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地区黄牛起源的分子考古学研究

中国黄牛的起源及驯化一直是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的研究多是基于古代黄牛遗骸的形态学鉴定和对现代地方黄牛品种的DNA分析,而针对中国古代黄牛的DNA研究尚少。本文对中国北方5个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42个黄牛进行了线粒体DNA分析,并结合现代黄牛线粒体DNA数据以及考古学文化对中国黄牛的起源、传播路径及其与早期文明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青铜时代早期,中国北方古代黄牛均为普通牛,未见瘤牛。古代黄牛主要由T2,T3和T4构成,近东起源的T3世系在古代黄牛中占统治地位,频率高达81.0%。近东起源的普通牛可能随着早期人群的迁徙经过两条路线进入中国。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1号巨型坑祭祀遗迹出土动物的饲养方式

高度互动性的宗教祭祀与仪式性活动是早期复杂社会维持与强化社会治理常用的手段,通过对仪式性活动使用消耗性祭品(如动物牺牲)的考察则可为探讨精英阶层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提供参考.鉴于此,本文从动物饲养方式入手,采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对二里头宫殿区东北部1号巨型坑内祭祀遗迹出土的35例动物骨骼、1例人骨碎块以及年代相近的其他单位出土的骨骼遗存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关资料探讨仪式性动物的饲养方式及来源,为认识二里头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参考.研究发现,祭祀遗迹出土猪的δ13 C值与 δ15N值变化范围均比较大,暗示二里头猪群的饲养方式个体间差异较大,且还存在个别野猪.与此同时,狗与牛的食物结构基本以C4类食物为食,羊则C3与C4植物兼食.对比发现,祭祀遗迹猪、狗与羊的食物结构与灰坑、地层等其他单位出土的同类家畜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类遗迹的牛均呈现出对粟作农业的高度依赖,但巨型坑牛骨的 δ15N值却显著低于其他单位的牛骨.结合二里头遗址对周边较大地理范围内同时期聚落的控制力,我们认为以巨型坑猪为代表的家畜的食物结构的多样性,暗示了它们有着多元化的来源.与此同时,仪式性用牛是否被特殊饲养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我们的研究支持二里头遗址存在高度互动的宗教祭祀等仪式性活动,即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祭祀活动所用动物牺牲的来源可能与动物资源由周边地区向二里头遗址的输入有关,这对于我们认识王权在二里头遗址资源流通与宗教活动等方面的控制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鉴定家养动物的系列方法包括形体测量、病理现象、年龄结构、性别特征、数量比例、考古现象、食性分析、DNA研究等。按照迄今为止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中国主要家养动物开始出现的时间和种类依次为距今10000年左右出现狗,距今9000年左右出现猪,距今5000多年出现绵羊,距今4000多年出现黄牛,距今约3700年左右出现马和山羊,距今约3600年左右出现鸡。中国古代家养动物出现的模式可以分为直接在当地驯化和通过文化交流从其他地区引进这样两种。     

山东曲阜林家遗址动物考古学研究——兼论海岱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和商代动物资源利用策略

林家遗址是在山东曲阜地区发现的一处重要的夏商时期聚落。本研究对该遗址2013年度发掘出土的570件岳石文化晚期和中商时期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遗址动物群构成包括黄牛(Bos taurus)、羊(Caprinae)、猪(Sus scrofa domesticus)、狗(Canis familiaris)、狗獾(Meles meles)和梅花鹿(Cervus nippon)等,以家养动物为主,野生动物仅作为补充。从动物构成的历时性变化来看,岳石文化晚期,先民利用最多的动物为黄牛,家猪次之;排除掉特殊埋藏的完整动物遗存,家猪是中商时期先民利用最多的动物,其次是黄牛和野生鹿科动物。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海岱地区,大多数遗址的先民主要通过饲养以猪为主的家养动物来获取肉食资源,家养动物构成相对比较稳定,包括猪、黄牛、羊和狗。只有少量商代遗址,如李屋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比例较高,且野生动物种属繁杂,这与遗址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及遗址的特殊性有关。另外,林家遗址岳石文化晚期以黄牛为主的动物群特征可能与遗址的性质或发掘区在聚落中所处的位置有关。     

