、适宜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4个等级。其中优化建设区面积235.75 km2,占总面积的9.51%;适宜建设区352.17 km2,占比14.21%;限制建设区1 643.92 km2,占比66.33%,禁止建设区218.54 km2,占比8.81%,另外还有水域27.99 km2,占比1.12%。     

基于生态安全的山地城镇土地可持续利用模式研究——以云南大理市为例

随着中国城镇化推进,开发低丘缓坡山地建设山地城镇,成为中国南方山区解决城镇化土地资源矛盾的重要途径。但山地生态环境脆弱,如何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开发建设山地城镇,目前尚没有成熟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此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以大理市为研究案例,将地质灾害、水源涵养、地形地貌、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洪水淹没作为山地城镇建设关键生态因子,划分确定山地城镇建设的生态安全等级;通过CGELUC模型与DLS模型等实证分析和情景模拟,优化生态安全约束下山地城镇土地利用布局和情景模式选择。实证研究表明,高生态安全的经济优先发展模式和三维立体土地利用方式,是最符合山地立体特征的山地城镇土地可持续利用模式。     

契合地貌特征的山地城镇道路规划——以西南山地典型城镇为例

为应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建设逐渐由平原转向山区的发展趋势,探讨城市建设总体层面不同地貌下山地城镇道路规划的关键问题,并提出契合地貌特征的山地城镇道路系统综合设计方法。通过对西南山地地貌形态进行梳理,将其划分为槽谷、岭脊、沟梁、丘状四大类型。以山地地貌特征为依据,探讨顺应现状地貌条件的城市总体层面道路系统规划设计方法,并提出槽谷地貌应分离带状枝杈式布局的干路职能、岭脊地貌应调节立体圈层式布局的出行分布、沟梁地貌应强化蛇形曲尺式布局的系统联系、丘状地貌应疏解自由格网式布局的中心拥堵四种与地貌特征相对应的城镇路网结构组织模式。选取西南山地典型城镇规划案例,从路网结构与城市形态的呼应、交通组织与城市功能的协调、道路布线与城市景观、生态系统的营造等方面提出契合地貌特征的山地城镇道路系统综合规划策略。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测度及优化——以南昌市为例

人口与土地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二者之间状态演化对促进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二者概念基础上,基于人口构成、人口素质、人口生活、城镇规模、城镇投入、城镇产出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对省会型城市南昌市2002~2011年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① 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呈波动变化并持续上涨,城镇发展由土地滞后型向人口滞后型转变;②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状态由失调衰退区向过渡协调区演进,发展类型则由高度不协调状态向勉强协调状态过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南昌市人口城镇化速度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的原因,指出两者关系主要受到城市发展外在制度与内在基础的共同作用,并认为构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双重优化路径是协调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同步发展的有效途径。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海岛农村居民点空间演变——以福建海坛岛为例

以平潭综合实验区主岛--海坛岛为研究区,基于 2000、2009 和 2013 年 3 期 SPOT 遥感数据,运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马尔科夫转移矩阵模型、最近邻点统计量、核密度估计、探索性数据分析和空间“热点”探测方法定量分析海坛岛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并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深入分析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3 年间农村居民点扩张明显,面积共增加 399.69 hm² ,主要转自耕地和林地,后期（2009―2013 年）的增量、增速均比前期（2000―2009 年）大,说明综合实验区的成立对海坛岛农村居民点扩张产生重要影响。2）海坛岛农村居民点扩展主要形式：一是块状扩展,即沿原有斑块向四周蔓延式向外扩展;二是带状扩展,即沿各乡镇的交通干线向两侧或某侧扩展。3）2000、2009 和 2013 年海坛岛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均表现出显著的聚集特征,呈现高密度小规模集聚分布与低密度大规模集聚分布格局,且随时间变化,农村居民点集聚程度不断提高。4）坡度、地形起伏度、道路和河流等景观要素对海坛岛农村居民点的布局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点主要分布在地势平坦、坡度平缓（0~10°）、近水源（距河流＜1 500 m）以及交通便利（距离道路＜500 m）的地方,且扩张趋势明显;反之,农村居民点分布明显较少。     

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空间拓展分析——以南充市为例

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探讨了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空间拓展规律。基于多时相Landsat TM遥感数据和GIS的定量研究方法,以城市分形理论为基础,结合对城市实体地域空间在不同方向上的拓展分析,系统探讨了南充城市空间在不同时期的形态特征。通过人机交互的监督分类方法,提取了1988、1993、1999、2002和2007年5个年份的南充中心城市实体地域数据,在GIS中进行了叠加。采用半径法进行城市分形研究,发现各个时期南充城市总体上存在分形特征,但维数存在两个标度区,而且标度区之间的维数具有跳跃性,以此判断出城市在不同阶段的增长动力存在差异——从自然增长主导的扩张模式向多种增长力量共同作用的综合模式演化。在对南充城市实体地域进行分象限拓展分析后,发现南充城市在演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方向性,总体趋势为东北-西南的轴向拓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城市空间扩展模型。     

