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硅体分析揭示天山中段南麓北朝时期莫呼查汗沟口遗址的作物结构与生业模式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文明交流和作物传播的关键区域,该地区古代人群的饮食结构和生业模式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学者共同关注的科学问题。天山地区复杂的地理构造为研究不同地貌单元人群的农业活动和生计模式提供了理想场所。本研究选取中天山南部焉耆盆地北朝时期(386～581 A.D.)的莫呼查汗沟口遗址作为研究对象,对从该遗址不同功能单元采集的样品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并结合已有的炭化种子记录探讨了该遗址古代居民的作物结构和生业模式。结果表明：房址剖面和火塘样品中发现了较多数量的黍η型、小麦树枝状和乳突状以及少量的粟Ω型植硅体,植硅体分析和炭化种子浮选结果共同证实了北朝时期沟口先民的作物结构以小麦和黍子为主,同时兼有大麦和粟,各遗迹单元农作物植硅体的广泛分布表明该遗址农业活动发达。通过对比不同地貌单元遗址的考古研究成果发现,不同于自然条件优越的绿洲地带,在山前洪积扇或沟口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作物种植必须依赖水利灌溉设施的支持。研究结果为深入研究新疆不同地貌单元人群的饮食结构、农业活动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青铜时代早期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木材指示的环境和先民木材利用策略

阿敦乔鲁遗址是西天山一处青铜时代早期的聚落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9世纪到前17世纪。从2011年阿敦乔鲁遗址试掘、 2012年开始发掘以来,在石板墓SM4-2和SM9的葬具上取到14个木材样品,在1个残、似杯状形器物上取到1个木材样品,在房址F1里取到6份木炭样品,其中大于4 mm的木炭有114块。经鉴定,墓葬中葬具木材分别属于云杉属(Picea sp.)和杨属(Populus sp.),残、似杯状器物为桦木属(Betula sp.);房址中木炭分别属于4种木本植物,有云杉属(Picea sp.)、杨属(Populus sp.)、柳属(Salix sp.)、水柏枝属(Myricaria sp.)和2种禾本科(Poaceae)植物。研究结果表明,距离阿敦乔鲁遗址较远的高山和隐闭山谷分布着雪岭云杉林,遗址周边的山地、丘陵有杨、桦林,河岸、沟谷有杨、柳和水柏枝灌木林,在较平坦的台地和坡地有禾本科的牧草;出土植物种类与现今相差不大,生态环境较干旱;阿敦乔鲁遗址先民对木材性质有一定的认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木材利用经验,从较远的高山上采伐树体高大、笔直的云杉木材制作葬具和建造房屋;选用无臭、无味、色...     

关中盆地6000～2100cal.aB.P. 期间黍、粟农业的植硅体证据

黍、粟是我国北方两种重要的旱作农作物,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考古样品保存及研究方法的限制,早期考古发掘报道的我国关中盆地新石器遗存的农作物多是以粟为主或粟、黍不分,统称粟类作物,缺少对该区新石器时期粟、黍农业状况的深入研究。本文利用植硅体方法,分别对现代黍、粟和水稻种子的植硅体产量以及关中盆地新石器考古样品中的植硅体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等重量的黍、粟种子稃片的植硅体产量基本相等,其植硅体含量所反映的是黍、粟的相对产量(重量);水稻双峰型植硅体的百分含量比水稻实际含量相对偏低。关中盆地泉护、杨官寨、浒西庄、案板、王家嘴,水沟等6个考古遗址17个¹⁴C年龄和47个植硅体样品分析结果显示,约6000～2100cal.aB.P.期间,关中盆地黍子的植硅体含量一直占优势(3.4％～34.5％),粟次之(0～6.2％),即使在气候相对暖湿的阶段,黍的产量仍超过粟。泉护、杨官寨、浒西庄,案板等遗址的个别样品中保存水稻植硅体。这些结果为重新认识关中地区新石器时期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形态以及与气候环境条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史前农业发展的植硅体证据