殷墟刘家庄北地出土的锯齿状树轮和正常树轮的解剖结构比较及形成原因分析

殷墟是中国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洹河南北两岸,刘家庄位于殷墟的东南部,北距殷墟宫殿宗庙区约1000m。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对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的西南隅进行了第二期发掘,发现了众多的遗迹和遗物。在考古发掘中,在道路、水井、墓葬、房址、灰沟、灰坑及地层中共采集466份木炭样品,共12979块大于4mm的木炭,其中有1364块硬木松。灰沟包括HG3Ⅰ、HG3Ⅱ和HG3Ⅲ三部分,共有1285块硬木松木炭,其中在灰沟HG3Ⅰ中有195块硬木松,40块硬木松木炭有锯齿状年轮。有锯齿状树轮的硬木松木炭,占HG3Ⅰ出土硬木松的20.5%,占灰沟中出土硬木松的3.1%,占整个遗址出土硬木松的2.9%。本文对灰沟出土的硬木松锯齿状树轮和正常树轮的解剖结构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具有锯齿状树轮的硬木松木炭的横切面,除了有正常树脂道外还有创伤树脂道;径切面管胞由直立变为弯曲;弦切面也产生较多的树脂道。本文还对产生锯齿状树轮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树木生长过程中,由于受到外界的干扰,形成了锯齿状的树轮。     

河南省淅川县单岗遗址两周时期动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本文主要探讨河南省淅川县单岗遗址两周时期人类与家养动物之间的关系.该遗址两周时期发现13种动物,其中家养动物有猪、狗、马、黄牛、绵羊和山羊,家养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分别占全部可鉴定的哺乳动物数量的91.73%和70.67%.猪在家养动物中的数量最多,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比例分别为69.04%和33.33%,其他家养动物的数量比例在1.78%~14.67%之间.家养动物提供了主要肉量,黄牛提供的肉量最多,占36.41%.马右P 2发现马衔磨蚀的痕迹,马第1节趾骨发现严重的骨赘,说明马被役用而且承担相当的工作量.马在普通聚落的出现、肉食消费和畜力开发等现象,反映马的功能从晚商时期贵族"御用"转向世俗化.     

从DNA角度认识中国黄牛的起源和利用历史

中国黄牛的起源及驯化一直是遗传学家和考古学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拥有丰富的牛种资源,仅中国地方黄牛品种就多达55个,境内及周边还分布着能与黄牛杂交的近缘野牛,这导致中国黄牛的遗传背景和形成历史非常复杂.利用DNA可以解析中国黄牛的起源和利用历史,通过Y染色体、线粒体和核基因组遗传标记已经从父系遗传、母系遗传和基因组...     

陕西华阴兴乐坊遗址家养动物的饲养模式及对先民肉食资源的贡献

通过动物骨的稳定同位素(C、N)分析,揭示家养动物的饲养模式及对先民肉食资源的贡献,是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之一.关中地区,是庙底沟文化(约5500年前)的主要核心分布区域之一.目前,对该地区和该时间段内家养动物的饲养模式及对先民肉食资源的贡献,尚缺乏足够的认识.为此,本文对陕西兴乐坊遗址出土动物与人骨开展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并对其中4个猪骨进行AMS-14C测年.同位素数据结果显示:野生动物(獐、青羊、梅花鹿)栖息于C3类的植被环境,家养动物(猪、狗)和人,则主要以C4类为食.3个猪个体的年代为5449~5300 cal.B.P.,而1个猪个体年代偏晚(4089~3985 cal.B.P.),其同位素数据也异于其他个体.结合该遗址的植物考古资料(粟和黍具有高的出土概率),认为:家养动物(猪和狗)饲喂了大量以粟类作物的副产品或者人类的残羹冷炙(粪便).根据食物链从生产者至消费者的同位素分馏效应(δ13 C值约富集1‰,δ15N值约富集3‰~5‰),比较了先民与野生动物以及家养动物的同位素数据,发现先民与猪的δ13 C和 δ15N值的差异最小(0.2‰和1.9‰),这反映了先民的肉食资源应主要源于家猪.家猪的饲养和管理,为庙底沟文化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此外,1例梅花鹿角具有偏正的δ13C值(-13.2‰),暗示发达的粟作农业还为先民尝试驯养其他野生动物(如鹿)提供了可能.     

