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区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以陕西省韩城矿区为例

选择陕西省韩城矿区的下峪口矿和燎原矿为研究区域,通过实地访谈和454份有效问卷,利用秩和检验等统计方法,探讨了居民对环境污染的感知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是:(1)矿区居民对环境普遍不满意,他们认为最严重的环境污染是大气污染,其次是噪音污染。矿区环境污染的最主要原因是煤炭加工(洗选、炼焦),采煤并不是最主要的环境污染原因。(2)在居民属性与环境污染感知方面发现:性别对环境污染的感知无明显的影响。年龄和居住时间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噪音污染的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对水污染、噪音污染和环境卫生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文化集团性有关。居住空间对水污染和噪音污染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水污染和噪音污染感知表现出空间层次性。研究结果可以为矿区的环境治理、政策制定等提供参考。     

尾矿区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研究

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典型的铅锌矿尾矿区—铁炉子村为研究区,以问卷的形式调查了常住居民对开矿引起的环境污染的感知状况,采用秩和检验及相关分析方法,研究该尾矿区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状况与居民属性的关系。结果表明:(1)尾矿区居民认为该尾矿区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为水污染,其次为粉尘和大气污染等。(2)超过50%的居民认为矿区的大气、粉尘和水污染等环境污染均与开矿有关系,且开矿对居民身体健康和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最有可能使居民患上肺吸尘等呼吸系统疾病,并使矿区周围的农牧业减产。(3)居民属性与居民对环境污染感知的相关关系表明,居民职业显著影响居民对水和噪音污染以及健康担心程度的感知,居民年龄与其对环境卫生污染的感知、居民文化程度与其对大气污染的感知、居住时间与居民对粉尘和水污染的感知均呈显著正相关,居民文化程度对环境卫生污染的感知、居民距矿区的距离与其对粉尘、水、噪音、环境污染感知均呈显著负相关,居民性别对环境污染的感知无明显影响。研究可为当地政府部门治理和规划尾矿区的环境提供理论依据。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以黄山风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采用SPSS统计软件和ArcView GIS技术,揭示了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周边地区居民对黄山风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一定地域范围内,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感知强度距离衰减,对旅游消极影响感知强度距离递增;在更广泛的地域范围内,受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和"飞地旅游"特征的影响,居民对旅游积极和消极影响的感知强度分别呈现"W"型和"M"型的空间分异特征。进一步分析了居民对风景区的了解程度、旅游流作用机制、交通线路、居民的响应程度等因素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空间分异的影响。     

陕西省韩城煤矿区居民环境污染调适行为

陕西省韩城矿区煤炭资源丰富, 但环境污染非常严重, 当地居民对此深感焦虑。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不同属性的居民对环境污染的调适行为差异以及影响因素, 供政府部门参考。通过454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 利用卡方检验、秩和检验和探索性路径分析方法, 得到以下结论:①大多数居民都很少或没有采取有关措施来要求改善环境。其中“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是居民最常用的要求改善环境的措施。②性别分组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噪音污染的调适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年龄对居民的水污染、噪音污染调适行为有显著影响。文化程度对大气污染调适行为有显著影响。居住时间对调适行为没有显著影响。③“为了经济或就业愿意忍受污染的程度”对“考虑搬家”和“上诉”的调适行为有负向显著影响。“对环境污染的总体评价”的感知对“上诉”、“在家中规避”和“向同事抱怨”的调适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居民“组织维权行动”有显著影响的是采取“上诉”和“向同事抱怨”的两种调适行为, 以及“对环境污染的总体评价”的感知。“对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度”感知则对“组织维权行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煤矿区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感知——以陕西省彬长矿区为例