采用植硅体分析方法,对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南部2015~2017年度主发掘区TN14W35探方内油子岭至石家河文化时期(5800~4200 a B.P.)的地层土样进行了系统取样分析,并重点对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遗址各文化时期土样中均含有丰富的水稻(Oryza sativa)特征型植硅体,表明稻作农业在屈家岭遗址各阶段先民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实验还在油子岭和屈家岭文化地层发现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植硅体,但从发现数量看,粟类作物在屈家岭遗址先民农作物利用结构中只占据极小的比重.论文通过对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参数测量和鱼鳞状纹饰统计发现,屈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主要属于粳稻类型,且驯化程度在油子岭文化早期时期就已经达到现代栽培稻水平.本文研究揭示了屈家岭遗址先民的农业结构、水稻类型及驯化水平,为了解江汉平原汉水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生业形式与水稻驯化水平等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及其动力探讨

马家窑文化是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阶段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存类型,其以精美的彩陶闻名于世,对于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交流传播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运用X-荧光光谱分析法对甘青地区5个典型马家窑文化早期阶段遗址出土的92件彩陶陶片样品和各遗址附近采集的42份红粘土及黄土样品进行化学元素组成分析,追溯彩陶的产源地及贸易.同时基于陶器的起源传播理论,收集整理马家窑文化区遗址出土的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农作物以及动物骨骼遗存鉴定资料,探讨马家窑彩陶贸易的动力.Ti/Al-Na/K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宗日文化区宗日遗址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元素组成特征和马家窑文化主体区域的彩陶一致,表明宗日遗址马家窑类型彩陶是从马家窑文化主体区域贸易而来;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传播和该地区粟黍农作物的交流传播具有时空一致性,粟黍农业人群沿黄河上游谷地向共和盆地的扩散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宗日文化区和马家窑文化核心区生业模式的差异带来了跨区域间文化交流的动力,这也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的动力.     

植物微体化石分析揭示阿敦乔鲁遗址古人生存策略

新疆地区是史前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交融的重要区域,而地处新疆西天山地区的阿敦乔鲁青铜时代遗址,是古代人类活动、文化发展与演化过程的重要时空节点。但是目前对该遗址古人生存策略,尤其是对于当时人们的饮食结构和遗址的季节性使用的认识,存在不同观点。本研究通过对阿敦乔鲁遗址中房址内堆积物、羊粪化石以及遗址周边现代羊粪、自然地层进行植硅体、孢粉分析,发现了农作物植硅体以黍(Panicum miliaceum)和麦类作物的稃片为主,遗址使用后期出现少量的粟(Setaria italica),揭示了该遗址农作物组成以黍、大/小麦(Hordeum spp./Triticum spp.)为主,兼有粟的混合结构。在秋季(9月份)采集的现代羊粪中,孢粉种类(24个科/属)和浓度(平均65533粒/g)显著高于羊粪化石的孢粉种类(9个科/属)和浓度(平均27189粒/g),且现代羊粪以蒿属(Artemisia)植物(7~10月开花结籽)花粉为主(平均54.95%),羊粪化石中蒿属植物花粉仅有19.20%。来自早熟禾亚科(Pooideae)种子稃片的植硅体,在现代羊粪中的含量(平均3.62%)显著低于在羊粪化石中的含量(平均13.84%),羊粪孢粉和植硅体分析结果,揭示了阿敦乔鲁遗址羊类放牧时间应该处于花期结束后,植物已结籽的秋-冬季节,为阿敦乔鲁遗址冬季牧场的性质提供了植物学证据。同时房址内火塘、活动面和储藏间的堆积中植硅体组合与羊粪化石植硅体组合接近,暗示了羊粪可能被大量收集储藏,作为主要的铺垫物和冬季燃料使用。研究结果对于深化青铜时代以来新疆西天山地区古人生存策略、食物结构等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石峁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看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先民的生存策略选择

石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农牧交错带中的超大型中心聚落,产生于聚落林立、社会等级分化明显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文章通过鉴定与分析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地点东护墙北段上部、门址及大台基等区域浮选所获样品,结合已公布的外城东门、后阳湾等地点的植物遗存鉴定数据,对石峁遗址夏时代早期样品中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综合研究。通过2012~2019年的浮选工作,共获得了187份夏时代早期样品,出土炭化植物遗存共计17816粒,其中农作物遗存8905粒,包括粟、黍、水稻及大豆;非农作物遗存包括非农作物种子和植物果核等共计61种植物,总数为8911粒,分属于禾本科、藜科、豆科、蔷薇科、菊科、蓼科等。结果显示,石峁先民夏时代早期的生业模式以农牧业并重为主、采集狩猎为补充。其中,农业结构以粟黍种植为主,还首次发现了少量水稻、大豆等可能为上层先民与周边地区交流获得的稀有食物;畜牧业中,主要利用胡枝子、草木犀、委陵菜属、冷蒿等饲草喂养黄牛、羊等主要家畜;同时,还存在采集果实等行为。石峁先民生业模式的选择是其人群受所处的农牧交错带环境影响产生的结果,"舍不得农业,离不开牧业"即是石峁先民及地区其他同时期人群的真实写照。多样化的生存策略、周边聚落的粮食输入及与其他区域中心的文化交流,保障和巩固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石峁遗址的核心地位,并推动了地区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青海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黍粟农业的植硅体证据