10~14世纪丝绸之路中段古代城市动物利用初探——以新疆达勒特古城2017年出土动物遗存为例

新疆地区位于欧亚草原东端,是丝绸之路的必经区域与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的重要通道。研究新疆地区的古代生业经济能够为认识丝绸之路沿线古代经济文化交流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依据。以往从动物考古角度对新疆地区生业经济的研究主要关注史前社会,鲜有对历史时期城市动物资源利用方面的讨论。达勒特古城(44°46′18.6″N,82°20′43.4″E)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达勒特镇破城子村北缘,是10~14世纪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城镇。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古城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陶、石、铁、铜、骨等遗物,为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历史时期城市的生业经济提供了重要材料。文章运用动物考古方法对达勒特古城2017年发掘出土的6834件动物骨骼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这批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数(NISP)为3696,最小个体数(MNI)为220。家养动物的比例极高,其NISP在早、晚期动物骨骼中的占比分别为98.1%、 97.6%, MNI占比分别为85.0%、 87.2%。家养动物中羊(Ovis aries或Capra hircus)的数量最多,NISP的比重在早、晚期均超过五分之三;其次为马(Equus caballus)、黄牛(Bos taurus),早、晚期占比分别为12.4%、 17.7%和12.7%、 10.8%;骆驼(Camelus sp.)和狗(Canis familiaris)的比例分别为1.3%、 5.2%和8.5%、 1.9%;驴(Equus asinus)和猪(Sus scrofa domesticus)的比例最低。MNI的统计结果与NISP基本一致。达勒特古城不同发掘区域出土早、晚期动物骨骼种属和数量比例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发展变化。对骨骼数量、年龄结构、病理现象等的综合分析表明达勒特古城居民对家畜的利用既有肉食资源,同时可能包括羊毛、大型动物的畜力等其他资源,体现出较为多样化的家畜利用特点。畜牧业和种植农业的发展为达勒特古城的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该研究为探讨丝绸之路沿线古代城市的动物利用与城市变迁提供了新资料,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边疆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演进中的重要作用。     

古基因组学在古代家马研究中的应用

古DNA是人类学、分子进化和群体遗传学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在过去的十年,我们见证了古DNA研究的一场革命.古DNA研究的焦点在很长时间内被限制在了线粒体DNA和有限个核基因组标记,但现在已经能够获得非常古老的全基因组数据.这一突破主要是缘于高通量测序平台以及获取高度降解DNA分子的能力,并发展出了古基因组学这一新领域.本文回顾了马的古基因组研究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揭示家马的遗传谱系和基于基因型-表型关联分析预测马的性状两方面的最新进展.我们依据马的基因组研究的新成果,优化三款基于高通量测序的检测panel,分析古代家马的谱系、性别、毛色、运动能力、步态、体型/肩高、高原适应等相关方面.结果显示,遗传谱系和表型特征为探讨中国古代家马的起源和用途,特别是祭祀用马的来源和挑选标准有重要意义.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家马的演化与传播及其与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关系.     

商末气候变化对于稻作农业的影响——基于济南大辛庄、刘家庄遗址商代植物遗存观察

气候变化影响着农作物的生长。文章通过对比济南大辛庄遗址中、晚商时期的植物遗存和济南刘家庄遗址商末周初的植物遗存,发现两个遗址主要农作物均包括粟(Setaria italica (L.)Beauv.)、黍(Panicum miliaceum L.)、大豆(Glycine max(L.)Merr.)和小麦(Ttiticum aestivum L.),大辛庄遗址水稻(Oryza sativa L.)绝对数量较多,但刘家庄遗址未发现水稻。综合本地区其他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山东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商代水稻仍是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但到商末周初水稻数量急剧减少。同时,邻近的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多处商周时期遗址水稻种植也普遍出现萎缩。多项地质记录表明,商末(3000 a B.P.前后)东亚夏季风快速减弱,降水量显著下降。山东地区受东亚季风影响,这一时期降水量减少,难以保证稻作农业所需的持续充足的水源,从而影响到水稻产量和种植规模。因此,商末气候变化很可能是刘家庄遗址商末周初水稻缺失以及山东地区商末周初水稻数量骤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同时影响到整个黄河中下游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     

