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山旅游开发对植被的影响

以天龙山为例,采用敏感水平、群落景凤重要值、物种多样性信息指数、旅游影响系数和伴人植物比例５项指标,对区植被与旅游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敏感水平与群落景观重要值和信息指数基本上成反比关系;旅游影响系数与伴人植物比例大小成正比,客观揭示了旅游对西影响的规律性。利用这一方法评价旅游对植被的影响,具有可行性。     

旅游干扰对五台山植被景观区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物种多样性是衡量景区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计算物种的多样性指数、科属、区系、生活型和生态型特征,利用除趋势对应分析方法对五台山旅游干扰下植物多样性的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地理因子和物种多样性的作用下,各类植被景观区表现出一定的格局规律。在排序图上,以灌木层和草本层植物为主的Ⅲ区、Ⅳ区和Ⅶ区位于左侧,以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植物为主的Ⅰ区、Ⅱ区、Ⅵ区和Ⅴ区位于中间,仅有乔木层的Ⅸ区位于右侧。坡位、海拔和旅游影响系数与DCA第一轴和第二轴的相关性均较大,说明这3个因子对植物多样性的格局有重要影响。研究结果有益于五台山景区的生态管理。     

不同距离带上旅游植被景观的特征差异

以芦芽山自然保护区为例,采用4个指标,对不同距离带上旅游植被景观的特征差异进行了研究,利用DCA排序的结果来表达它们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在海拔2020m～2150m地段各指标变化复杂。在海拔2150m以上地段,不同距离带上景观重要值表现出远距离>中距离>近距离;物种多样性信息指数是中距离>远距离>近距离;阴生种比值大致为中距离<近距离和远距离;旅游影响系数是近距离>中距离>远距离的格局。距游径的水平距离关系随着旅游活动的分布规律,是导致旅游植被景观特征差异的关键因素。DCA排序能够有效揭示旅游与植被景观的关系,在简化的空间中深刻地表达出它们复杂的演化机制,是一种较好的分析方法。     

旅游干扰对马仑亚高山草甸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在野外样带调查的基础上,以物种重要值为综合指标,分析了不同旅游干扰程度对马仑亚高山草甸植物物种多样性指数、丰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的影响效应及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随旅游干扰强度降低,马仑亚高山草甸的优势种披针苔草和珠芽蓼的重要值逐渐增大,而广生态幅植物蒲公英重要值却呈降低趋势。(2)中等强度的旅游干扰所形成的生境,既不会使群落种类组成有明显的变更,同时也不会抑制优势种群在群落中的重要性,从而有利于群落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发展。(3)6条样带之间的群落差异系数随旅游干扰强度减弱而降小,样带1~6之间的相异性表现为逐渐递减的势态。旅游干扰强度超过了群落的自恢复能力,就会导致群落性质完全改变。上述结果为亚高山草甸旅游业的合理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和植物物种多样性保育提供了较高的理论参考和科学决策依据。     

旅游对武夷山景区灌木林物种多样性及其根系生物量的影响

采用对比样方调查法对武夷山旅游区内的武夷宫、大红袍、龙川瀑布和天游峰4个典型景区灌木林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匀度和丰富度指数、植被盖度及根系生物量等指标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并对旅游活动对灌木林的影响机理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旅游活动对景区灌木林物种多样性指数具有显著影响(Shannon-weiner均匀度指数除外),对林下根系生物量虽有影响,但影响不显著.干扰区的灌木林物种多样性指数、盖度、总根系及细根生物量均小于非干扰区.4景区灌木林的干扰变化率依次为:物种多样性指数为武夷宫>天游峰>龙川瀑布>大红袍,盖度为大红袍>武夷宫>天游峰>龙川瀑布.总根系生物量为天游峰>大红袍>龙川瀑布>武夷宫,细根生物量为天游峰>龙川瀑布>武夷宫>大红袍.     