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拓展分析——以综合交通信息网络为例

在以“空间流”为逻辑的区域空间组织下,借由城际交通与信息网络的全面发展改变着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深度与广度,由此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大幅度增强城市信息联系,促使现代城市在“空间流”的作用下不断扩展城市网络空间。针对中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沿海三大城市群：长三角、京津冀以及珠三角城市群,对其进行城市空间网络分析,结果表明：① 公路运输、普通列车、高速列车、信息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把相互连接的城市转变成为城市空间对外拓展的网络节点,拉近节点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带动城市群区域信息“网络化”结构的形成;②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上海（沪）、南京（宁）核心节点城市构成,北翼网络化程度较高于南翼线性联系程度,其区域联系密度以“沪-宁”“沪-杭”沿线向两侧递减;其城市群城市网络拓展流向主要是以上海→湖州、上海→宁波、上海→泰州、南京→扬州、南京→镇江、南京→无锡、南京→苏州、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流向,呈现典型多中心结构;③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北京、天津为核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以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等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其城市群城市间网络的拓展流向主要是以北京→天津、北京→石家庄、北京→秦皇岛、北京→廊坊、天津→秦皇岛、天津→石家庄等城市流向,呈现典型的双核心结构,这些城市彼此之间呈现复杂网状联系特征,其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围成度中心网络的核心圈层,度中心值较低的其他10个城市节点组成外围低密度圈层;④ 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广州、深圳、珠海为核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以佛山、惠州、江门等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其城市群城市网络拓展方向主要以广州→深圳、广州→肇庆、广州→东莞、深圳→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东莞等城市流向。其中,广东、深圳处于网络的绝对中心位置,广东-深圳-东莞-佛山围成度中心网络的核心圈层,度中心值较低的其他5个城市节点组成外围低密度圈层,多核心网络结构特征显著。     

中国西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时空分析

采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中国西部地区1999—2014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时空评价。从时序上看,西部地区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呈现由低级向高级演进趋势,经历了由低水平耦合和低度协调到颉颃和低度协调再到颉颃和良好协调的发展过程。从空间格局上看,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现象渐趋明显。总体上,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质量不高,人口-土地城镇化尚不能实现良性耦合和良好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出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空间拓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261个地级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地普遍出现了以低价出让农业用地,盲目投资房地产及城市基础设施,大规模兴建新城区为主要特征的城市蔓延现象。造成这种城市建成区低密度无序扩张的原因,除了不规范的城市用地转化机制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当认识。以全国261个地级市为例,基于1990~2010年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客观分析了中国城市土地蔓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FDI）、房地产泡沫效应等因素后,城市现有建成区面积及其扩展幅度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单纯追求城市建成区规模扩张并不能直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旅游屏蔽区的城市空间拓展研究--以临潼为例

旅游地的屏蔽效应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以临潼为实例,对这一典型旅游屏蔽区发展的障碍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空间拓展理念,并且从城市空间格局完善、景观安全格局营造、景观房产等角度界定其拓展方向。最后探讨了该案例的拓展意义、关键突破点与现实意义。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居民生活圈的重组机制——以昆山群益社区为例

乡村居民生活圈伴随着中国快速城镇化不断发生重组,本文选择中国城镇化发展最快的昆山群益社区为案例,运用地理学空间分析方法与社会学半结构化访谈法,解构生活圈并分析其重组过程的内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 将乡村居民生活圈解构为居住圈、就业圈和交际圈,三圈重组过程演绎出中国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之间的调适关系及人的城镇化的滞后性。② 居民生活圈重组与血缘、地缘和业缘变化存在紧密关联,其中业缘是代际间生活圈重组差异的主要原因。③ 快速城镇化空间转型的巨大能量造成居住、就业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差异性与代际不平衡性。通过对快速城镇化下乡村居民生活圈重组过程与机制研究,为中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规模的协调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城镇化质量和规模是城镇化进程的2个方面,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认清其间的关系对健康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界定二者概念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测评指标体系对其进行测度,然后基于改进的象限图分类识别方法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江苏省城镇化质量和规模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逐渐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由城镇化质量滞后规模程度较大的滞后型经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协调型向城镇化质量超前规模程度较大的超前型转变;②江苏省城镇化质量和规模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存在着明显的苏南、苏中和苏北的空间分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江苏省城镇化规模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现象值得关注,同时要因地制宜地分类指导城镇化建设。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山地小城镇建设规划——以重庆柳荫镇为例

