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行政区划调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下,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是重构区域发展格局,改变区域政区位势的基本途径。本文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构建基于区域相互作用理论、空间场能模型和幂指数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合肥—芜湖地区为例,测算2011年原巢湖地级市拆分后其政区位势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能。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政区的行政管辖能力、行政资源和区域协调发展潜力密切相关。② 2005—2015年期间研究区整体政区位势和协调发展潜力增幅分别由地级巢湖市撤销前的61.79%和0.21%提高到116.51%和3.05%;且行政区划调整后政区位势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速。③ 运用政区位势模型能对行政区划调整进行测度和空间化表达,其测度结果既能与社会发展等复杂影响相区别,又能与真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符合,既重视个体发展又兼顾区域协调发展。行政区划调整能显著提高研究区的政区位势,促进社会经济进步,且有利于破除空间障碍和行政壁垒,推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的定量测度及时空演化分析——以成德绵地区为例

“行政区经济”作为行政区划框架下自身发展和区域竞争相互作用的经济运行现象,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深远。论文立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构建基于“行政区经济”函数和改进潜能模型的“行政区经济”测度模型,以成德绵地区为例,定量刻画其2005—2018年“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成德绵地区“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历经“累积上升—快速下降—波动起伏”3个阶段,行政区划对经济一体化的刚性约束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区域一体化态势明显;② 2009年是其变化的拐点(峰值),各阶段“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变化与政策以及行政区划调整耦合性较强,“行政区经济”测度模型具有较好适用性和合理性;③ 2005—2018年间研究区“行政区经济”类型结构具有阶段性稳步降低的特点,高强度型和60%的中强度型政区转为较低强度型政区,较低强度及以下类型政区占比由51.7%提升至91.4%,表明“行政区经济”的约束强度明显降低,区域一体化水平显著提升;④ 成德绵地区“行政区经济”空间格局经历了“中心极化—中部辐射递减—外围塌陷”的过程,研究区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且效果显著,推动“行政区经济”重心向南偏西3°方向位移10.08 km。未来还需通过改革行政组织结构和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等途径优化体制机制,弱化行政区划约束,构建良好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行政区划调整的政区位势理论与模型构建——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尚缺少系统的理论解释和方法测度。为了深入地探究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本文提出并界定了政区位势理论,构建了政区位势的测度模型,并以重庆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① 政区位势是由位能（行政区地域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和势能（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级别的竞争力）构成的概念,行政区划调整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政区位势,从而改变其发展的动力和路径;② 由土地管辖权、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能力、财政分权度和行政分权度等变量构成的重庆市政区位势测度模型可以反映重庆市行政区划调整给其政区位势带来的变化;③ 实证检验得出政区位势提升对地方经济绩效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④ 科学合理地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该地区整合要素资源,优化行政管理幅度,提升其政区位势,进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政区位势理论和模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效应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为各地区行政区划调整规划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可作为行政区划调整效应评估的实用方法。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由此改变政区的位势和发展轨迹,重塑城市发展活力和区域发展格局。政区位势的测度可以较好的评价行政区划调整的效能。建立基于生产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重庆市为案例,测算其设立直辖市前后的政区位势及其区划调整的相对区位势能,以探析影响政区位势变化的机制。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该地的交通通达度、资源控制能力及综合发展规模有关;②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变化具有正向作用,但该影响效果具有滞后效应;③ 设立直辖市对重庆市而言不仅意味着行政级别的提升,政区位势也不断上升,相对区位势能均大于1,但该提升幅度正从快速优化趋于平缓发展。     

上海南汇地区环境变迁与经济开发及其政区演变的相关研究

通过长时段的考察，揭示上海南汇地区政区演变的内在规律及其与环境变迁、经济开发的相关性特征，并剖析其现状不合理性产生的根源，提出区划调整的基本思路。     

行政区“制度距离”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机制及其测度——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都市圈、城市群等区域空间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载体,但阻碍我国区域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区制度壁垒仍待打破。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距离”概念引入区域经济空间研究中,将行政区制度距离分为“边界”与“资源”两种类型,构建了制度距离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机制。首先建立了制度距离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了人口迁徙与跨市投资等多源大数据,构建了制度距离与要素流动水平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基于长三角城市群42组相邻城市的实证研究发现：（1）边界制度距离对资金要素的阻碍作用通常高于对人流要素的作用,而资源制度距离则没有明显差异（;2）两类制度距离的空间格局较为相似,都市圈内的耦合协调水平普遍高于都市圈外,呈现明显的都市圈格局（;3）都市圈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上海都市圈的制度距离阻碍强度普遍较低,而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则依次较高。通过柔性的区域制度空间的建构,削弱要素跨行政区流动的制度距离阻碍,是破解“行政区经济”等区域分割难题、推动区域经济空间联系加强的有效治理路径。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耦合路径探析——以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的比较分析为例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耦合已成为区域发展的一种趋势.文化对区域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通过对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的文化内涵比较分析,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湖南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耦合的路径:整合区域传统文化,强化内生型发展的文化支持力;整合区域间文化,利用区位优势,面向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加强经济协作能力;创新企业文化,强化区域投入经济全球化的文化支持力;加快体制创新,弱化路径依赖的消极影响;发展文化产业.     

