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路径研究——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维持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有效更新极为重要。以中国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运用景观基因分析法分析了张谷英村显性物质文化景观基因与隐性非物质文化基因特征,从聚落“双修”视角提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方案。研究结果显示：① 显性景观基因特征为空间布局空心趋势明显,街巷系统衰退痕迹严重;民居建筑结构秩序紊乱,功能利用主体两极分化;主体建筑链条节点断裂,文明载体内涵挖掘尚浅;山川地势脉络根基平稳,水系网络线条渐趋单一;② 隐性文化基因特征为家风信仰世代传承不息,图腾标志遥相呼应不止;民俗文化延续之途受阻,传统礼仪抗争之路临难;③ 显性基因修补路径为基因建库,恢复原始形态,完善基础系统;微创修补,保留原始功能,再现原真风貌;隐身挖掘,重接本土链条,夯实建筑内涵;“低+高”干预,维持稳定脉络,调适单一线条;④ 隐性基因修复路径为内外熏陶,营造传承氛围,完善解说系统;置身其中,增强居民参与,再现特色场景。从聚落“双修”视角探索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优化方案,其目的是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实现有机更新,完成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的转型发展,推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多元主体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满意度研究——以福建省屏南县龙潭村为例

针对福建省屏南县在文创移民过程中存在的多元居民主体普遍性特征,选取屏南县龙潭村为研究对象,以样本问卷数据为基础,利用SPSS 22.0中的多种统计分析工具,探究不同类型居民主体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空间布局的满意度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龙潭村人居环境整体满意度分值为4.010,不同维度人居环境满意度存在一定差异性,其中满意度分值最低的为规划建设维度,满意度分值最高的为空间环境维度;(2)学历、居住时间和居民类型等属性对人居环境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利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将主体划分为5种类型群体,各类型群体对人居环境满意度存在显著指向性与差异性;(3)在地村民满意度整体高于城市移民,且地缘属性越强的在地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越高,业缘属性越强的城市移民人居环境满意度越低。多元主体视角下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应考虑不同属性群体的差异性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配置,以满足新时期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提出的新诉求。     

湘南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营建模式

以湘南地区为地理单元,在分析该地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基础上,探索该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选址思想和营建模式。从选址思想来看,基于安全防御、农业生产、经济营建和风水观念的考虑,湘南传统村落多选址于地域环境相对独立或封闭的丘陵坡地或台地上;从营建模式来看,湘南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追求“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布局遵循传统礼制,实行自主互助并秉承经济实用的原则,发展体现区位择优的生长规律。     

基于CAS理论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基础,从基本特征、结构构成和适应机制等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系统特征。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由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多元主体系统等4个子系统构成,与复杂适应系统特征非常契合。以张谷英村为例,研究了其人居环境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在徘徊阶段（1978-1988年）,村民自组织发展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主体适应性行为和人居效应的作用强度均有限,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量变的积累阶段;② 在过渡阶段（1989-2001年）,政府的强势介入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导致了利益关联的复杂性、流要素转化的高速性以及系统演化的不确定性,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质变的关键阶段;③ 在剧变阶段（2002年至今）,多元主体的交互作用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各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强度和复杂程度增强,加速了人居环境功能转型和系统结构质的跃升。为了促进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有序升华,从提升自适应能力、重视自组织反应、优化主导调控和引入社会治理等视角构建了系统调控机制。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的系统特征、研究趋势与框架

传统村落作为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重要载体之一,其人居环境是村落自然环境选址、空间功能表达、社会文化建构的综合体现,也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活态表现。论文通过界定传统村落概念、梳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内涵与系统构成、明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特征与表现,从系统角度构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研究范式。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研究可从转型内涵界定、转型系统构成与表现、转型阶段划分与空间分异、转型发展路径与模式等方面展开。(2)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包含主体、空间、功能3个维度,自然生态、社会文化、产业经济、地域空间、多元主体5大子系统,其各子系统转型互为依存又各有侧重,需分类施策。(3)自然生态、地域空间系统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传统研究范式,属于对“原生物质空间”的研究;社会文化、多元主体、产业经济系统为新近研究范式,属于对“建构性物质空间”的研究;基于问题、目标、需求导向,从系统角度综合研究转型发展则是未来人居环境研究的新趋势。     

文化景观基因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以黔东北土家族村落为例

通过深度访谈和意象图分析,对土家族传统村落朝阳村的文化景观基因进行识别、挖掘和提取,发现村落景观基因由环境基因“山-水-田-寨”“上寨-中寨-下寨”十字轴线空间格局,布局基因“屋-巷-屋”“屋-坝-巷”交织的街巷肌理,建筑基因穿斗式、干栏式民居建筑形式与惜字塔、王字格及虎图腾窗花、八字朝门等土家族建筑装饰元素,以及文化基因中的惜字文化、傩堂戏、摆手舞、土家礼仪等共同组成。研究发现,由于过度的旅游开发,无序地挖山采石,导致水土污染、梯田荒废,朝阳村传统村落山水田格局、屋坝巷肌理和传统建筑元素均遭到了严重破坏。为走出困境,朝阳村借助“公众参与”理念,通过搭建“政府-村委村民-社会团体”体系,组织多方共同参与朝阳村文化景观基因保护,更好地传承与延续文化景观基因。与此同时,在整合建筑符号元素、统一街巷传统风貌、整治村落自然环境等方面取得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发展机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的一般规律。本文以湖南省江永县兰溪村为例,基于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PRA)、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其“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制,结果如下：①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系统耦合特征。认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空间上要实现生活空间宜居、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这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②从“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来看,兰溪村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三生”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③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在旅游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引导、空间行为转变和自组织反应力的内外双重驱动作用下的结果,内力驱动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延续与转化,外力驱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空间结构的转型与更替。     

