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研究

中国地区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研究是进一步研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地区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地区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非常大,东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处于绝对优势,中部和西部地区处于绝对劣势。地区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差异自2000年以来不断扩大,相对差异不断缩小。在三大经济区中,西部地区的Theil系数最大,其次是东部、中部地区。地区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组间差异超过组内差异,但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自2000年以来呈现出逐渐"趋同"的态势。     

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借助Arcgis、GeoDa软件组织和提取空间数据、制图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根据1997-2007年浙江省各县(市)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对其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整体上呈南北分异的空间格局,其分布重心总体上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演变;集聚程度很高,但集中指数有逐年减小趋势;2000年前外商直接投资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2000年后具有显著的正自相关性;全省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空间格局表现出南北差异在扩大、北北差异和南南差异在缩小的趋势,说明长三角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显著。     

香港国际直接投资与出入境旅游的关系研究

选择1976—2016年香港国际直接投资和出入境旅游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弹性系数法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香港的国际直接投资和出入境旅游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入境旅游、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入境旅游之间均互为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境旅游之间呈单项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香港国际直接投资对出入境旅游均有较好的带动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入境旅游的带动作用大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入境旅游的带动作用。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国际上通常认可邓宁的折衷理论作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的范式,但是该范式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提出,并不完全适用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随着服务业外商投资比重的日益扩大,对于服务业外资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研究的热点.本文结合国际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综述了国际上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理论发展,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国际化模型,比较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探讨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描绘了在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现状,并展望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动向.     

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业绩与潜力的时空差异

回顾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历史,选取10项影响其直接投资潜力的要素指标,构建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进行定量分析认为:(1)广东省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外商直接投资业绩,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指数总体上呈稳定而缓慢的下降趋势。(2)无论是潜力还是业绩,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一直是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高水平区域,珠江三角洲外商直接投资分散化空间分布趋势主导了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分散化趋势。(3)广东省大部分地市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水平的增长快于潜力水平的提高,但广州、深圳和佛山等中心城市外商直接投资业绩都不同程度地滞后于潜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省产业结构影响的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是福建具有活力和潜力的经济增长点,本文简要阐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及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根据2004年《福建省统计年鉴》试进行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省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以吸收更多的外资,同时更应重视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引导,从而更有力地推动福建省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省产业结构影响的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是福建具有活力和潜力的经济增长点,本文简要阐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及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根据2004年<福建省统计年鉴>试进行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省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以吸收更多的外资,同时更应重视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引导,从而更有力地推动福建省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     

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研究

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历程后,人们关注的重点已经由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转向了质量。分析和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将是判断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文章对重庆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和地位进行了总结,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从5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庆市今后进一步积极、合理和有效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空间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分析

在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空间分布呈现向珠江三角洲集聚的基础上,采用动态局部调整模型对1992～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9个地级城市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省的区位选择,除受到城市区位特性因素的影响外,更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即与城市已有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呈正相关,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的提出了通过产业集群培育和升级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持续集聚的策略.     

产业地理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强调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还可能取决于因产业地理集聚和地方化贸易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本文采用1999~2004年北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资料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引入产业地理集聚系数、产业联系等变量来研究影响外资产业分布的因素。统计分析表明,在空间上比较集聚、产业内联系较强的产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前期外商投资对于跟进投资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信息溢出效应以及产业联系效应,从而直接导致外资的产业累积效应。外商也强烈偏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盈利率高的产业。外商在充分利用其垄断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尽量避开实际劳动成本较高和进入壁垒较高的垄断性产业。本文的结果显示,发挥本地优势,完善产业配套,促成产业集群是提升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非洲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6—2017年非洲52个国家FDI数据以及其经济、政治、资源等数据,运用泰尔指数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非洲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非洲FDI流入量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北非呈现下降趋势,西非和中非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东非的上升趋势相对稳定且强势,南部非洲地区波动变化显著,趋势不明显;随着非洲经济发展,五大区域中北非和西非的FDI流入量最多,呈现出“两强三弱”的区域分布格局。2）非洲FDI总体差异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年际变化呈现出“减—增—减”的波动;影响FDI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区域内部差异,西非、南部非洲和中非区域内部的差异尤为明显,其中西非内部差异贡献最大。3）经济社会环境因素整体上对非洲FDI影响有限,但局部对西非影响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非、南非的外资流入起着积极作用,而对西非起着抑制作用;对外开放度对西非起着消极影响;聚集效应对西非、中非、北非的作用有限。政治制度因素整体上对非洲外资具有显著的作用,但局部对北非和东非作用有限。资源禀赋因素总体上是外企对非洲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局部对北非和东非影响不大。基础设施因素总体上对非洲大陆FDI的流入量影响不大,但对南部非洲地区除外。     