战略耦合演化视角下的区域经济韧性分析框架

在全球政治经济变局和多尺度危机冲击语境下,区域经济韧性已成为当下经济地理学探究区域发展动态的核心议题。区域经济韧性不仅有关本地经济属性和适应力,更受到外部联系动态的影响,在范式上需融入多尺度网络动态观。本文将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中的战略耦合概念纳入到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区域经济韧性思想中,对两部分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和梳理对比。在此基础上,以战略耦合不同模式（即耦合、去耦合、再耦合）为切入点,构建了一套基于“战略耦合演化”的区域经济韧性分析框架。研究结论：① 任何一种战略耦合模式,均是一种“战略性求变”和“语境应对”的能动行为过程,是理解区域经济韧性尺度性与能力来源的核心。② 两者在“连接度”“语境敏感性”“路径发展”概念上有较高的思想共性,相互融合可提升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内涵。③ 战略耦合的能动主体、目的、嵌入性程度及方式是理解区域经济韧性特征和机制的关键,有助于从“地方-全球连接互动”的视角来综合分析区域经济韧性的初始属性（区域优势）、过程（恢复、更新和转型）、能力（恢复力、转型力和更新力）和结果（多元路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战略耦合演化视角有利于破除以往“区域主义”韧性思想,能更科学地剖析区域经济韧性的多尺度语境依赖、多主体能动过程和多要素互动机制。此外,有利于推动关系与演化经济地理范式的融合创新,对“双循环”战略下中国企业决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变动与演化机理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分析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变动格局和影响因素,能更好地借鉴和发挥行政区划设置在国家与地方治理中的支撑作用。综合梳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地理志》的考证结果,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档案、《清实录》《清会典》《大清一统志》以及清代地方志等历史文献,全面分析1683—1911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的时空变动过程与演变规律。研究表明：①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主要有9类调整模式,以自下而上的申报调整为主,关键是总督和巡抚的提议权,督抚体制是行政区划调整推进的制度保障;② 行政区划调整的频次受最高统治者的治理理念影响较大,波动明显,雍正朝是清代行政区划调整的绝对高峰期,光绪和宣统两朝是一个相对高峰期,道光、咸丰到同治时期调整最少;③ 县级行政区划的调整以新设最多,其次为改隶和析分,同级变更和合并是频次较少的两类调整;④ 升级、迁治、裁撤、新设4类调整在清代23个省的分布范围较广泛、各省域分布较为广泛均衡,变更专名、合并、改隶、同级变更4类调整的分布范围集中于直隶、河南、山西等省;⑤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格局的形成与演化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安全和统治方便是决定性因素,总体上体现出层级明确、权责明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国家治理理念。     

安徽省物流与经济时空耦合研究

以1994—2012年安徽省各地市货运总量和GDP数据为基础,采用重心模型、地理联系率、地理集中指数分析物流和经济空间演变规律,揭示物流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特征,并根据耦合指数识别不同区域的耦合差异。在省域尺度下,无论是重心变迁轨迹还是地理联系率,都表现出物流与经济在时空上存在明显的耦合关系。二者重心演变路径在空间上具有相似性,重心间距离呈现出扩大—减小—扩大的变化过程,且物流重心在时间上滞后于经济重心,移动距离和幅度大于经济重心,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对物流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地理联系率都在99以上,这也表明全省物流与经济发展在时空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在地级市尺度下,物流与经济的地理集中度呈现出空间相关性且趋于增强,区域的不平衡性趋于缓和;基于物流和经济耦合指数可将省域内17个地市划分为经济超前于物流型、经济物流协调型、经济滞后于物流型三大类型。     

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关联分析

本文在建立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了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交互作用的关联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揭示了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主要因素及耦合关系,并从时空角度对耦合度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系统要素耦合的机制复杂,而且关系密切;耦合度空间分布呈现与人口规模相反的规律,全区可划分为协调、磨合、拮抗和低水平耦合等4种类型。总体而言,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空间分布基本以拮抗类型为主、低水平耦合次之,与1990年相比,2000年的耦合度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耦合度时序变动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波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