齐家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状况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喇家遗址是一处具有中心聚落性质的齐家文化遗址,已有的研究认为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是以粟为主的粟黍旱作农业,但在具体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仍需系统的植物考古学研究进一步验证.对喇家遗址土样的植硅体分析结果显示,齐家文化时期种植的农作物为粟和黍,而且以黍为主,没有发现麦类遗存.以黍为主的种植结构可能与所在区4.5ka B.P.以来气候趋于干冷有关.植硅体和浮选结果在黍粟含量对比上存在差异,我们对这种差异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探讨.这一结果为重新认识喇家遗址乃至齐家文化的农业生产状况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骨骼同位素揭示的天山南麓中部地区察吾呼文化人群生业模式——以和静县莫呼查汗遗址为例

察吾呼文化是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天山中部地区一支非常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尽管发现和发掘的该文化遗存较多,但针对该文化人群的生业模式的研究尚待深入.本研究选取了位于天山南麓中部的和静县莫呼查汗墓地以及遗址出土的人和动物骨骼材料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以揭示距今约3000年前该区域居民的食谱构成和生业模式形态....     

河南龙湖国棉一厂遗址东周到两汉先民食谱的转变

东周到汉代(770 BC～220A. D.)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经历了由列国林立到国家统一的历史过程,研究这一时期的食谱变迁对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等均有重要意义。龙湖国棉一厂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北距郑韩故城30多千米。本研究对龙湖国棉一厂遗址55例样本(包括51例人骨和4例动物骨骼)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从东周(δ¹³C=-12.7‰±1.6‰,δ¹⁵N=7.9‰±0.8‰; n=33)到两汉时期(δ¹³C=-15.2‰±1.3‰,δ¹⁵N=8.8‰±0.9‰; n=17),龙湖国棉一厂遗址居民食谱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食谱中C₃食物和肉食资源的比例显著升高,这可能与两汉时期小麦的推广及经济发展有关。此外,本研究对东周时期生活在郑韩故城城内和城外地区居民食谱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当时生活在城内的居民食物质量普遍较高;相较之下,生活在防守城邑附近(龙湖国棉一厂遗址)的居民食物质量较差。龙湖国棉一厂人群的稳定同位素数据为了解东周—两汉...     

先秦时期海岱地区的麦作农业

长期以来,学界对海岱地区先秦时期麦作农业的发展状况不甚明晰。得益于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使用浮选、植硅体分析等植物考古方法收获了一批小麦、大麦遗存。通过对这些遗存的量化分析,发现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时期皆有小麦存在;以龙山文化、周代所出小麦、大麦的遗址最多;龙山文化、商、周时期的小麦存在得到测年数据支持。进而得出结论: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小麦作物进入海岱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先民对小麦的利用程度可能有小幅提高,但仍处在低水平利用阶段;商时期的植物考古工作尚少,麦类作物利用水平可能有所提高;两周时期麦作农业发展迅速,脱离了小麦种植的初级阶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证了商时期麦作的存在。大麦在周代的个别遗址的量化数值上升,并得到了测年数据支持,但大麦种植的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麦作的发展,既与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相关,也是文化交流、技术发展、工具改良、政策支持的产物。小麦、大麦、马、牛和羊入华,促成了"史前食物全球化"的格局,海岱地区融入到"青铜时代全球化"的浪潮中,对本地农业、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世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河南博爱西金城遗址人和动物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核心区域,农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促成了中华文明在这一地区的最终形成.农业经济的转变对先民食物结构和动物饲养方式都产生了影响,但目前的研究多为某一时间段的研究,需要长时间段的考量.对西金城遗址(35°06′22″N,113°06′53″E)出土的龙山文化、汉代和唐宋时期的人和动物骨骼开展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龙山文化时期西金城先民(δ13C=-9.3±3.1‰,δ15N=8.5±1.3‰,n=3)的食物结构以C4类(粟、黍)为主,其生计方式是以粟等旱作农业为主,并辅以少量的稻作农业生产,兼有稳定的家畜饲养和捕捞业.就动物食物结构而言,龙山文化时期以猪、狗为代表的家畜的食物结构和人类相似,先民主要用粟黍类作物副产品喂养家畜;汉代随着小麦、大豆等C3类农作物的推广普及,家畜的δ13C值降低,更多的小麦等作物被用于喂养家畜.唐宋时期虽然小麦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形成了"粟麦并重"的农作物格局,但先民却仍然偏向于用C4植物(粟黍)喂养家畜.     

