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达性视角下高铁对于长三角地区“融城化、同城化、一体化”的空间影响

作为贯穿城市区域的重要通道,高铁的网络性与外部性使其呈现多维空间尺度属性,但现有研究缺乏对高铁多维空间效应的系统性分析。鉴于此,研究立足高铁的多维空间尺度属性,从城市内部、边界、区域3种尺度,架构不同尺度条件下可达性评价方法,系统测度高铁对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综合空间影响。结果发现：(1)“一城多站”已成为长三角城市高铁站点空间组织的普遍模式,高铁使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城的联系更加紧密,高铁公交化时代融城化发展趋势将更加明显。尤其对于浙江省而言,高铁已经成为其内部城市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城联系的重要纽带。(2)高铁已经成为重组相邻城市间生产、生活的关键纽带和桥梁,但从邻界尺度可达性指数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同城化发展格局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当前已初步形成7个同城化水平较高的区域,且基本围绕长三角重要中心枢纽城市（上海、南京、杭州、温州、合肥、徐州、无锡）展开。(3)高铁具有明显的中长途运输优势,使得其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影响更大,高铁影响下长三角一体化格局呈现较为明显的“Z”字型格局,且已经向西延伸至合肥,但周边城市参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程度依旧较低。     

基于可达性的郑州市医疗资源空间均等化研究

精确评估医疗资源的空间不均等是合理布局医疗资源的决策依据。基于两步移动搜索法的乡镇/街道尺度的医疗可达性,对郑州市医疗资源的空间均等化展开了研究。结果显示:1)级别越高的医院医疗可达性水平越高、空间分布差异越大。三级医院对郑州市整体医疗可达性起主导作用。2)供需过剩及供需平衡的乡镇/街道主要分布在主城区、上街区、中牟县、新郑市,供需不足的乡镇/街道主要分布在城中村及距附属县市中心城区较远的区域。3)郑州市一、二、三级医院及医院整体医疗可达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向高水平方向显著集聚,乡镇/街道医疗可达性高-高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主城区。4)郑州市医疗资源集中分布在主城区,附属县市相对缺乏,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的现象十分显著。     

长春市大型零售设施空间可达性绩效测度

对传统的空间可达性测度模型进行改进,并引入营业面积,人口数量,消费者偏好等变量,对长春市大型零售设施进行研究,通过ArcGIS平台对零售设施的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后表明:① 零售设施主要分布在城市三环路以内,在一环路传统商业区集聚程度最高;快消零售设施空间分布的向心性显著,呈单中心的集聚特征;耐消设施分布的离心化相对明显,呈双中心的集聚特征.② 综合,快消设施可达性绩效高值区集中在一环内,绩效指数向外递减时存在阶梯性,南北方向递减速度高于东西方向,城市南部三环路以外绩效水平最低;耐消设施绩效高值区在空间上分散分布.③ 快消设施绩效低值区是近年来长春市居住空间扩散的主要区域,零售设施的空间配置严重滞后于城市的空间拓展与人口的郊区化趋势.零售设施空间可达性绩效测度是一种关联了供需双方面因素,测量零售设施服务分配到单位消费者水平的方法.     

南京市星级酒店空间可达性格局研究

运用ArcGIS 9.2软件,结合ESDA方法对南京市星级酒店空间可达性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市星级酒店空间可达性整体较好,在地域分布上呈以酒店为中心的距离衰减规律,而且等级愈高的酒店可达性愈差。其中二、三星级酒店的空间可达性较好且较相似,而四、五星级酒店可达性也较相似但较差;基于乡镇街道为统计单元的二、三星级酒店可达性总体集聚程度相当且较低,而四、五星级酒店总体集聚程度相当且较高;可达性热点区与冷点区呈现以主城区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其中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主城区,而冷点区分布在南京市域边缘区域;最后将星级酒店可达性格局的影响因素归纳为酒店分布、行政单元大小、交通基础设施、旅游资源和经济条件等,其中前3个为直接原因,后2个是间接原因。     