中国古代牧业社会骨制品的初步考察:以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为例

考古遗址出土骨制品的研究对于揭示古代社会的动物资源获取和利用、手工业生产、社会组织结构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国内骨制品研究目前多集中在农业区域,这些研究为探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动物使用及其与社会发展、早期国家形成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针对牧业社会骨制品的考察十分缺乏.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草原分布有大量古代牧业文化遗址,石人子沟遗址(43°31′12.8″~43°34′28.9″N,93°13′44.8″~93°16′49.1″E)是其中一处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大型聚落.本文从动物考古学视角研究该遗址2006年至2011年发掘出土的426件骨制品.结果显示,石人子沟遗址骨制品的原料主要为以羊(Ovis aries/Capra hircus)、马(Equus caballus)为主的家养动物和以鹿(Cervidae)为主的野生动物,其中羊的比例最高(69.7%),鹿(13.8%)、马(2.3%)次之,这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农业文化遗址的骨制品多以牛为原料的情况明显不同.羊在骨制品原料中占绝对多数且大量使用羊距骨制品的现象是对石人子沟遗址以牧业为主的生业经济方式的直接反映.石人子沟遗址不同类型骨制品的制作各具特点,但整体表现出"省时省力"的特点,即对使用部位细致打磨,对非使用部位仅做简单处理.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大型制骨作坊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的骨器生产不同,石人子沟遗址未见专门的制骨场所,骨制品生产的操作链条也并不完整.遗址的骨制品生产可能是以家庭为单元进行的,产品的专业化、精细化程度也相对较低.该研究填补了我国古代牧业文化遗址出土骨制品动物考古学专门研究的空白,为进一步探究我国古代不同区域、不同生业经济基础下的制骨手工业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     

A Pilot Study of Trophic Level and Human Origins at the Xiaoshuangqiao Site, China (ca. 1400 BC) Using δD Values of Collagen

We present here a pilot study to examine trophic level effects and migration patterns at the middle Shang Dynasty site of Xiaoshuangqiao in Henan Province using δD results combined with δ13C and δ15N values. A total of 33 specimens (17 humans, 7 cattle, 5 pigs, 3 sheep, 1 dog) of bone collagen were isotopically analyzed for δ13C, δ15N, and dD values. A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R2 = 0.94) between mean δ15N and δD values of herbivores (cattle and sheep), omnivores (pig), carnivores (dog) and humans was observed. The δD results were found to increase by ~10‰ to 20‰ from herbivores to omnivores to carnivorous, evidence that collagen δD results are a useful indicator for the study of trophic levels and dietary patterns at archaeological sites. The δD results were also used to examine the origins of two different groups of individuals buried at Xiaoshuangqiao. Individuals buried in sacrificial pits of district V had mean δD values (?47.0 ± 2.9‰, n = 11)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p = 0.049) elevated compared to the people buried in the stratigraphy of district IX (?51.3 ± 3.3‰, n = 3), indicating that they were ingesting water from different locations. In addition, the D values of the people buried in the stratigraphy were similar to the pigs (?54.5 ± 4.2‰, n = 5) at Xiaoshuangqiao, suggesting that they were most probably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and that the individuals buried in the sacrificial pits were most possibly from the coast and prisoners of the Dongyi (“东夷”) people. Thus, δD results have the potential to examine human origins and migration patterns and should be increasingly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δ13C and δ15N values at archaeological sites.     

河南新乡宋墓家猫骨骼研究

2012年河南新乡市宋墓考古发掘出土一批动物骨骼,根据种属鉴定和观测比较,该批动物骨骼材料属于家猫.家猫(骨骼)安置于墓主身旁,是墓主入葬时作为饲宠特意放置的.猫骨骼表面没有发现任何人类行为痕迹(切割、砍击等).全部猫骨骼属于同一个家猫个体.保存下来的骨骼材料包括左、右下颌骨;左上颌骨;肱骨、尺骨、桡骨、股骨、胫骨、跖骨等,总计42件家猫骨骼.在家猫动物考古研究中,新乡宋墓家猫是我国同一地点发现家猫骨骼标本数(可鉴定标本数:NISP)最多的地点.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该具家猫骨骼上,首次发现我国家畜考古中"偏侧咀嚼"现象.其特征为:右下颌的P4、m1齿尖,使用磨耗程度远远大于左下颌相同齿位齿尖.磨耗差距最大的部位在m1后尖顶端,右侧比左侧齿尖因磨耗而偏低2.10 mm,右侧m1后尖顶端已磨耗为平面、裸露齿质点,而左侧m1齿尖仍保留有完好锐尖.新乡宋墓家猫在我国动物考古中,还是首次发现以宠物猫进行陪葬的考古学文化现象.我国此前发现的家猫骨骼,主要出土于文化层或灰坑里,可能是被人们丢弃或自然死亡后被埋藏起来的.甚至还有少量猫骨可能是古代人食猫风俗的遗存.而新乡宋墓中的宠物猫,是人们为培养生活伴侣或寄托生活情趣而畜养的,是人们主要为满足精神生活需求而饲养的动物.我国此前动物考古研究有关"宠物"的发现为空白.新乡宋墓出土我国考古中第一只可以确定为宠物的家猫,为今后开展动物考古中有关"宠物"研究开启了良好开端.墓中出土的宠物猫还有严重"偏侧咀嚼"现象,该发现对家畜动物考古材料的演化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时空格局变化研究

