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中黄土丘陵区生态环境退化与恢复重建调控机理

陇中黄土丘陵区生态环境脆弱,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强烈,导致生态环境退化与农牧交替频繁.应用系统论分析该生态经济系统的稳定性,用反馈控制原理分析该生态环境系统的运行机制和调控机理,并提出该区生态环境恢复重建的途径与措施,为该区生态环境建设和农牧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徐连过渡带低山丘陵森林植被次生演替模式与生态恢复重建策略

徐连过渡带位于江苏省北部,地当南北要冲,为一典型的生态过渡带;低山丘陵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任重道远。基于10个样地4650 m²的野外调查资料,建立了徐连过渡带低山丘陵森林植被分类系统,包括2个植被型组、3个植被型、3个植被亚型、6个群系组、12个群系。根据建群种与光照强度的关系,分析了12个森林植被群系间的演替关系,构建了徐连过渡带低山丘陵森林植被次生演替模式。以次生演替模式为指导,论述了徐连过渡带低山丘陵生态恢复重建策略。     

“干旱荒漠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正式启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专项“干旱荒漠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启动会于2008年1月28日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由新疆自治区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张耀处长主持,来自新疆科技厅、新疆林科院、新疆农业大学及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等单位的从事生态学、林学、地理学、水文学及管理领域的14位专家、领导出席了会议。项目负责人中科院新疆生地所陈亚宁研究员分别就项目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及实施方案、预期成果等进行了详细的报告。     

苔藓植物的生态功能及在植被恢复与重建中的作用

苔藓植物由于形体微小,传统上被误认为缺乏经济价值而常被忽略。作者从CO₂的固定、水土保持和涵养水源、营养物质的循环与贮存和森林更新等方面,详细论述了苔藓植物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功能,对有关苔藓植物在退化生态系统植被恢复与重建中的重要作用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干旱半干旱地区苔藓植物多样性与生态学研究的方向和着眼点。     

豫西黄土丘陵区植被恢复与重建的理论基础及技术体系

通过对豫西黄土丘陵区林草植被现状和治理模式的实地调研，运用大量基础研究资料，借鉴生态学的基本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开展了林草植被恢复与重建的理论基础及技术体系的研究；描述了退耕农田的自然演替过程，研究和分析了林草植被恢复与重建的机理；应用最佳平方逼近的数学方法，提出了林草植被恢复与重建的预测模型和时间表，构造了主要乡土先锋树种的生长预测模型；制定了林草植被恢复与重建的目标和程序，确定了适合本区的林草农田配置模式，提出了乔灌树种的配置方案和牧草的种植模式。其成果对整个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塔里木河中下游区域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对策——以尉犁县为例

随着塔里木河流域进入大规模开发时期，区域开发活动对该流域生态环境的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绿洲内部产出大幅度增加，但整体生态环境趋向恶化，制约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塔里木河中下游尉犁县为例，从分析区域开发活动入手，总结了区域开发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的有利与不利方面，进而，讨论了区域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的对策。     

Residents&rsquo|perspectives and responses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he upper Dadu River,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China; 3. Institute of Tibetan Plateau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085, China)     

大渡河上游不同地带居民对环境退化的响应

青藏高原的环境退化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农牧民如何认识和响应环境退化,还缺乏实证研究.采用参与性农村评估法,对大渡河上游不同地带典型村（位于河谷区的丹扎木村、中山区的克尔马村和山原区的日科村）的农牧民进行调查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①大渡河上游不同地带的居民对环境退化具有不同的响应过程.河谷区通过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缓解了人口压力,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自然灾害和森林退化;中山区以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和发展畜牧业来缓解人口压力,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环境退化：山原区的劳动力不能转移到二、三产业,只能通过增加牲畜数量来解决生计,牧民仅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应对草料不足的问题和雪灾等自然灾害.在大渡河上游,最脆弱的区域是中山区和山原区,而不是人口压力大的河谷区.②生计方式是影响居民响应人口压力和环境退化的关键因素.基于居民的生计方式来解释和解决生态脆弱区的人口压力和环境退化问题,将是一个新的方向.③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有利于居民改善生计.降低教育收费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将加快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岷江上游典型油松人工幼林的生态环境效应

