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镇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综合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构建的“规模-效益-结构”指标体系,运用Jenks Natural Breaks分类、地理探测器、变异系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中国镇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综合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整体空间布局呈镶嵌式分布且高值连片格局不明显,但高值区在东部、中部城市群核心区的点状串联式凸显依然可见。此外,基于规模实力的中高值集聚格局,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的“三角形”区域;中低值、低值在西部的大范围绵延分布态势明显。整体而言,镇域尺度下规模、效益分异特征与以往研究类似,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的东南—西北差异清晰可见。② 空间内部差异度从低到高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与国家经济格局吻合。基于省域、城市群尺度发现,虽然部分省区、城市群内部差异与预期差别较大,但整体上依然表现出中东部内部差异较小,西部、东北乡镇实力不强且内部差异较大的客观事实。③ 从空间关联看,综合、结构水平的高值、低值集聚的格局化特征不明显,总体与空间分布格局类似;规模、效益水平的集聚格局类似且类似于已有研究,但显著LL区的集聚格局突破胡焕庸线并形成“S”型分隔,体现出镇域尺度细化后的集聚新特点。④ 从尺度对比看,县域、市域尺度下综合、结构水平的中高值分布格局与镇域尺度类似,呈现出以中东部城市群核心区、沿海与京广发展轴辐射区为表征的空间格局。不同的是,县域、市域尺度下规模实力的中高值集聚区范围扩大延伸至长江中下游以南,形成“四边形”区域。从胡焕庸线分异特征看,两者仅有规模水平分布类似,综合、结构与效益水平的分异表征不明显。从空间集聚看,显著HH区变化较大,主要表现在内蒙古、宁夏、甘肃省份的增多与连绵分布;显著LL区的分布范围明显缩小且胡焕庸一线西侧的大范围集聚区被局部打散、打乱。基于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从经济实力、非农化进程、乡镇现代化水平、地形地貌条件、根植性与路径依赖等方面进行影响分析,发现这五个方面分别起核心支撑、活力支撑、进程性、基础性与“链”式传导等作用。     

城乡融合视角下黄河流域镇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城乡融合视角,通过多种渠道搜集镇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分析黄河流域镇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具体而言,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基础指标,以国镇比（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省镇比（省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市镇比（市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县镇比（县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城乡融合下的镇域经济测度指标,分析黄河流域7 098个镇域单元组成的经济空间格局,进而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国镇比下的城乡融合水平看,大多数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表明流域整体的城乡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从空间分布看,低融合水平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以南、河南以西的广大地区并形成连绵集聚片区,高融合水平区主要分布在山东大部、河南中部及西部、内蒙古局部。省镇比、市镇比、县镇比下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国镇比保持较高的一致性,不同的是随着参照指标的进一步缩小,各水平区集聚的程度有所弱化。（2）从空间关联格局看,国镇比、省镇比、县镇比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主要以显著高-高（HH）区、显著低-低（LL）区为关联类型。国镇比下的显著LL区分布在山东大部、河南中部及北部、内蒙古局部,而显著HH区集中出现在山西外围、甘肃、青海南部。（3）基于最小二乘法、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定量分析发现,整体分异格局主要受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建镇区人口占比、人均工业产值、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的影响最为显著,工业生产总值、建镇区面积占比仅起基础性影响。     

中国房地产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解

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房地产业的产值规模、产业人口规模、开发企业数量、利润总额、净资产等都在大幅增长,并且彼此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对省域尺度的中国房地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表明,区域差异十分突出,东部极化效应依然明显,东、中、西部的梯度优势依次递减。最后依据不同年份的省域面板数据,进行了差分GMM和系统GMM回归分析,解释了房地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主要影响因子的作用性质。     