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生产模式初探

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6000~5500 a B.P.)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建立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文化面貌大范围统一的庙底沟文化,长期以来对于该文化农业生产模式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法(以植物种子、果壳、木炭等为研究对象的大植物考古研究方法),在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杨官寨遗址和西坡遗址获取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两处遗址共采集、分析了160份浮选样品,共获得3403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1597粒粟(Setaria italica),414粒黍(Panicum miliaceum),少量大豆(Glycine max)和稻米(Oryza sativa),以及1460粒包括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豆科(Leguminosae)、藜(Chenopodium album)等在内的非农作物遗存.通过两处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结合其他庙底沟时期中原地区遗址植物考古研究显示,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的农业生产模式为较为典型的旱作农业传统,粟、黍类小米为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稻米发现数量虽然很少,但是不论各聚落等级规模,几乎都有发现;大豆仅在个别遗址有发现,并不普及.杂草方面以狗尾草、豆科种子和藜为主,其他杂草数量很少.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一特点与庙底沟文化各遗址较为统一的文化面貌相契合.而通过与周边区域农业特点的比较,又可以观察到该区域的独特性,比如粟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要高于周边其他旱作农业传统区域,也许从一方面也反映了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域的古代人群对更为高产粟的需求程度要更高,与其较高的遗址数量、规模和人口密度相符合;而稻米在庙底沟文化遗址中也普遍存在,尽管出土数量都比较有限.通过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与可食用非农作物遗存比例分析,以及相关动物考古研究,庙底沟时期的诸遗址已经明显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经济模式,家养动物和农作物资源远较之狩猎采集获得资源重要,推测已经完成了由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因此认为在庙底沟时期的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诸遗址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社会.     

The Integration of Farmers and Nomad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Human Subsistence Strategy in Northwestern China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e integration of farmers and nomads in northwestern China during the Han Dynasty(206 BCE ～ 220 CE) provides a crucial opportunity to reconstruct the material exchange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ilk Road in antiquity. The subsistence strategy is arguably an effective prox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groups of people(e.g. farmers and nomads). In this paper, we have reported new stable isotope data from the Huangwan tombs dated to the Han dynasty in middle Gansu, which was the key juncture between the Han and Xiongnu empire, in order to fill the gap and further understand the substanc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local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plant remains and stable isotopic data, millet farming, the typical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for the Han Chinese in the Central Plains, was also the primary lifestyle for the Huangwan people in the mid Gansu. More importantly, this shows fundamentally remarkable difference from the agricultural practices in the Bronze Age Gansu Corridor, which were based on a variety of crops, including wheat, barley and millet. This major shift in the subsistence production at Huangwan can be correlated to a wider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which the Han empire showed increasing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Gansu Corridor, indicating that local indigenous nomads followed the lifestyle of Han Chinese(e.g., millet farming), and/or the Han immigrates maintained millet farming.     