黄山风景区旅游干扰对植物群落草本层的影响

采用平均高度、平均盖度,平均物种数等单项指标及物种丰富度指数,物种多样性指数和重要值等综合指标分析了不同干扰强度对草本层植物高度,盖度,物种多样性及物种组成的影响.结果表明:旅游干扰对草本层高度的影响明显,游径边缘干扰强度最大地段草本层植物高度明显降低;旅游干扰对草本层盖度影响不明显,虽然随干扰强度的降低,草本层盖度有所上升,但不同干扰强度下盖度差异并不显著;旅游干扰增加了物种的多样性,游径边缘干扰强度最大地段物种数最多;同时干扰也对草本层物种组成产生了一定影响,随干扰强度增加,耐践踏植物及伴人植物比例增加.旅游干扰对植物群落草本层植被影响的空间范围大约在距游径10 m以内.     

旅游开发对丹霞山植被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植被生态环境质量和景色质量管理的角度,以群落景观重要值,旅游影响系数,敏感水平等定量分析为依据,初步研究了旅游开发对丹霞山植被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几点植被管理对策。     

西双版纳季风常绿阔叶林的群落学特征

对西双版纳地区季风常绿阔叶林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区系成分、多样性指数、群落外貌、结构特征以及物种面积关系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3块2 500 m2的样地上,计有维管束植物70～123种,分别属于36～49科、70～74属;区系地理成分可分为12个类型,主要以热带区系成分为主,其中又以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和泛热带分布的成分占优势,温带成分所占的比例很少;群落中胸径≥2 cm的乔木树种丰富度为60±11.14,Shannon-Wiener指数为2.605 1±0.342 0,Pielou均匀度指数为0.637 3±0.065 4;群落的结构层次可分为乔木(Ⅰ、Ⅱ)层、灌木层和草本层;群落外貌以单叶、革质、全缘、中叶为主的常绿中、小高位芽植物组成为特征;物种-面积曲线在取样面积为1 500 m2时开始趋于平缓.与本地区的季节雨林和山地雨林相比,西双版纳季风常绿阔叶林群落的中、小高位芽植物以及单叶、革质、中叶植物所占的比例较大,而大高位芽、藤本植物的比例较少.与其他地区常绿阔叶林相比,其中高位芽、全缘叶、中叶植物比例明显偏高,小、矮高位芽、小叶植物比例则明显减少;物种多样性指数低于本地区季节雨林和山地雨林以及广东鼎湖山、白云山的常绿阔叶林,与云南哀牢山、浙江天台山的常绿阔叶林较为接近,但明显高于日本Okinawa群岛、滇中地区的常绿阔叶林.表明西双版纳的季风常绿阔叶林物种组成较为丰富,群落结构复杂,植物多样性指数较高,植物区系成分虽具有一定的温带成分,但主要以热带区系成分为主,热带性较强.     

新疆阜康绿洲荒漠过渡带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特征

分别采用重要值、盖度、多度计算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丰富度指数、优势度指数，对新疆阜康荒漠地区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各类型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水平表现为红柳、红砂、梭梭这三个群落较高，肉叶雾冰藜群落、叉毛蓬群落、盐爪爪群落、囊果碱蓬群落和雾冰藜群落居中，无叶假木贼群落和碱蓬群落较低；2)研究区总体群落物种多样性水平较低，随着群落演替其物种多样性水平呈现低—高—较高的变化趋势；3)对荒漠植被，以重要值或盖度为指标计测多样性指数较为可行。     

昌邑国家级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植物物种多样性

2013年9月,对昌邑国家级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进行了植被调查;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和地理学数学方法,分析了研究区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物种丰富度和物种多样性。结果表明,研究区草本植物种类多样,木本植物种类贫乏,柽柳(Tamarix chinensis)群落为该区唯一的灌木群落;研究区植物群落类型较单一,主要单优势种群落为柽柳群落和狗尾草(Setaria viridis)群落;研究区草本群落多样性丰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为0.656 1,Simpson多样性指数为0.702 3,Pielou均匀度指数为0.315 5;植物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呈现一定规律:由沿海到内陆柽柳群落的盖度逐渐增大,草本植物物种丰富度指数逐渐增高,柽柳对草本植物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对研究区植物物种多样性的提高效果明显。     