由于地形、地貌以及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山地城镇在景观的要素构成、景观格局、景观功能及生态环境都与平原城镇有着相异的特征.在基于山地城镇景观生态特征和生态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重庆市柳荫镇的建设规划实践,从城镇土地利用规划、生态格局建设和城镇风貌营造三方面,论述了景观生态学对山地城镇建设规划的方法论指导作用.强调了山地城镇生态、视觉廊道建设对城镇生态网络和景观风貌的作用和意义.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居住空间分异与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作用机制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国城镇化已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失地农民的居住形态由原来的宅基地建房为主转变成征地补偿房、租房和自购商品房等多种形式并存,即出现了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居住空间分异对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会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用机制的有关研究尚少。论文基于长三角地区的调研数据,以“社会—空间”为主要视角,从住房类型(含区位)和住房人均面积2个维度衡量居住空间,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居住空间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作用机制为：一是不同居住空间的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程度有显著差别;二是住房类型对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影响最大,住房面积则影响不大;三是性别、年龄、职业、收入、获得非农户口的时间等因素也与住房类型共同产生作用。为推动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提升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可采取的措施有推行混合居住模式、增强就业能力以及政府增加投入提升城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等。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以周庄为例

在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的城镇化尤其是用地格局的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问题,是古镇旅游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综合运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GIS空间分析和田野调查等技术与方法,对周庄旅游古镇2002-2012年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十年间土地转移量明显增多,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了农林地转化成旅游与公管服务等建设用地的进程;2除农林地与水域外,其余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均为正,旅游用地、公管与公服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动态度较大;3旅游引导下的古镇用地类型在空间上呈现出以古镇景区为核心,不断向周边外围拓展的演变态势,用地结构表现为"同心圆+扇形"模式;4在自然地理环境约束、政府行为与政策引导、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社会生产方式转变等内外双重驱动下共同导致了用地格局的空间转换。加强古镇用地格局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有助于处理好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节约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引导古镇旅游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数字化背景下城市虚实活力空间格局特征——以广州为例

基于POI数据和抖音打卡数据,分析了广州虚实活力空间格局变化的特点和影响,探讨不同类型空间影响的异质性及其原因。结果表明：1）城市虚实活力空间格局总体上均表现出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区活力递减的圈层结构,说明实体空间是支撑虚拟空间运行的基础。2）数字化带来的线上-线下交互作用形成三类活力空间——传统活力增强空间、传统活力衰退空间和新型网红空间,三类空间的分布特征各异：传统活力增强空间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及其毗邻区域,外围地区呈现多中心集聚特征;传统活力衰退空间呈现分散分布的特征,主要位于中心城区边缘及外围地区;新型网红空间呈现“散点式”“离散形”的分布特征。3）移动短视频类数字平台对不同类型空间活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景点类、休闲娱乐类、运动健身类空间的活力具有提升作用,对美食类空间的活力影响不明显,而对商业购物类空间活力的影响存在明显分化。基于此,提出了数字化背景下城市活力提升的策略：首先,应重视数字化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充分认识数字化在塑造城市活力空间中的作用。其次,城市规划建设应着眼于线上-线下互动的发展趋势,通过引入数字技术和手段,促进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互补。最后,数字化转型...     

阶层化背景下的就业空间——以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为例

采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市辖区(县、市)为基本地理单元,对广东省的21个地级市133个样本进行阶层化背景下的就业空间研究。通过对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就业构成和就业类型区的分析发现:(1)与流动人口相比,常住人口就业空间的分异更显多元化,其就业的体制内特征更为明显。两类人口就业空间没有形成社会极化结果,收入与职业的极化并未导致社会空间极化的出现,但也存在着类社会极化的特征。(2)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就业构成具有中产化特征,在空间上具有中心城市指向性。而就业差异是否导致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之间的结构性阶层分异,则需进行后续的深入论证。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空间格局研究

在分析城市综合承载力内涵基础上,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函数模型计算2015 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水平,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讨了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存在较大差距,整体呈现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的空间分布趋势;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呈现明显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从局域空间自相关和冷热点结果来看,呈现出自东向西由热点逐步过渡为冷点的空间格局,H-H型城市主要分布在热点区,H-L型城市以西部地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居多,L-H型城市数量只有河源市,L-L型城市集中分布在冷点区。研究结果可为解决当前城镇化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指导和借鉴。     

恢复生态学视角下生态脆弱地区的城镇化问题思考——以重庆三峡库区为例

探讨恢复生态学理论对生态脆弱地区的城镇化政策和措施的启示和引导.以重庆三峡库区为例,在生态转型、动力机制转型、土地资源紧缺以及城镇化和生态格局的冲突等问题基础上,提出应关注生态脆弱地区城镇化的特殊性的观点.认为该类地区城镇化建设中主要问题是应明确可利用土地资源是关键限制因子;其次是如何整合人居环境和自然生态格局.提出生态脆弱地区应在生态优先条件下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观点,并对当前城镇化相关实施政策提出了对应的见解:针对移民政策,认为生态恶化指数高的区域建议外迁移民,生态条件尚可的区域仍可采用迁建的城镇化模式;针对新农村建设,提出应引导农村居民点向城镇居民点转型或结合生态管制进行迁村并点的观点;针对合理引导城镇空间结构方面,建议采用极化的空间格局;针对动力机制,建议生态移民和政策扶持相结合,重点城市工业化与区域生态保育相结合,劳务输出和制度保证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