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中的雨洪利用生态智慧:以山西贾泉村为例

中国古村落中蕴含着丰富的雨洪利用和湿地管理的生态智慧,以山西省东南部的贾泉村为例,研究该村明清时期形成的一个村落传统雨洪利用系统。在还原其雨洪收集、蓄积供水、排泄等生态结构的基础上,描述和评价了该系统的生态过程与生态功能,同时分析了60多年来该村湿地管理和水利用生态智慧的遗失过程,提出在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中应充分借鉴传统雨洪利用的生态智慧,为湿地系统的管理和乡村聚落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贵州喀斯特石山植被的自然恢复———以公路裸岩陡边坡为例

选取贵州喀斯特山区公路建设同一山体不同时段开挖的裸岩陡边坡上的植被自然恢复情况调查;选取贵州喀斯特山区不同地质背景,同一时段开挖的裸岩陡边坡上的植被自然恢复情况调查,对喀斯特地区基础建设形成的裸岩陡边坡植被自然恢复及其速率进行讨论.为石漠化地区工程建设开挖的裸岩陡边坡生态恢复治理提供思路,并对喀斯特石漠化治理具借鉴意义.     

基于游客感知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意象评价——以南岳古镇为例

传统聚落是地球表面上较为独特的文化景观,在定性识别研究基础上,结合相关数理统计方法,从游客感知的角度开展对传统聚落景观的内在意象评价。根据南岳古镇景观基因识别结果基础上,采用景观基因感知提取法,构建南岳古镇景观基因意象评价指标体系;辅以结构式访谈,向游客随机发放200份调查问卷,并结合AHP方法进行南岳古镇景观基因意象的量化测评,对于综合识别该古镇的景观特征并指导社会生产与传承规划实践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研究结果表明:(1)南岳古镇的总体景观意象评价结果较高;(2)该古镇是以寿岳宗教文化为主要特色的商贸祭祀型古镇,表现了多种独特的景观差异;(3)寿岳文化景观意象的感知程度最高,是该古镇中的优势性基因(主体基因);佛、道、儒等宗教文化景观意象的感知程度次之,是该古镇中的外在唯一性基因;茶文化景观意象的感知程度再次之,是该古镇中的内在唯一性基因;抗战文化景观意象的感知程度最低,是该古镇中的局部唯一性基因。该古镇景观基因的意象主要受历史文化、自然生态、旅游经济、游客自身等因素的主导影响而形成。     

空间治理的社区实践与正当性建构——以浙江省永嘉县芙蓉村传统村落保护为例

空间治理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以浙江省永嘉县芙蓉村的传统村落保护为例,通过叙事研究展示了地方特性对空间治理实践的影响,探讨了空间治理正当性建构的困难及可能的解决思路。研究认为：① 空间治理的宏观意义与被治理社区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冲突可能引发政策和行政的正当性危机。② 不同政策措施对于正当性的建构有不同作用,对抗性措施必然引发正当性危机,调和性措施往往难以有效建立正当性,共赢性措施是最佳之选,但其对于正当性的调节效果受限于外部条件,各种政策措施在地方特性的影响下均面临失效风险。③ 空间治理正当性的建立首先需要正确把握地方性政治互动方式,理解正当性在地方特性作用下得以建立或趋于消解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情境适当调用对抗性政策措施、调和性政策措施和共赢性政策措施,从而建立良好的意义沟通和平等协商机制,使正当性得以长久维系。     

基于景观破碎度分析的传统地域文化景观保护模式——以浙江诸暨市直埠镇为例

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空间的破碎度研究是在借鉴自然生态空间破碎度研究的基础上,吸收破碎度研究的经验、理论、观点和方法,以整体人文生态系统为对象,将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看做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地方性生境,研究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时空过程与景观格局,目的在于探讨传统地域文化景观连续性和整体性保护的模式.以浙江省诸暨市直埠镇作为典型案例,...     

“自然”与“人文”的融合运用:以中国湿地博物馆中国荷文化展为例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主要业务方式,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博物馆陈列的展览思路和手法也逐渐发展。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展览类型独立运作的传统模式慢慢发生变化,多学科交叉融合、多种类型展品相互补充的“跨界融合”类展示模式悄然兴起。以中国湿地博物馆中国荷文化展为例,通过阐述展览的定位、主题和内容,分析“自然”与“人文”在陈列展览中的融合运用,总结该学科跨界展览的创新点。     

山地城市西昌城区景观体系建设

城市景观体系构成从总体上划分为自然要素与人工要素。城市景观体系构建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对城市景观构成要素的归纳分析，在景观引导规则的调控下，进行城市景观的总体布局，建设结构合理、特色浓郁、环境优美、自然和人文景观相互交融的城市景观体系。西昌是航天城、月亮城、历史文化城、山地旅游休闲城、又是彝族文化的中心。尽管西昌在城市景观构建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但从城市地域特色景观构建、景观整体意象、山、城、水多元生态共生景观建设、建筑群设计整体效果表象等方面仍然十分薄弱。对此作者提出了制定城市景观规划、构建绿色走廊景观带、新村延线蓝色走廊景观带、海河与邛海滨水区主轴线、整理南北街历史文化景观带、规划点、注重城城景观设计的环境评价等建议。     

福建内陆欠发达地区绿色城市建设研究——以南平市为例

绿色理念推动城市建设已成为当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大趋势,本研究为了探寻欠发达地区绿色城市建设的途径,以东南欠发达城市——南平市为例,在充分结合地区实际与参考国内外相关评价体系的基础之上,构建欠发达地区绿色城市建设评价体系并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结果表明:南平市绿色城市建设状况良好,社会参与度高,人居环境优异,绿色经济潜力良好,但在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及绿色经济发展状况方面则表现较差,有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了若干改善南平市绿色城市建设的建议。     