肇庆市旅游环境问题与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探讨

肇庆市旅游业发展前景广阔,旅游资源的开发、环境保护及其持续发展问题值得探讨。列举各种数字与事实,分析说明了肇庆市旅游环境（包括自然旅游环境和人文流放环境）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认为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存在着不协调、不相容、对此提出了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应遵循的原则、对旋以及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旅游环境游客满意度的指数测评模型--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旅游环境游客满意度评价是当前旅游环境管理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文章基于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从环境感知、旅游期望、游览价值、游客满意度、游客忠诚和游客抱怨6大影响模块建立了旅游环境游客满意度指数(TSI)测评模型,并对黄山风景区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黄山游客总体满意度指数为82.34。从6大影响模块来看,游览价值是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β32=1.266),满意度又直接影响忠诚度(β53=0.972)。从6大模块的具体影响因素来看,社会服务环境感知是影响环境感知的关键因素(λ21=0.878),社会服务环境期望对总体旅游期望影响也最大(λ2=0.94),价格是游览价值的主要决定因素(λ52=0.913)。文章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和因素重要性推导模型对TSI模型进行了验证,结论吻合。     

基于社会网络的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测度及转化

行政边界是跨界旅游区空间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边界效应测度是分析其影响性质、方向与程度大小的重要尺度。借助社会网络的密度和中心度等网络指标,构建了跨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和节点边界效应两类测度指标,以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为例,对其边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省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显著大于跨县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边界两侧的整体边界效应也存在分异;跨省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高于跨县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其中非显著性的节点主要集中在景区管委会、旅游局、景区经营公司等社会组织。边界效应大小取决于行政边界的层级、地理交通、边界两侧旅游发展水平和成熟度的差异、情感认知等因素。跨界旅游区边界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的源动力来源于旅游资源共生性、利益主体对旅游市场拓展意愿,根本动力来自于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要求,并提出相应的转化途径。基于社会网络的边界效应分析法为研究跨界旅游合作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沙漠型景区游步道沿线生态环境对踩踏干扰的响应

植被是沙漠景区水土保持和防风固沙的重要屏障。选取宁夏沙坡头和黄沙古渡景区,采用既成事实法就景区游步道沿线生态环境对踩踏干扰的响应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①自然状态下,踩踏干扰主要集中在道路边缘4 m范围内,但不同性质道路差异较大;②采用地表覆盖物响应指数来衡量道路沿线生态环境响应程度,在道路边缘1 m范围内各调查样区受冲击均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只有沙坡头北区沙漠栈道调查路段地表覆盖物响应指数值全部在44.9%以下,属于中等-轻微程度干扰,这是由于栈道两侧木栏作用明显;③游客对游步道沿线沙漠植被盖度可接受改变限度为16.4%,沙漠植被覆盖率应在此水平以下,其中沙坡头北区沙漠栈道两侧植被盖度达到了难以接受程度,说明游客在沙漠中的空旷、苍凉的体验需求与沙漠生态治理之间是天然的难以调和的对立体;④游步道沿线生态环境响应强弱与道路坡度、边坡坡度、游步道两侧生态系统以及游步道宽度具有一定相关性。研究结果也表明,目前游客踩踏干扰已对沙漠景区道路沿线生态环境以及游客游憩体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研究对沙漠景区景观和游步道设计、规范游客行为、建立沙漠景区环境容量预警机制、实现宁夏沙漠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价值。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及其保护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属世界自然保留地之一的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它以其自然资源绚丽,生物种源丰富,生态系统完整享誉全世界。曾以独特的“天然”“原始”状态,成为环境背景研究监测的理想场所,旅游资源开发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同时也造成保护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护区内开展旅游必须遵循适度开必,合理保护的原则,强调生态旅游,妥善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应尽快制定自然保护区环境规划,进行有效环境综     