21世纪以来非洲跨国移民空间格局及其对FDI影响

运用ArcGIS软件与DPS软件,结合世界银行数据库与《非洲统计年鉴》等,分析21世纪以来非洲跨国移民空间格局及其对FDI影响,结果表明：基于目的地国、原籍国的跨国移民分别集中于北非地区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中前者呈现以“摩洛哥-埃及-苏丹”为中心的集聚格局,而后者先以科特迪瓦最为集中,随后逐渐被南非所取代;北非地区FDI分布最为集中且增长稳定,南非、东非、西非和中非四大分区FDI较少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平衡;相比基于原籍国的跨国移民,基于目的地国的跨国移民重心与FDI重心重叠性与一致性均较高,即基于目的地国的跨国移民对FDI吸引力更强,这与灰色关联分析法得到的研究结论一致。     

东莞半城市化地区发展透视

通过实地调研,分析东莞半城市化发展过程。将东莞半城市化区划分为不同的地域类型,分析这些地区空间发展的差异及其驱动力,认为区位、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和外资对其影响程度最大。从土地扩张、人口流动和经济结构重组的角度分析东莞半城市化过程的特征,认为4大因素将影响其发展,即:尚不明晰的土地租赁和土地流转政策、社会保障不足导致的技工短缺、社会歧视引起的工人流失和各地区为吸引外资不明智的竞争。提出相应建议:1)进一步促进社区建设以提升城市发展的软环境;2)探索土地股份制以加快半城市化地区户籍人口的城市化进程;3)降低户籍门槛以鼓励已就业流动人口成为本地居民;4)通过政府提供的各种培训,培养更多的技工。     

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珠三角的跨境资本因其文化多元性、地缘特殊性而受到国际经济地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多元资本主义”等多种理论框架被提出以解释其特殊性。然而,由于数据、方法的限制,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及定性探讨层面,基于微观企业样点的研究较为欠缺,特别是纳入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的定量模型研究更为缺乏。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样点数据,综合考虑传统一般经济因素与制度、集聚、创新、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以及空间回归分析,研究了2005—2009、2009—2013年2个时段的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new-born cross-border manufacturing firms, NCMF)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差异,并重点关注金融危机前后(2005—2009年)这一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珠三角NCMF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珠三角NCMF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以往有所降低,2005—2009年与2009—2013年2个时段的NCMF在结构与分布特征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热点区位在2005年后开始由珠三角东岸地区向西岸拓展,2009年后则再次呈现以东岸为主的集聚特征;②金融危机前后,珠三角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吸引跨境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开发区政策优势逐步弱化,而集聚因素、创新因素以及企业异质性成为影响跨境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与区位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③处于动力转换期的珠三角,需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建立创新网络、增强要素集聚、根据企业偏好制定多元化引资政策来重新获得发展的新优势。论文旨在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经济区域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同时也为理解转型时期中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域的动力转换与空间重构提供实证参考。     

中美博弈下的经济权力空间动态性与异质性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美地缘关系进入大博弈时代.经济权力竞争成为中美博弈的战略重点,然而其地域空间变化规律鲜有论及.为此,论文基于非对称依赖和均势理论,构建投资权力和贸易权力的脆弱性—敏感性模型,动态揭示中美两国经济权力的空间变化规律及其趋势.研究发现:①中美两国经济权力空间由美国雄踞全球逐渐演变为两国东西半球平分秋色...     