油松林是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游地区河谷与中山段灌丛地上恢复重建的代表性人工林类型之一,还缺乏深入研究。选择岷江上游典型的油松幼林,通过2a的定位监测,研究了油松林恢复重建的生态环境效应。1)与重建前的灌丛比较,油松幼林林下土壤物理性质(容重、土壤孔隙度、非毛管孔隙度、土壤重力水库容、土壤水向下渗透性速度、土壤通气度)得到明显改善,土壤持水能力提高了16%;2)油松幼林林冠对降雨的拦截和再分配作用明显。雨量等级低,拦截作用越大,尤其是当降雨量小,历时较长时,截留率越高,对降水的涵养比率越高。油松幼林生态系统能全部就地涵养全年降雨频率60%～70%的<10mm等级的雨量而不致产生明显的地表径流;对于占全年降雨频率35%～30%的10～50mm等级的降雨量,有至少30%～50%能被油松林生态系统就地涵养;3)重建的油松幼林林下土壤平均侵蚀模数36t·km-2·a-1,灌丛地表为713t·km-2·a-1,分别比裸地少99 55%和91 09%,而同期灌丛地表平均径流模数有38 90×104m3·km-2·a-1,油松幼林为7 23×104m3·km-2·a-1,分别比裸地减少79 47%和99 96%,油松林重建基本控制了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4)油松林重建明显降低了不同深度的土壤温度。夏季降低的效果明显强于秋季。油松林内与林缘灌草丛5cm层土温较裸地分别平均     

贡嘎山山地暗针叶林带自然与退化生态系统生态功能特征

通过贡嘎山暗针叶林带典型区自然与退化生态系统生物量、净初级生产量、光合生理特征、土壤CO2 排放通量及土壤温度变化等内容的观测研究 ,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研究区山地暗针叶林带不同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生态功能的现状特征。自然型生态系统生物量和净初级生产量分别具有耐阴的光合特性 ,水分利用速率较高 ,而蒸腾速率较低。轻度、中度和重度退化生态系统生物量分别为 36 7 0 1、12 1 80和 0 .5 1t hm2 ,净初级生产量分别为 9 86、5 6 4和0 35t hm2 ·a- 1 ;退化生态系统建群种光饱和点、净光合速率及蒸腾速率均比自然生态系统建群种高 ,而水分利用效率则相应较低。另外 ,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土壤CO2 排放量与地面生态系统结构和 5cm深土壤温度有密切的关系     

贵州典型喀斯特环境退化与自然恢复速率

喀斯特环境退化与自然恢复速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在分析贵族典型喀斯特环境主要因子关系的基础上,确定用土地覆盖、植被状况和土壤属性反映喀斯特环境退化与自然恢复过程,应用和地面观测方法对研究区土地覆盖、植被覆盖、生物生产量、生物多样性和土壤理化性质等指标进行研究,从而得出研究区喀斯特环境退化与自然恢复规律及其相应的速率。     

澜沧江上游德钦县亚高山、高山草地群落类型及其特点

摘要：采用样方调查方法获得94个草地群落样方,对澜沧江上游德钦县亚高山、高山草地群落类型及其特点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该县亚高山、高山草地群落类型存在20个类型。在放牧干扰下,大多数群落类型处于退化状态,相互之间存在明显的群落替代关系;调查发现群落中每平方米内平均含8种草本植物,平均盖度62．4％,地上平均生物量是4859kg／hm^2,平均可食率为61．5％;鸢尾群落、牛旁群落和小狼毒群落是草地严重退化后形成的典型有毒害群落类型;长期的高强度放牧虽然增加了群落类型多样性,但减少了群落内物种多样性。总体而言,长期的放牧干扰降低了德钦草地的生物多样性的质量及其生态服务功能,导致草地生态系统的非持续发展。     