北京市城区扩展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2000年以来北京市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由此引发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重构,伴随着住宅郊区化、职住分离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将引起新一轮城市空间扩展。构建顾及综合可达性因素、邻域因素、自然因素、规划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型,分析诊断北京城区扩展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及问题,从而为指导与管治北京市城市空间的有序扩展提供科学支撑。研究表明：① 综合交通静态可达性（单一年份）与城市扩展呈显著负相关;综合交通动态可达性（年份之间的可达性变化）则在引导北京市城市空间发展方面并无显著影响。② 邻域建设用地百分比与城市扩展呈正相关,而农用地、林业用地及水域用地的比例将减少土地开发的概率。③ 城市总体规划在指导城市空间扩展的纲领性地位逐渐受到重视,其对城区扩展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④ 常住人口的分布现状、第二产业企业数量、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分布现状对土地开发无显著影响。⑤ 认为北京市静态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变化呈负相关,即可达性条件较差的地区,土地开发的可能性越小,这与北京市“摊大饼式”空间蔓延和居住郊区化的发展现实相符;北京市动态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变化亦呈负相关,表明可达性提高程度越大的区域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土地开发几率,这从侧面传递了沿着既有建成区进行土地扩展的概率远远大于由于诸如轨道交通建设而带来可达性极大改善区域的概率。因此,重视与发挥综合交通动态可达性指标对城市扩展的引导作用,将是有效破解城市蔓延式扩张、优化城市扩展的重要手段。     

基于陆路交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达性与城市空间联系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网络及城市空间联系进行分析是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和推进沿线区域合作共赢的基础工作。本文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研究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栅格可达性空间格局,并依托陆路交通网络进行了城市空间联系状态模拟。结果显示: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城市可达性空间分布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特点,具有明显的"走廊"空间特征。城市节点平均可达性时间为16.25 h,可达性在2 h以内的区域仅占全区总面积的10.60%,可达性最差的区域大都为荒漠地区,最差可达性高达171 h;西安作为门户城市,承担了中国西北五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关国家、地区和城市之间的联系。中亚国家内部及其与外部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较为薄弱;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在发育形成4条轴线,在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推进过程中,应实施"点—轴"带动,协同推进重点发展走廊和中心城市培育工作。     

沈阳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的识别、空间格局与服务功能

以沈阳市为例,运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识别城市应急避难场所,采用空间插值、波段集统计等方法刻画应急避难场所空间分布及其与人口的空间匹配性,通过栅格成本分析和加权Voronoi图等方法测算空间可达性并划分其服务区范围。研究表明:(1)沈阳市应急避难场所分布呈现出"小集聚、大分散"的基本格局,与人口分布的空间匹配性差;(2)应急避难场所可达性表现出空间异质性,大型用地对整体格局起到主要塑造作用;(3)研究区域可划分为14个较为明确的应急避难场所服务区,不同服务范围在空间上存在大小、数量和构成上的差异。最后,从城市安全视角对沈阳市应急避难场所的空间布局提出优化建议,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与政策参考。     

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分异特征及关联性因素

生态游憩空间是居民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开放空间。随着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以及城市群居民对居住环境和休闲品质要求的提高,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的区域组织成为了新的理论课题。本文在界定生态游憩空间并对其进行空间解译的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分布的集聚和分异特征进行了刻画,并分析了其与人文、自然生态要素的空间关系,揭示生态游憩空间分布存在的问题与成因。结果显示：① 各城市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率的空间分异明显,反映了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缺少有效的区域统筹。② 生态游憩空间数量、规模、等级以及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率分布具有空间集聚特征,但四者的集聚导向存在差异。③ 生态游憩空间分布与地形、交通具有空间依存关系,但与水系、旅游要素以及文化资源分布的关联性不明显。④ 生态游憩空间面积分布与人口密度分布相反,说明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空间游憩服务存在供需空间错位矛盾。     

城市群视角下空间联系与城市扩张的关联分析

在城市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扩张表现出不同的时空特征。从城市群视角研究城市扩张的时空规律,对于理解城市扩张与城市群网络化组织结构之间的复杂耦合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基于交通网络、引力模型和空间句法模型,结合1980、1990、2000和2010年Landsat遥感影像提取建设用地扩张信息,计算城市扩张强度与速度指标;采用核心城市可达性与空间相互作用力强度分析城市的交通网络区位;采用空间句法模型计算城市交通网络的通达性和城市在城市群交通路网中的地位。结果表明：城市扩张强度与核心城市可达性、核心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力强度、空间句法变量指标呈正相关关系。城市扩张速度与上述指标在第一阶段(1980-1990年)和第二阶段(1990-2000年)呈正相关关系;但在第三阶段(2000-2010年)整体表现为负相关,分布在城市群外围、交通路网联系程度较低的城市扩张速度更快,呈现出空间收敛的趋势。表明城市群中的城市空间联系在城市扩张中起到重要但又不断演变的作用,研究结果对于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和其他城市群城市扩张调控具有借鉴意义。     