中国异地投资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资本跨区域流动逐渐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异地投资是资本流动的微观体现,探讨企业异地投资特征对于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论文以1998—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异地投资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中国异地投资网络,从全国和东中西3大地区角度分析异地投资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国和3大地区异地投资网络节点中心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5大城市群地区;异地投资网络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层级结构、空间集聚性、路径依赖等特征;投资净流入和净流出城市仍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但投资活动存在向中部和西部发展的趋势;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环境等均对全国和东中西3大地区呈现差异化的影响。     

基于地级市尺度的中国外资空间动态与本土产业演化

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下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形成,推动跨国公司以外资直接投资为途径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利区位。低廉的要素成本、友好的政策制度以及广阔的潜在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外资活跃的重要地区。外资空间动态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对接全球生产网络的效果,更关系到其生产格局的演变。而演化理论下的技术邻近度也会对外资空间动态和本土产业演化产生作用,使之呈现出更多样的空间差异。本文基于1998-2008年中国337个地级市的制造业数据,研究内、外资技术邻近度作用下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外资进入、退出等空间动态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产业演化,其中中西部最强,东部最弱,东北地区外资进入作用相对明显。②技术邻近度削弱了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积极影响,但具体到不同区域也会出现差异。东部地区的技术关联反而有利于外资进入带来的知识溢出和外资退出带来的资源释放,表现为典型的“战略耦合”。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技术关联则成为阻碍外资进入、退出促进内资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空间格局及其经济效应的分析——泛长三角FDI实证

利用锡尔熵指数、相对熵指数和变异系数以及半对数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泛长三角外资直接投资(FDI)的时空分布和变异以及空间格局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认为FDI在泛长三角地区时空分布上,呈现总体扩散的趋势;扩散路径是沿"Z"形轴线,形式有接触扩散和等级扩散,2001年后,等级扩散显著。FDI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区际之间效率差别显著;FDI的变异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且区域间差异较大。宏观政策在巩固和扩大泛长三角地区FDI的规模同时,应优化FDI空间格局,着眼区域协调发展。     

中印城镇化区域差异及城镇体系空间演化比较

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发展历程较为相似,但发展路径和模式差异较大。两个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发展环境等的显著差异已经吸引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重点关注两国城镇化及城镇体系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演化过程。以人口普查和联合国城市人口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分析、参数估计、非参数估计等多种方法,对中印两国城镇化和城镇体系的空间特征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由南北差异转变为沿海—内部差异,而印度南北差异的格局则基本稳定;② 从省（邦）级空间尺度来看,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当城镇化率超过50%后,两者的相关性更为显著,但是近年来中国人口密度与城镇化率的相关性不断增强,而印度则呈现降低的趋势;③ 现阶段中印两国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镇体系符合位序—规模分布的特征,但是经济改革对于两个国家城镇体系空间演化的影响差异明显,改革使得中国城镇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地理历史因素向经济系统空间结构转变,而印度城镇发展的驱动力始终是地理历史因素,经济改革甚至降低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对城镇发展的影响。     

基于分省面板的地区创新力与省际经济增长研究

设定了构成省际创新能力的3个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包括专利及其市场化程度、进出口和FDI流入;在此基础上,将1999年作为发展的基点,考察了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分省之间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用进出口、专利及其市场化程度和FDI流入来衡量分省之间的创新能力,那么,分省的创新能力可以解释近5年来经济增长的52%。像以前一样,进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FDI在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不同的是,专利及其市场化的程度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