基于协调发展度的城市旅游环境质量测评研究——以开封市和洛阳市为例

城市旅游环境质量的高低影响着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大小,因此,对城市旅游环境质量进行测评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征求专家和旅游者的意见及参考相关文献,构建了一个由旅游景观环境、旅游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旅游服务设施环境、旅游地信息环境5个城市旅游环境子系统组成的城市旅游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城市旅游环境各指标发展水平和旅游环境协调发展度两方面考虑,通过确定指标权重、获取单项指标评分、构建协调发展度矩阵等步骤以测定出城市旅游环境质量等级。文章最后对开封市和洛阳市的城市旅游环境质量进行了测评,得出开封市旅游环境质量水平是中等偏下,洛阳市旅游环境质量水平是中等。     

黄山旅游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研究

黄山是一座驰名中外的旅游名山，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黄山风景区的旅游资源开发到了黄金时期。但在开发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扰的隐患和问题，就如何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以及对黄山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措施。     

论风景名胜区内旅游开发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风景名胜区旅游资源必须实行保护性开发，在风景名胜区内的旅游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应根据风景名胜区较为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状况，全面并有重点地对旅游开发建设项目所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并行之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螺丝壳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应遵循这些原则。     

福建丹霞地貌旅游景区客流时间分布特性及其影响因素

地处闽西的武夷山、泰宁金湖、连城冠豸山、永安桃源洞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均属典型的丹霞地貌类型景区,距离较近,开展它们客流时间分布比较研究对各景区旅游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运用小波分析、季节性强度指数、旅游气候舒适度模型等方法,对这4个旅游景区客流时间分布特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比较。结果表明,2001~2008年每个景区接待游客数量总体上是增加的,武夷山年游客数量最大,泰宁金湖景区客流年际波动辐度较大;武夷山景区客流年内变化曲线为"三峰三谷",泰宁金湖景区为"驼峰",冠豸山、桃源洞景区为"两高峰、两中峰、四低谷",泰宁金湖客流年内变化最大,冠豸山、桃源洞次之,武夷山最小;冠豸山和桃源洞景区客流月内波动要比武夷山、泰宁金湖景区大一些;连城冠豸山周内客流峰值分布在周日,其他景区客流峰值在周六,武夷山黄金周游客接待量最大。并对气候因素、社会因素、景区知名度、对外交通条件、旅游管理体制与管理水平等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Spatial evolution model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based on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eory: A case study of Southern Anhui,China

According to the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heory, tourist destinations may be regarded 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formed by multiple adaptive agent interactions and composed of an agent system, tourist attraction subsystem, tourist service facility subsystem,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syste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evolutionary progress of the Southern Anhui tourist area. The period 1979 to 1990 comprised the formation stage of spatial agglomerates, during which tourist attractions centering on Huangshan Scenic Area and Jiuhuashan Scenic Area were gradually exploited and formed scale agglomeration; tourism spatial structure began to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and Gini indexes of the number of tourists and tourism revenu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0.26 to 0.29, and from 0.33 to 0.35, respectively. From 1991 to 2008, the system experienced a growth stage in which Huangshan Scenic Area and Jiuhuashan Scenic Area were further developed with improved tourist service facilities. Rapid development of Xidi-Hongcun Scenic Area and establishment of Fantawild Tourist Area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more spatial agglomerates with larger scales; Gini indexes of the number of tourists and tourism revenue presented fluctuating changes, reaching low points of 0.15 and 0.25 in 2000 and 0.12 and 0.22 in 2007, respectively. From 2009 to the present day, the system has remained in a blowout-development stage, during which non-linear interactions among agents are strengthened; various emerging development factors generate cultural tourism, vacation tourism, rural tourism and other new tourism products jointly with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factors. New tourism products form a large number of new spatial agglomerates that are interconnected, accelerating the spatial flow of tourists and tourism revenue and reducing the difference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s within the region; Gini indexes of the number of tourists and tourism revenue declined steadily from 0.17 and 0.23 in 2009 to 0.12 and 0.15 in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