史前聚落时空格局反映了早期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演化特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理解早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机制。本研究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Kernel)相结合的GIS点模式分析方法,对比研究了华夏文明起源核心区域——环嵩山地区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个时期聚落分布时空格局和密度集聚程度的变化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从裴李岗时期到龙山时期聚落分布趋于分散,从龙山时期到夏商时期,聚落分布趋于集中;从裴李岗时期到仰韶时期聚落空间分布由西北-东南格局向东北-西南方向转变。龙山时期聚落空间分布沿袭了仰韶时期东北-西南格局特征,夏商时期聚落分布又转变近东-西方向。2)环嵩山地区聚落遗址点空间分布核密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聚落遗址点分布的密集地带在空间上明显出现转移,裴李岗时期最密集地带在新密市;仰韶时期,聚落分布密度比裴李岗时期大大增加,形成偃师、荥阳、郑州3个典型的中心;龙山时期,聚落密度相对仰韶时期稍微降低,保留了两个聚落密度集聚中心,即偃师地区与郑州地区;夏商时期核密度在4个时期中是最大的,聚落密度集聚中心与龙山时期大致相同。环嵩山地区史前时期聚落时空格局变化研究表明早期聚落形态及其演化过程是人类在一定环境基础上依据自身文化特征选择和适应的结果。     

Eolian processes,ground cover,and the archaeology of coastal dunes: A taphonomic case study from San Miguel Island,California, U.S.A.

Geomorphological evidence and historical wind records indicate that eolian processes have heavily influenced San Miguel Island environments for much of the Late Quaternary. The island is almost constantly bombarded by prevailing northwesterly winds, with peak velocities exceeding 75 km/h and wind gusts reaching over 100 km/h. These strong wind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cation, form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island's more than 600 archaeological sites. Excavation and surface collection at a stratified Middle and Late Holocene archaeological site on the island's north coast suggest that wind related disturbances result in significant displacement of light fish bones, produce concentrations of shellfish and heavy mammal bones, and cause significant abrasion, etching, and polishing of bones, shells, and artifacts. These data illustrate that wind not only alters surface materials but can significantly disturb subsurface deposits to a depth of at least 20 cm. Working in concert with a variety of taphonomic processes, wind can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preserva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careful scrutiny during excavation and laboratory analysis is required to delineate its effects. © 2002 Wiley Periodicals, Inc.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stinal Parasite Remains in Pollen Samples from Medieval Pits in the Piazza Garibaldi of Parma,Emilia Romagna,Northern Italy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study of parasite remains recovered in pollen samples collected from archaeological layers. Laboratory treatment enabled us to obtain very high concentrations of both pollen and parasite eggs from the same samples. The case study of the site of Piazza Garibaldi in Parma, a town in the Po plain, is reported. The site was a sacred area in Roman times and a market square in Medieval times (10th–11th century A.D.). Pollen, seeds, and fruits from the latter phase were collected from four Medieval pits and one cesspit. After a palynological treatment including sieving, floating, and light acetolysis, abundant quantities of parasite eggs were extracted. Human and animal parasite eggs belonging to Trichuris, Ascaris, Taenia/Echinococcus, Capillaria, Dicrocoelium, and Diphyllobothrium were found. The analyses of animal and plant remains identified in the same samples suggested that the pit infillings consisted of waste, human and animal excrements, deteriorated plant food, and refuse of grapes. Therefore, parasite remains help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aeobotanical data in identifying human behaviors and site functions.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形成的环境背景与人地关系研究

本文对辽宁凌源市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区的地形进行了考察,对建筑石料进行了鉴定,证明当时人类对地形和岩性的认识和利用已具有较高水平。对遗址文化层的动植物残体分析、孢粉分析及附近大凌河上游全新世沉积剖面的孢粉分析基础上,对牛河梁遗址形成的环境背景和红山文化晚期繁荣的原因及人地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