岷江上游山地森林生态气候效应

为探讨岷江上游地区山地气候特征及森林生态气候效应,利用岷江上游南、北坡林内外的小气候观测资料,对该地区南、北坡向山地的太阳辐射、气温(1．5m)、地表温、水汽压、相对湿度、风速等小气候特征及森林生态气候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了其分布规律以及彼此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不同坡向,不同季节,各山地气候要素分布存在区别;而山地森林具有较显著的生态气候效应,可以降低气温和地表温,增加湿度,减小风速,其生态效应在不同季节和不同坡向存在差异;通过林内、外气象要素的回归分析,得知：林内外的气象要素除4月风速之外,大多数气象要素存在显著的林内外相关关系;其中,以气温和相对湿度的相关性最好。     

在西藏高原高海拔地区应遵循森林植被分布规律和选择乡土树种造林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大规模造林实践都依从年降雨量400 mm的阈值,在高于该降水阈值的地区造林。但针对西藏高原高海拔地区造林,无论是实践经验和理论探讨方面都很少涉及。在高海拔地区造林的最高海拔和树种选择需要遵循什么原则?以及以往高海拔地区造林的经验教训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本文从植被地带性分布规律出发,提出高海拔造林要遵从植被地带性分布原则和温度限制原则,指出植树造林要在森林分布区内、气候树线分布的海拔以下的区域才有可行性。以西藏高原东部森林分布格局和主要气候树线树种的分布海拔上限为例,论证了植树造林的潜在空间范围。从主要造林树种的生物学特性和气候生态位的角度,对可能用于造林的乡土树种及其造林立地条件进行了厘定,并指出了那曲造林存在的问题。总之,在西藏高海拔地区造林需要遵从地带性植被分布规律,重点考虑海拔上限和适宜树种选择问题,采用乡土树种,做到适地适树。     

青藏高原东缘不同人工林替代乡土灌木对地被物水文特征的影响

尽管森林地被物在保水与养分循环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仍然对由植被转换引起的森林地被物的变化缺乏了解。为评价不同人工林替代乡土灌丛对森林地被物水文特性的影响,我们选择了4种人工林（连香树Cercidiphyllum japonicum[Cj],油松Pinus tabulaeformis[Pt],华山松Pinus armandi[Pa],落叶松Larix kaempferi[Lk]）,以次生乡土灌丛（QC）（Quercus liaotungensis和Corylus heterophylla var.sutchuenensis为优势种）为对照。人工林种植于1987年,初始密度为2500株ha-1。我们发现针叶人工林地被物厚度和贮量明显大于次生灌丛地和阔叶人工林地。地被物最大持水量在各林地之间差异与厚度和贮量显示相同的趋势,我们认为其主要贡献因子为林地凋落物数量及单位重量凋落物的最大持水量差异。地被物吸水过程和吸水速率与浸泡时间分别呈对数与指数回归关系。吸水过程在各植被之间与地被物各层次之间明显不同,主要受各植被的凋落物叶结构与分解程度影响。我们的结果显示针叶林地被物储量明显高于阔叶林,这说明以针叶树种为优势的林地大量养分滞留在凋落物中,难于返还土壤被植物利用,同时,半分解层（F）和分解层（H）最大持水能力高于未分解层（L）,因此,改善林地微环境,促进L层地被物向F和H层转化,是改善人工林地被物水文功能的主要方法之一。     

Promises and Perils of Decentralized Forest Governance: The Case of Indonesia's Forest Management Units in Reducing Emission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REDD+)

Indonesia's forest management unit (Kesatuan Pengelolaan Hutan or KPH) system can be a promising mechanism for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interests for global carbon mitigation initiatives with local interests in project implementation. We discuss the potential role of the KPH system in implementing REDD+ (Reducing Emission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projects and improving decentralized forest governance. Substantial financial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like REDD+ and others can provide appropriate motivation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ensure successful decentralization of forest management.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DD+ activities can also support the KPHs in performing their basic functions: conducting forest inventory,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forest management plans, and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local communities. However, engaging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hich is a legal mandate for the system, will require building some measure of democratic process that can hold the KPHs accountable to local 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