 居民环境感知是其环境行为为基础,研究居民属性对环境问题感知的影响,对煤矿区的环境保护社会措施的实施有重要参考意义。彬长矿区是国家重点产煤区,但其环境问题非常严重。通过实地访谈和407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利用秩和检验等方法,探讨了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和调适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是：（1）矿区居民对环境普遍不满,他们认为大气污染最严重,其次是环境卫生、噪音和水污染,最后是塌陷和地裂缝。环境问题的最主要原因由采煤和煤炭加工;（2）在居民属性与环境问题感知方面发现：性别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塌陷和地裂缝的感知有明显的影响。年龄属性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塌陷和地裂缝的感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属性对大气污染、塌陷和地裂缝的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职业属性对各类环境问题的感知均有显著影响。居住时间对噪音污染感知没有显著影响,对其他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居住空间在居民对矿区环境问题的感知上具有显著性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以为矿区的环境治理、政策制定等提供参考     

文化旅游地空间生产背景下居民社会空间感知模型与实证研究——基于对周庄古镇的调查

在田野调查基础上,采用SPSS 18.0和AMOS 17.0数据统计软件对周庄文化旅游地空间生产背景下的居民社会空间感知进行了统计和处理,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居民社会空间感知模型以及不同职业和类型居民感知差异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显示:①周庄居民社会空间感知总体上存在由利益关联、价值效能和情感眷恋组成的三维结构.②在感知次序上,呈现“利益关联→价值效能→情感眷恋”递减分异规律,本质上反映了深层结构是一种经济表层→社会感知→心理感知从外而内的感知规律.居民并未因具有参与旅游开发的机会权能而表现出对旅游开发的全面认同,在社会认同感知和心理认同感知层面还未得到深入,反映的居民社会空间感知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感知结构.③不同职业和类型居民因参与旅游内容或程度不同对三维结构同样存在依次递减的分异规律,且每类群体间存在差异状态.研究认为,高质量的社会空间感知具有认知结构的全面性,居民社会空间感知结构的不平衡性对增进旅游空间生产的社会凝聚力提出新的诉求,提高居民空间参与程度和感知需要从有限参与→发展参与→充分参与的路径逐步改善.研究对周庄古镇旅游理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启发.     

基于FEFLOW和GIS技术的矿区地下水动态模拟及预测

矿区地下水动态研究是山西亟待解决的重大需求问题。针对山西矿区水资源短缺与水环境恶化等现状,通过分析气象、水文、地质地貌、开采现状等监测数据资料,以FEFLOW模型和GIS技术为平台,构建山西矿区三维地下水数值模型,进行地下水动态研究,模拟并预测了4种不同情境下矿区地下水动态过程,从而定量分析采矿活动对地下水动态的影响,揭示矿区开采对地下水系统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当矿区开采强度提高10%、30%、50%时,地下水整体流场和运动趋势没有大的变化,但在矿区南部地下水流场发生突变,等值线形变,且在东南部形成一个水位变化剧烈的低水位带,迫使地下水流向发生偏转。水位分析表明采矿活动会造成地下水位整体下降,下降幅度与开采强度呈正相关关系。地下水系统均衡分析表明,当开采强度保持现状或提高10%,地下水系统仍然处于正均衡,补给量大于排泄量,当开采强度提高30%、50%时,系统转为负均衡状态,补给量小于排泄量,地下水水量大幅度减少。研究成果可为矿区制定合理的开采方案,保护矿区地下水资源提供参考依据,为有效遏制矿区水环境恶化、确保矿区水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我国矿山开采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土地复垦典型技术

矿产资源开发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矿山开采又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导致矿区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严重制约了矿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系统分析了矿山开采的生态环境效应,并根据典型矿区土地复垦的成功经验,总结了适合我国矿区土地复垦的典型技术,包括剥离－采矿－复垦一体化工程技术,矿区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大气污染治理技术,地表整形工程技术,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土壤培肥改良技术,植被恢复技术,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技术等。     