长三角城市创新空间的集聚与溢出效应

选取长三角地区各城市2001-2012年专利申请受理量作为表征各城市创新水平指标,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指标和方法,考察长三角地区创新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使用空间回归分析方法,探讨长三角地区创新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长三角地区整体创新空间差异和创新集中度呈下降趋势,近年来已趋向稳定。(2)长三角地区创新空间格局仍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但已基本形成以上海、南京为端点的创新高值集聚带。长三角地区创新空间已表现出正的空间相关性,但呈现出波动变化特征,空间相关性并不显著,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异质性。(3)城市创新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综合投入、创新环境和创新规模是长三角地区创新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可达性技术的长江三角洲旅游区划

区划一直是地理学的核心研究领域,本文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尝试探讨新时期下基于GIS技术的旅游区划分方法。以可达性空间表达技术为基础,通过对旅游点、线要素的相对系统分类,分别对所有A级景区、4A级以上景区和县级城镇、地级及其以上城市可达性进行测算,并分别计算了各自的腹地范围。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不同时间阀值下腹地范围变化的判断,进行旅游景区腹地范围的空间合并,并对各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格局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最终将长江三角洲划分为5个旅游大区、27个旅游亚区和85个旅游小区。并进一步从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的组合角度,对现有旅游小区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据此构建长江三角洲综合性旅游服务中心等级体系。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评价与时空跃迁特征分析

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突变级数法和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市生态安全状况进行定量测度和定性评价,分析了各城市生态安全空间格局和时空跃迁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市生态安全状况有所好转,但大部分城市处于较不安全和较安全水平区间,总体生态安全水平不高。② 长三角城市群中部和东南部城市生态安全水平的空间结构稳定性更好;南通市具有最大的空间依赖性,而上海市表现出最小的空间依赖性;LISA（Local Indications of Spatial Association）时间路径移动方向的分析则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在生态安全演变上体现出较强的空间整合性。③ Moran’s Ι 的空间凝聚度 $ {K}_{t} $=0.698,即不发生类型跃迁的概率为69.8%,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生态安全水平存在一定的格局变动但自身相对位置不易发生改变。探讨区域生态安全的协同增长机制,可为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问题的诊断与调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可为其他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的交互作用机制研究

论文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内16个核心成员城市作为典型案例,构建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评价模型探究2000—2015年间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的时空演变规律与耦合度变化,解析系统间交互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指数不断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开发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生产、生活空间和环境质量产生更多需求,建设用地扩张、耕地面积被侵占、人口承载增大也是导致城市土地利用指数上升的重要因素。②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表现平稳,效应映射到空间上,变化幅度与演变特征明显。浙江省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高于上海与江苏的城市,这与环境自净能力、污染处理设施建设以及生态保护理念的宣传等因素相关。③ 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耦合度较低的城市占多数,处于失调状态。城镇化进程中用地扩张呈现低密度、分散化倾向,对生态安全和环境质量扰动强烈,导致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空间偏离度加大。④ 城市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各要素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关系,要素胁迫与约束作用强度大小差异明显。     

中国“三生空间”分类评价与时空格局分析

本文在探究“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利用功能与土地利用类型的辩证关系,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建立了三生空间分类与评价体系,揭示了1990-2010年间中国三生空间的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生产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主要城市群及粮食主产区,其扩张区域主要分布于东北平原、新疆西北、宁夏、兰州—西宁、四川盆地、环渤海、长三角、厦漳泉、珠三角等地区,缩小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呼伦贝尔大草原、江汉平原、闽南丘陵等地区;② 生活空间主要集中在全国主要城市及城市群,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其扩张过程表现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大规模、区域式扩张和各主要省会城市的小规模、点状式扩张。③ 生态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侧,整体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④ 工业化、城镇化是中国三生空间变化的基本动力,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农田开垦、华北平原和三大城市群的城镇化建设、黄土高原的退耕还林等是导致三生空间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本文可以为三生空间的分类规划和优化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特大城市群生态空间及其生态承载状态的时空分异