中国电影产业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从产业环境、产业规模和产业效益3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012—2018年省域尺度电影产业进行综合评价,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2—201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但发展速度显著提高,“T”字型空间结构逐渐形成,其发展空间格局与经济发展格局趋同性特征显著;2）电影产业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空间格局整体呈现东、西部地区高,中部地区低的“凹”字型特征;3）电影产业规模上升较快,形成东部发达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格局;4）产业效益增长显著,空间分布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逐步明晰;5）电影产业发展水平省际之间差异大,均衡化演变趋势逐渐显著,影片制作发行和票房收入是导致省级电影产业指数差异大的主要原因;6）电影产业的发展及其时空演变是以经济和对外开放程度因素驱动为主,人口、政策、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时期我国中心城市人口城镇化特征及其空间格局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创新经济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省域中心城市作为人口聚集地的功能日益凸显。人口流动倾向影响着不同规模和行政等级城市之间的城镇体系重构,选取各个省域典型城市作为重点分析对象,通过我国城市人口最新数据统计测算,揭示出近期全国城镇化发展态势与大都市区域格局变化特征。结果发现,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态势逐渐趋于平稳,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仍存在显著差异,各类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在人口集聚方面表现突出,传统港口城市、工业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人口吸引力逐步趋弱。其中,一级城市人口吸纳能力超强,二级城市成为人口重要集聚地,三级城市人口增速趋缓,四级城市人口吸引力平稳;可将之划分为“高/低规模”“高/低增长”四种不同组合类型。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变化和人力资本竞争,显著影响了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省域中心城市实力日益增强,人口增长强劲,进而改变了传统东中西区域经济显著分异的格局,省会城市首位度表现出“高/低位序”“高/低集中”四种不同组合分布特征,且集中于“高位序、高集中”和“低位序、低集中”两种类型,分化格局相对明显。伴随着中国大都市的不断发育成熟,其逐步成为新时代创新经济和人口集聚的引领者。     

1980—2016年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和可达性异速标度分析

论文基于黄土高原地区乡镇1980、1990、2000、2010、2016年5期截面数据,利用位序—规模法则和异速标度律,分析了乡镇尺度人口和可达性规模结构、等级体系及异速标度演化关系。结果表明：① 人口规模以中小等级乡镇为主,60%的乡镇人口规模正增长,总体呈“南北高、中间低”分布格局;可达性水平总体呈明显上升趋势,空间上自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河谷平原区人口规模和可达性均最大。② 人口和可达性均呈位次型分布,人口位序—规模具有明显双分形结构,由均衡向极化转变;可达性位序—规模以2000年为转折点由双分形演变为单分形,由低水平均衡转向更高水平均衡。③ 3006个乡镇整体以正异速生长为主,负异速生长为辅,黄土高塬沟壑区、河谷平原区内乡镇异速生长类型以人口增长正异速生长为主,黄土丘陵沟壑区、土石山区、沙地和沙漠区内乡镇以人口下降正异速生长为主,农灌区内乡镇异速生长以人口增长正异速一级和人口下降负异速一级为主。最后根据人口和可达性异速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各分区发展的建议。     

珠江三角洲镇域乡镇工业生产组织与发展研究──以民乐、人和、北()三镇为例

乡镇工业韧带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区域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借鉴西方工业生产组织理论,从镇域这一基本空间单位出发,以民乐、人和、北Ｊｉａｏ三镇为例,探讨了乡镇工业企业生产的组织及其变化对镇域地方工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在有关外部条件的作用下,企业本身的动作是影响珠江三角洲区域内乡镇工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在此基础上就镇级地方政府如何科学引导镇域地方乡镇工业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珠江三角洲镇域乡镇工业生产组织与发展研究──以民乐、人和、北三镇为例

乡镇工业迅速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区域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借鉴西方工业生产组织理论,从镇域这一基本空间单位出发,以民乐、人和、北三镇为例,探讨了乡镇工业企业生产的组织及其变化对镇域地方工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在有关外部条件的作用下,企业本身的运作是影响珠江三角洲区域内乡镇工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在此基础上就镇级地方政府如何科学引导镇域地方乡镇工业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吉林省综合城市化水平区域分异及其成因分析

针对吉林省城市化水平"虚高"现象,从人口、经济、空间和社会4个方面构建了综合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使用均方差法和线性加权法,对2000—2010年吉林省综合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分异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吉林省综合城市化水平不高,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基本格局保持稳定。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水平与综合城市化水平呈正相关,表现为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普遍高于东、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具有低水平上的一致性;社会城市化水平东部地区较高,向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地理环境差异、区位和基础设施、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城市化历史基础是吉林省城市化区域分异形成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最后,针对吉林省城市化发展提出了建议。     