基于日常活动空间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进展

社会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地理学的经典研究议题,也是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支撑下,形成了从居住空间出发的经典研究范式。而在人类移动性不断增强、居民活动日趋多样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研究范式显得静态和片面,难以反映社会空间分异与隔离问题的全貌,因此有必要从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出发探讨社会空间分异问题。国际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对该议题进行了探索,本文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述评,将已有研究总结为基于活动空间的群体分异与交往、个体活动空间的时空分异、社会空间分异的动态变化三种类型;并以时空间行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从基于人的空间研究范式出发,构建“人群—活动空间—社会空间”基于活动空间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框架;尝试推进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范式的多元化,从以人为本的立场出发理解城市空间和城市中的人。     

基于共享度的上海郊区社区居民活动空间隔离及其影响因素

在流动性不断增强与居民活动模式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与隔离的内涵不断扩展,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空间隔离受到关注。以活动空间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快速兴起,以期从更加动态的视角理解城市社会空间。基于上海市郊区问卷调查数据,构建活动空间共享度指标,建立个体尺度的活动空间分异指数和孤立指数,刻画社区内不同收入群体的活动空间隔离状况,并建立活动空间共享度的多层模型分析活动空间隔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不同收入居民之间存在活动空间隔离,居民更愿意与其社会经济属性相似的人共享活动空间。活动空间隔离程度受到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社区设施状况、社区周边环境、社区人口密度和社会混合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居住在人口密度高、社会混合度高、社区商业配置良好、公共空间充足的开放社区能提高居民的活动空间共享度,增加不同群体社会接触的可能性。     

环境公正视角下广州市污染企业分布与区域人口社会特征的时空关系研究

环境公正研究关注人民生活质量的空间公正问题。从环境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本研究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采用1995年、2004年、2013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和1990年、2000 年、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运用空间可视化工具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广州市污染企业的分布及其与区域人口社会特征关系的时空变化,然后探讨转型背景下中国城市污染企业分布的环境公正问题。研究发现,广州市污染企业空间分布经历由中心城区集聚向近郊区和边界地带集聚的过程,在城市产业空间重构与社会空间分异的共同作用下,污染企业空间分布的环境不公正问题由最初表现不明显转变为全市范围的阶层差异与企业污染负担之间关系,具有不同于西方环境不公正现象的特征和成因。     

大城市居民自评健康与环境危害感知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郑州市区的实证研究

环境污染与健康的研究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基于2016年郑州市区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微观尺度下居民健康与环境危害感知的空间分布,并探讨影响居民健康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①郑州市居民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感知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多数居民认为空气污染最严重,其次是噪声污染,垃圾污染与水污染相对较轻,但这4种环境污染均对居民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②居民健康感知的空间差异显著,呈现出明显的“中间低—外围高”的分布特征,即市中心的居民健康水平较低,而处于外围地区的居民健康水平较高。③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感知差异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健康状况的感知越来越差,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群感知最差;高学历与高收入者认为自己健康状况很好或者非常好的比例远大于低学历与低收入者;性别与婚姻状况对健康感知的影响并不明显。④居住地到工作单位的距离越远,健康状况感知很好或者非常好的人数比例越低,街道区位也是影响居民感知自身健康状况的显著因素。研究结果可为郑州市制定更加公平、有效的环境健康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环境污染型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城市网络的环境效应是当前城市网络研究中相对较被忽视的研究议题。通过对2001年和2020年环境污染型上市企业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揭示基于环境污染型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总体演化格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城市之间通过污染型机构-非污染型机构联系而产生的污染转移网络空间特征。结果表明：(1)基于环境污染型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总体呈现出从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不断扩张的趋势,网络分层结构日趋明显,不同层级城市网络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2)环境污染型企业城市网络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高位序节点城市数量相对稳定,中低位序节点城市数量增长较快,各城市组团分布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地域性集聚特征。(3)企业污染转移网络同样呈现出不断扩张的态势和日益明显的层级结构,跨省转移成为城市网络污染转移的主导模式,行政边界效应并不明显。(4)城市网络污染转移空间指向性明显,主要表现为沿海发达城市向内地工业型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以及同类资源型城市之间的空间转移,反映出城市经济制度差异等因素对城市网络环境污染转移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于环境污染型企业的空间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中国经济与环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业结构解析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由于从自然界提取资源并进行加工, 最后并排放废弃物质到自然界, 区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通过各自元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形成经济环境耦合关系。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通过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 对中国350 个地级单元的经济环境耦合度和协调度计算后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研究发现, 中国经济环境系统整体上处于低耦合低协调状态, 东部沿海地区的都市经济区和中部重要人口产业集聚区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高, 远西部和东中部偏远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低。根据各地级单元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耦合度和协调度可以将现有国土划分为经济环境和谐区、经济环境磨合区、经济环境拮抗区及经济环境低耦合区4个类型区。通过对4 种类型区的工业结构分析后发现, 不同类型区工业结构存在很大差异。经济环境和谐区工业以电子机械、设备制造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主;经济环境磨合区工业主要以机械装备制造和部分污染性的冶金、化工、电力产业为主;经济环境拮抗区工业则以钢铁、石化、煤炭、建材、发电等污染性行业为主, 是中国污染性行业最集中的地区, 也是未来环境质量面临最大风险的地区;经济环境低耦合区工业则以初级产品加工和生产为主。     