Factors Driving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A Panel Data Study of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Ningbo City,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panel data from 2003-2012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driving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Ningbo city; it uses panel data, regional-level, and year-by-year regression model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following: (1) For each 1% increase in the size of the economy, urban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coefficient, the amount of construction land increased by 0.35%, 0.52% and -1%, respectively. (2) The factors driving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differed across regions. In more highly developed areas such as Yuyao, Cixi, Fenghua and the downtown area, population growth was the most obvious driving factor with coefficients of 4.880, 1.383, 3.036 and 0.583, respectively, in those areas. Here,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was lower than that of population growth (with coefficients of 1.235, 0.307, 0.145 and -0.242), while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an increasingly insignificant factor (with coefficients of -0.302, 0.071, 0.037 and 0.297). On the other h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relatively less developed areas such as Xiangshan and Ninghai counties with coefficients of 0.413 and 0.195, respectively. Here, population growth (with coefficients of -0.538 and 0.132)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with coefficients of -0.097 and 0.067) were comparatively weaker driving factors. (3) The results of the year-by-year regression indicate the increased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driving factor (from -1.531 in 2005 to 1.459 in 2012). The influence of the population growth factor slowly declined (from 1.249 in 2005 to 0.044 in 2012) and from 2009 on was less influential tha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tor.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oefficient remained negative and its influence diminished from year to year (from -5.312 in 2004 to -0.589 in 2012).     

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以淄博市为例

针对区域在国家内部相对的完整、独立性以及独特的“个性”等特征，区域创新系统在其构建时，就不能完全照搬国家创新系统的做法，需要按照各个区域的特色来设计区域创新系统，文章以淄博市为例，对区域创新系统的设计原则，目标定位、时序进程和基本框架构建进行探讨。     

广西贵港市城市建成区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研究

以高分辨率QulckBird卫星影像及航片为数据源,借助GIS技术平台获得广西贵港市4个时期城市景观类型图;运用景观格局指数定量分析城市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特征。分析结果表明,近40a来贵港市城市景观趋于有序多样化,表征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公共设施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斑块数和面积均逐年上升;建成区用地规模在经历了扩展过快和扩展不足的波动后,最近10a趋于合理,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土地资源闲置现象;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主要景观要素（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和农田）的空间形状表现出规则整齐的特征,而主要景观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波动变化趋势。     

发达地区城市空间水环境效应与影响机理研究——以浙江省宁波市区为例

以经济发达的宁波市区为例,通过水环境敏感性与水质现状两方面综合评价城市内部空间水环境效应,从中心城区至外围地区,因人口集聚水平、产业发展类型和水污染处理能力的差异,水环境效应指数不断降低;探究其空间异质性,各乡镇评价单元水环境效应指数存在正向相关;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定量分析水环境效应影响机理,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是水环境演变的基础,产业发展与人口集聚则是造成水环境压力的直接原因。人口空间集聚带来的水污染排放,产生的水环境效应远高于其它因素,是城市内部水环境下一步治理的重点。     

社区营造进程中的乡村地方性建构特征与机制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例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案例,采用访谈法与介入式观察法,通过社会建构与人文主义两种视角,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两种力量对地方性形成的影响,探讨了社区营造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建构机制。研究表明：中和社区营造的地方性表现在都市近郊的区位、社区营造实践地点及活动、参与者与观光者的地方感3个方面;中和地方性建构过程则经历3个阶段：首先,弱地方性引起了社区营造参与者与广大社会的反身性;其次,在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动下,社区营造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推动社区营造,促进地方性的生产与再生产;最后,地方性的营造结果吸引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再投入,强化了地方性的持续生产,并创造了进步的地方性,也间接强化了乡村自治能力。     

工业用地转型下地理想象与地方意义构建 ——广州广钢新城案例

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用地转型背景下,选择广钢新城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地理想象的视角,探讨周边村民、旧广钢职工以及新进入者等主体对广钢新城地方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行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并进一步解析地方建构与身份认同的联系。研究发现：1）由于主观性和空间实践体验的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广钢的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2）周边村民、广钢旧厂职工集体记忆的嬗变,反映了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变化与在地群体的想象构建以及身份认同的耦合关系;3）新进入者的地方身份认同建立在排除在地群体的地方文化想象之上,二者对于广钢新城的地方意义和身份认同是断裂的,2个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感知与认同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4）在社会话语构建的文化冲击以及权力和资本的支配下,外界群体逐渐产生对广钢新城地方文化意义的多元想象。广钢片区的大规模空间重塑以及由此衍生的地方意义重构说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地方建构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基于非线性正交回归模型预测城市建设用地量

采用非线性正交回归模型(NORM),以GDP、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零售额为主要影响因子,预测天津市塘沽区2006-2010年建设用地量和土地供应量,并分析了塘沽区土地资源利用规律及趋势。预测到2010年,低、高经济运行模式下塘沽区建设用地量分别为93.64 km2和93.98 km2,置信区间分别为±15.79 km2和±15.80 km2;2010年低、高经济运行模式下土地供应量分别为227.58 km2和207.85 km2,分别是同期建设用地量的242%和221%。2005—2009年塘沽区高经济运行模式下建设用地量高于低经济运行模式下建设用地量,2010年后高、低经济运行模式下建设用地量和土地供应量接近,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依赖逐渐减弱,土地资源利用渐趋规范、合理、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