重庆永川汉东城遗址地层记录的长江上游唐代洪水事件

历史文献中关于长江洪水的记录比较粗略,对于了解长江水体的历史变化带来很多不确定性.长江两岸考古遗址地层中的事件地层为研究长江水体的历史变化提供了新的视野.汉东城遗址位于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汉东村,地处长江上游西岸一级阶地上,是川南黔北渝西水上交通要道.本文对遗址地层样品进行了粒度、地球化学元素、酸碱度等的测试与分析.结果显示,T0104剖面土壤以粉砂质壤土为主,但是与同剖面其他层位的样品相比,第7层样品粉砂含量明显偏高;地层中样品的地球化学元素含量,以SiO2、Al2 O3、Fe2 O3为主;与UCC相比,本地区土壤SiO2、Al2O3、K2O等元素含量相对稳定,但是Na2O明显偏低,P2O5明显偏高.地层中的CIA值,在汉代及以前,在65~75之间,Rb/Sr值在65~80之间,处于中等化学风化作用阶段,气候相对温湿;在汉宋之间,CIA值和Rb/Sr值均有一个明显降低及逐渐回升的过程,之后CIA值和Rb/Sr值一直在60左右徘徊,说明气候在降温之后虽有所回升,但整体比前期冷干.地层中铷锶含量及其比值的变化显示,在汉宋之间的某个时段内,该区域发生强降水的可能性非常大.在遗址发掘出土遗存和测年的基础上,对遗址土壤粒度、地球化学元素等分析,结合气候变化背景资料综合分析认为:1)汉东城遗址所在区域在唐中后期确实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洪水事件;2)本次洪水事件可能与强降水有关;3)通过与现代洪水记录的对比分析认为,遗址地层中记录的洪水事件可能比1998年和2018年洪水规模还要大.     

新疆洛浦县比孜里墓地出土食物遗存的科技分析

食物的加工和利用反映了古人对动植物资源的利用,而欧亚大陆东西部地区有着不同的饮食文化习惯.新疆长期以来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是东西方饮食文化的汇聚之地.比孜里墓地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洛浦县,属于古于阗国的管辖范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之一;该墓地出土的汉晋时期食品残留物为探讨当时饮食文化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材料.本文通过红外光谱分析、植物微体化石、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蛋白质组学等多种手段对出土的一个疑似食物残留物进行综合研究.结果显示,比孜里墓地出土的疑似食物遗存应为面食,其制作工艺为混合黍面和少量大麦面粉,并添加少许肉类,烤制而成.原始形状可能为圆形,与山普拉墓地兽皮袋出土样品、新疆现代肉馕相近.在面食中添加肉食可以改善口味、提高营养,可见汉晋时期先民面食制作的讲究.同时,也为先民的动植物利用、生计方式提供了丰富信息.     

Study on the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s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Subsistence Strategy and Climate History in the Western Liao River Area

Western Liao River are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irthplaces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northern China. With recent works like relics survey, site exca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going further, the time sequence, cultural content and subsistence strategy history of this area are getting explicit. Questions like ancient exploiting history of natural resources, climate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impact of subsistence strategy have been paid great attention.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methods like plant and animal remains analysis are mostly utilized to conduct in-site investigation, current studies rarely adopt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examine the sites’ macro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aggregation pattern. Based on abundant digitized relic survey data, GIS methods like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re utilized to indicate the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aggregation pattern of prehistoric cultures in Western Liao River area. The latitudinal, longitudinal and altitudinal migrations of site distributional core are indicated by 3D perspective shift and elevation statistics. By referencing existing studies on subsistence strategy and paleoclimate history, results of spatial analysis are used to reveal the correlation among sites’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subsistence strategy adopted and climate variation. This also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and utilization of massive locational information of prehistoric sites in ancient man-land relationship study.     

全新世中期郑州地区古代农业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郑州地区地处中原腹地,是我国旱作农业起源和稻作农业早期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在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区域性系统植物考古研究较少,目前全新世中期郑州地区古代农业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仍不清晰。文章在郑州地区选择位于不同地貌部位、不同等级规模的13处裴李岗-仰韶文化遗址进行系统采样,通过植硅体分析和AMS 14C测年,揭示出郑州地区在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中晚期均属于以黍为主的稻-旱混作的农业模式,其形成得益于全新世适宜期暖湿气候下的稻作北传。裴李岗时期,黍粟旱作分布在浅山丘陵区的黄土台塬沟谷地带,稻-旱混作仅存在于冲积平原,农业模式的选择主要受地形和水文因素影响;仰韶中晚期,粟和稻的比例显著提高,稻作不再局限于冲积平原和大型聚落,在台塬沟谷和中小聚落也有分布,标志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和作物结构的优化,这意味着农业生产开始打破自然条件限制,为郑州地区农业社会的建立和文明化进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