Spatial coupling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Given the great number of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temporal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ubsystems, it is useful to perform a quantitative spatial assessment of these subsystems. I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ubsystems are constructed. Then,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y-environment system is calculated for 350 prefectural unit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most prefectural units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values, the Chinese terri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of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harmonious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gearing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rivaling area and low coupling degree of economy-environment area. Based on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four types of areas, there is a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sector structure and the coupling-coordination level. In the economy-environment harmonious area, the sectors of manufacturing of high-technology and high value-added products, such as communications, computer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transport equipment and electrical machinery, account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value of local industrial output. The industrial value of the economy-environment gearing area is concentrated on the manufacturing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and contains a few polluting sectors such as ferrous and non-ferrous metallurgy, chemical manufacturing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he economy-environment rivaling area is the type of area where polluting sectors concentrate, such as iron and steel, petrifaction, coal mining, building materials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n the low coupling degree of economy-environment area, its industry is concentrated on th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primary products.     

欠发达地区污染企业的区位选择与空间正义

污染企业空间管治和优化是提高欠发达地区开发过程中抗风险能力的重要环节。基于空间正义视角,以内陆型欠发达地区黄土高原为例,依据理论指向和侧重点差异,构建了集维度、属性和空间于一体的“5+5+4”污染企业区位分析框架,探讨污染企业在欠发达地区内部形成的格局特征、区位规律及与空间正义的辩证关系。主要结论：① 综合“城乡+边界+权力+经济+环境”5个维度研究结果的共同指向,当前黄土高原污染企业区位整体呈现出典型的区域开发初期“低水平均衡+能矿资源依赖”的空间特征。② 城市网络发育相对成熟的城市群地区是污染企业的主要集聚区,但与发达地区类似的非均衡演化和去一级中心化趋势已初步显现。③ 在城乡空间和制度空间上,研究区未表现出明显的环境保护“城市中心主义”和“污染避难所”现象;在经济空间上,研究区整体处于EKC曲线的上升阶段,地方经济对污染企业存在至少不排斥的依赖关系;在环境空间上,空气质量与污染企业数量属于低水平的正向耦合,但未出现随污染企业集聚空气质量显著下降的演化特征。④ 相对发达的省会城市和区域副中心城市在污染企业布局中呈退出趋势,具有较好工业经济基础和能矿资源赋存的城市群二级节点城市应成为今后环境规制和产业准入等政策关注的重点地区。⑤ 欠发达地区开发过程中污染企业存续或承接的正义性判别是具有辩证性的复杂命题,地理学区域综合分析的学科优势能为该类研究提供科学支撑;本文立足中国区域发展实践构建了以空间正义为理论指向的污染企业区位分析框架,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空间视角下的测度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