乡镇尺度上的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乡镇尺度上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定量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山东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迅猛,但乡镇街道之间在老龄化水平、老年人口密度和增长速度等方面均存在非常显著的地域差异。② 按照不同的分析维度,山东省乡镇街道涵盖了丰富的人口老龄化地域类型,其中的2个类型形成了典型的空间分异格局。一类主要聚集在县级以上城市及其周边地域,总体上具有老年人口低占比、高密度、高绝对增长、低相对增长的特点;另一类是主要分布在胶东地区、黄河三角洲地区、沂蒙地区和鲁西地区等4个区域的一般乡镇,大体表现为高占比、低密度、低绝对增长、高相对增长特征。③ 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老龄化动态演变过程的不确定性更强、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基期老龄化基础对其影响效应不显著,经济增长速度有显著负向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对老龄化静态格局的影响却不显著,使得乡镇尺度上老龄化空间格局的演变机制呈现出特殊性。     

湖南省小城镇建设合理用地探析

对近年来湖南省小城镇发展与土地利用变化作对比研究,认为在湖南省小城镇发展中存在数量多、基础设施薄弱、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分析和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从科学规划小城镇用地和加强小城镇用地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合理用地的几条建议和适合湖南小城镇发展的两种用地模式,即集中建设发展模式和旧城镇改造模式。     

基于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城镇空间扩展模式研究——以江苏沿海地区为例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格局-过程”理论,对维护江苏沿海地区地形地貌、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游憩景观等生态系统服务的单一安全格局进行构建;根据“最小-最大约束”准则,通过镶嵌运算进行叠加,构建综合生态安全格局。运用MCR模型,设置并比对“生态安全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态与经济协调模式”等不同模式对城镇空间扩展的影响,识别需严格保护的低安全水平区和未来城镇空间重点开发的高安全水平区。研究得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型模式更好平衡“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合理确定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空间,是城镇健康有序发展的最优模式。     

中国小城镇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分析

小城镇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城乡规划学和城市地理学的重要理论研究议题,也是科学制定促进小城镇发展政策、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关键。学术界普遍认为基础设施缺乏是制约中国小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但支撑这一论断的一手调查研究仍属空白。本文采用全国121个镇的调查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小城镇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度模型,定量分析了中国小城镇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度整体水平及其地域性差异和规模类型差异性,以及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状态。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小城镇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作用,但社会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较强,而基础设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相对较弱;②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存在地域差异,东北地区的小城镇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比其他地区更加紧密;在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度要比距离大城市较近的镇更强;③不同人口规模和功能类型的镇二者相互作用强度也有所不同,人口规模较小和较大的镇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间的联系比人口规模中等的镇更加紧密;商贸主导型镇二者相互关联强度较高,而工业主导型镇较弱;④小城镇的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主要表现为中低发展水平的协调,即低发展水平的基础设施和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状况并存;但高发展水平协调发展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到特大城市距离适中的镇;距离特大城市较近或者较远都会导致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低发展水平的协调;⑤在导致低发展水平协调的机制中,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所产生的作用要强于社会经济发展不足所产生的作用,这在东部地区小城镇和大城市近郊小城镇表现得较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指导小城镇规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基于个体生命历程视角的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与市民化进程

本文通过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考察,从微观视角探讨苏南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镇化路径转变以及转型中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地方政府在中国行政和经济分权、土地、住房等一系列改革中不断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从而促使苏南从早期的以乡村工业化为动力、以小城镇为载体的“自下而上”式城镇化,转向由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所推动的快速城镇化。城镇化路径转变也影响了苏南农民的生命历程,文中个案就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到失地农民的身份变迁。在苏南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中,个体经历了不同“行动地位”的转变：乡镇企业时期,农民参与乡村工业,主动进行就业的非农化;但到了征地拆迁时期,农民在政府推动下,通过户籍改革和安置上楼进行了身份的城镇化,这个阶段的市民化,更多源于政府的主动推动,农民带有“被动接受”的成分。另外,早期的就业非农化成为后期村民顺利实现身份城镇化的基础,解决了村民失去土地、安置“上楼”后的经济来源问题,这对当前新型城镇化所倡导的“人的城镇化”具有一定启示。     

城镇化道路与河南小城镇发展

文章在中国和河南省的城镇化道路进行了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河南省城值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采用城乡结合、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相结合的多途径综合模式来提高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并进一步提出了河南省小城镇发展的对策与措施：在农村实施小城镇 动战略,制定小城镇发展规划和建设规划,根据城镇化类型确定小城镇发展途径,用改革的办法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加快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小城镇建设与乡镇企业集中布局相结合等。     