快速城镇化导致中国城市群地区生态空间被大量挤占,生态承载压力加剧,已成为制约城市群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界定并分析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5个特大城市群三生空间结构分布特征,解析了1990—2020年生态空间时空分异及其变化的影响因素,进一步通过水资源供给、水质调节、空气质量调节、休闲游憩探讨了近30年生态空间综合承载状态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不同形成发育阶段的城市群呈现差异性的三生空间面积结构比、以多中心组合为主的生活空间拓展演变模式,以及屏障式、紧密、离散、全包围式的生态空间结构。② 1990—2020年城市群生活空间面积持续大幅度增加而生产空间呈现相反趋势,除粤港澳大湾区以外,生态空间均表现出增加态势尤其近10年增势明显。三生空间面积结构及其时空变化特征,说明特大城市群生产、生态空间的主要功能从供给转向调节和文化,并反映了中国从快速城镇化到新型可持续城镇化的转变。③ 5个城市群分别有78.6%、73.1%、54.5%、56.3%和25.8%市域呈现严重超载的综合生态承载状态,其中水资源供给、水质调节是制约城市群生态承载水平的要因,未来需要重视城市群生态空间保留量及其合理布局以减缓生态承载压力。本文可为城市群绿色可持续发展、三生空间结构优化和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廊道建设研究

长江及其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撑保障。长江横贯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水量丰沛、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巨大。长江经济带生态区位重要,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生物多样性丰富,自然与人为因素影响下的生态环境变化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本文在系统分析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现状特征的基础上,总结了长江经济带面临的灾害威胁大、环境污染重和生态退化快等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与威胁,提出了建设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保障工程体系,加快形成开发集约集中、生态自然开敞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大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建设与保护力度,强化节能减排和流域环境综合治理,以及率先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生态环境保护总体策略,确保长江经济带成为“水清地绿天蓝”的绿色生态走廊。     

航空客运业与区域经济互动的时空维度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使用GW相关分析、EOF分析和空间相关性分析方法,基于2005-2018年的航空客运业和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对区域内航空客运业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互动状况的时空维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长三角地区航空客运业与区域经济之间互动关联呈现逆"核心—外围"的圈层分布特征.受上海"虹吸效应"影响,位于长三角核心圈层的...     

中国休闲城市质量评价及实证研究

休闲城市质量是体现城市居民生活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指标。通过构建休闲城市质量评价体系,实证分析了2017年我国35个休闲城市质量现状及特点。结果显示：（1）我国休闲城市质量整体偏低,大多数城市处于中下游水平;（2）我国休闲城市质量呈现出“东西高,中部低”的洼地现象;（3）休闲城市质量各维度指标表现出显著的不均衡特点,休闲空间与环境、休闲生活与消费等维度成为休闲城市质量提升的短板;（4）休闲城市质量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未来休闲城市建设过程中应注意发展水平和质量提升的均衡、城市规模与人口密度适度发展以及区域发展差异等问题。     

基于可达性与数据场的长三角经济区空间场能

空间场能是区域发展"龙头"借助区域联系通道带动外围地区发展的抽象表达,可有效刻画区域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借助ArcGIS软件平台,采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法、k阶数据场等模型,综合测度了长三角经济区区域可达性与空间场能,并揭示了该区域空间场能的空间格局与演变特征。研究表明:①2000年以来,长三角经济区中心城市取得了长足发展,且总体倾于均衡发展;②区域可达性条件不断改善,3 h时间圈的平均通达距离由2000年的81km提高到2008年的122 km;③区域空间场能显著增长且空间分异性显著,分布结构由单核“Z”字型向“多极”网络状形态转变;④长三角经济区空间场能分布格局可适度划分为高场能区、较高场能区、一般场能区、较低场能区、低场能区等5大类型,并呈现出圈层状特征与"两极分化"特征。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效率空间格局演变及俱乐部趋同研究

在对2010—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效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综合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空间马尔科夫链和变系数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索其时空演化趋势及机理。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旅游效率整体水平较高,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和南部城市旅游效率明显高于西部和北部城市。(2)各项旅游效率水平转移在空间因素作用下往往受到周边城市旅游效率的影响。考虑空间作用后,各项旅游效率维持原有稳定格局概率均明显增加,“俱乐部趋同”现象更为显著。(3)旅游效率时空演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俱乐部趋同效应,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发展效率表现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现象。(4)对外开放水平、交通水平、产业结构、政府宏观调控是各市旅游效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城市应制定不同的旅游发展措施,推动旅游产业进步和技术革新,促进旅游效率的高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