村镇建设类型划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村镇地区是多要素组合的地域单元,由于区位条件复杂多样,资源禀赋差异明显,村镇建设具有多元发展路径。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视角,构建了“压力-状态-响应”框架下的村镇建设分类指标体系,采用单向优势指标和复合指标相对优势判断相结合的划定方法,综合考虑国家和省级功能区划、协调乡镇周边区域功能并衔接省国土空间发展战略,以乡镇为分析单元,建立了省级村镇建设分类综合方案,并以江苏省为案例进行村镇建设类型划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江苏省仅有29.61%的乡镇为明显的单一建设类型,村镇建设的综合性发展态势明显;村镇建设类型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苏北地区主要以居住类乡镇和生态类乡镇为主,苏中地区种植类乡镇和养殖类乡镇居多,苏南地区则集聚了商旅类和工业类乡镇。以此为基础提出不同村镇建设类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提升策略。     

借用规模与集聚阴影视角下中国小城镇服务功能评估——以苏南地区为例

当前地理学领域对镇域尺度的小城镇服务功能的研究存在不足。为弥补这一缺失,论文基于借用规模与集聚阴影的视角,对小城镇的服务功能开展定量评估,从高德地图开放API平台采集POI数据,选取与服务功能相关的14类行业,利用核密度法、层次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邻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小城镇的服务功能进行评价。研究发现：① 靠近上海的小城镇服务设施核密度值总体较高。高密度区及次一级的密集区主要集中在各市的主城区、各区(县级市)及周边地区,并沿高速、国道和铁路等交通干线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点—轴”式空间结构,远离中心城区(镇)的小城镇除少部分人口较少的小城镇外,发展相对均衡。不同类型的服务行业空间分布特征存在差异,但差异不大。② 靠近上海的小城镇服务功能指数总体较高,主要集中在100 km缓冲区内,从150 km至200 km缓冲区服务功能指数依次递减。③ 上海对苏南地区小城镇服务功能指数有显著影响,100 km缓冲区内影响最为显著,苏南地区小城镇服务功能对上海的借用规模与集聚阴影过程并存。     

甘肃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关系

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对甘肃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1)乡镇企业发展是甘肃农村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化进程的指标和大部分乡镇企业发展的指标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2)现阶段乡镇企业在全省各县区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已相对局限(在对2003年截面数据的相关分析中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和城镇化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极其微弱,相关系数为0.058);(3)甘肃乡镇企业发展中存在的诸如经营规模过小、资金短缺、技术层次低、从业人员素质低以及体制制度方面存在缺陷等一系列问题和小城镇发展中存在的规模过小、建设档次低、布局分散、职能趋同性强等问题致使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发展在现阶段没有能很好地相互推动和促进。     

基于ESDA-GIS的城镇群体空间结构

基于ESDA-GIS的空间分析框架,利用江苏省1346个小城镇的统计数据,对其城镇群体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首先对统计数据进行了概括性因子分析,抽取的规模与经济因子值的频率分布都是偏态的,且两因子之间不存在规模-效益的正相关性。随后,对小城镇群体的空间结构进行了探索性分析,由密度图显示:小城镇空间分布不均衡,其密度由东南部的沿长江、环太湖地区向西和向北递减。通过空间自相关测度分析得出:小城镇的经济因子的空间分布具有正相关性,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规模因子的空间相关特征不明显。最后,将小城镇的局域空间自相关系数按县(市、区)行政单元进行聚类,利用方差图的结论修正聚类结果,得出江苏省小城镇经济发展类型分区:三区、一环(带)、一片,即苏北中部地区、苏中及宁镇区、苏锡常地区、苏北边缘环带、睢宁片区,对应的经济发展类型分别为:弥漫发展型、极核发展型、集群发展型、过渡发展型、持续贫困型。     

贫困山区乡村发展类型识别及振兴路径研究——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

乡村发展水平精准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融合行政村普查、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从村域尺度构建多维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开展乡村发展水平的多维评估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① 栾川县乡村多维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中等及以上发展的村庄数占比为45.89%,并且任意2个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发展水平高的村庄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及重点乡镇所在地,发展水平低和较低的村庄则主要分布在县域边界以及中部乡镇交接区域。③ 单维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但不同维度间空间集聚格局有所差异。其中,地理区位和自然本底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资源禀赋好、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地理区位、人口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4个维度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旅游景区附近。④ 根据多维发展评估结果和优势因素,将村庄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衰退搬迁型和优先搬迁型5种类型。研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特征,提出振兴路径和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