"文化驱动"视角下传统村落共生发展路径研究 ——以河南浚县5个传统村落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开展,传统文化保护利用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探讨传统村落文化如何驱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辨析传统村落中文化与民俗、空间、自然等资源之间的内在关系,借助灰色关联分析法,建构出文化共生度模型,并以河南省浚县5个传统村落为例,分别得出文化资源与民俗资源、空间资源、自然资源之间的活态度、传承度、完整度。结果表明:基于活态度、传承度、完整度的大小,传统村落可分为传统技艺型、特色空间型、自然生态型3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传统村落提出文化传承民俗活力、文化重塑特色空间、文化引导文旅融合的共生发展路径。     

传统村落分布的“边缘化”特征——以湖南省为例

传统村落伴随快速城市化、城进乡退的进程,呈现出“边缘化”分布趋势。以湖南省723个传统村落为实证对象,借助ArcGIS 10.0技术平台,选取影响传统村落的农业资源、经济、空间及交通等四类因素,以县域为统计单元,对湖南省域进行核心—边缘区评价。将评价结果与传统村落分布进行叠加,结果显示湖南省传统村落分布呈现农业资源边缘化、经济边缘化、空间边缘化和交通边缘化特征,并分析传统村落分布“边缘化”特征形成机理,提出保护开发建议。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链与自动识别模型构建——以陕西省为例

传统村落作为活的文化遗产,承载了大量历史记忆,是地域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与模型构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以陕西省71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建立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体系,识别出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特征;运用类型学原理和N级编码理论对景观基因进行编码,构建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链并生成基因谱系;借鉴生物学中“胞-链-形”DNA碱基序列模型,提取出环境基因、建筑基因、农耕文化基因和宗族文化基因四个公共基因作为景观基因元（胞）,以村内道路系统作为基因链,构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DNA模型与自动识别模型,以此对传统村落的区位、类型、特征和文化基因进行自动识别。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有效传承与存储,以及乡村建设动态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基本逻辑：一个分析框架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发展问题逐渐成为了研究的热点。论文基于有机更新理论,从更新目标、对象、主体、空间、时序和方式等角度,系统梳理了传统村落有机更新的基本逻辑。研究认为：(1)有机更新目标是致力于解决功能需求与秩序保护之间的矛盾,促进局部和整体、当前和未来、功能需求和文化传承的辩证统一;(2)有机更新对象即有机秩序和传统功能,其中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是有机秩序修复的关键落脚点,点域功能和面域功能是传统功能转型的重要发力点;(3)有机更新主体是利益相关者构成的更新共同体,主要包括村民、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等;(4)有机更新空间是基于更新重点不同而形成的圈层式空间结构;(5)有机更新时序遵循着远期的更新干预强度循环规律,近期的串并联渐进式更新流程;(6)有机更新方式强调了从精准判定、精准修复和精准施策等3个步骤出发,构建具体实施路径。论文进一步从“战略目标层—实体认知层—有机策略层”视角,构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分析框架,为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更新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的空间形态与结构特征

传统聚落保有显著的价值,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结合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本文探讨了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的空间形态与结构特征。首先,根据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的空间排列特征将湖南省传统聚落的空间形态归结为向心圆环式、扇形扩张式、多向扩张式、条带式、离散式和组团式等5种基本类型,并进一步归纳了各种形态类型的特征。其次,运用空间句法理论,通过构建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的空间轴线模型,系统地剖析了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的空间结构特征,发现湖南省传统聚落的空间结构具有对称和平行等鲜明的几何特征,存在着“界域”和“街—巷—码头”等典型结构,还具有典型的风水意象特征。因此,结合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从地理学的视角揭示传统聚落的地学特征,有利于完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深化对传统聚落的认识,促进相关保护工作。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面临着严重的人地关系危机,对其进行有机更新显得尤为重要。立足于有机更新的科学内涵及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特征,辨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理论认知,进而构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路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问题困境归类为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提出以三生空间为空间载体、景观基因为文化核心、社会场域为基础脉络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认知。② 以更新优化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为着力点,构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物质-文化-社会”三维路径机制,包括物质空间更新：主导功能优化与三生空间重塑;文化空间更新：隐性基因修复与显性基因修补;社会空间更新：关系网络织补与社会秩序重构。以实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多维度优化-多目标统筹”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与路径,以期为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提供科学参考与实践借鉴。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的特征、模式与逻辑——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     

基于“三生”系统的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及机制研究——以张家界市为例

从“三生”系统切入,结合熵值法和HP滤波分析,按照“演化轨迹描述-周期阶段划分-演化路径及驱动机制剖析”的逻辑主线,探索1989年以来以张家界为代表的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基于“三生”系统内涵、关系及形成机理,分析得到旅游城市“三生”系统由自然生态、旅游生产和城市生活子系统构成,其人居环境由“原住民居环境”和“旅游者居环境”构成,两者在功能、目标、特征等方面具有较强契合性。② 结合熵值法,测度了1989—2018年张家界人居环境及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总体上,人居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向旅游城市复合空间转变;生态系统逐步优化,雨涝灾害较频繁;生产系统向旅游业转型,易受重大事件影响;生活系统全面升级,生活水平及基础设施改善明显。③ 依据HP滤波分析,将张家界人居环境演变划分为“介入-分化-调控-共生”阶段,并梳理了三大系统的演化路径。④ 从内外驱动角度,提炼了包含市场需求、旅游资源、宏观环境、政策推动及自组织反应行为在内的五大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结合VAR模型,从长短期两个方面,量化各因素与人居环境质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最后,针对张家界人居环境现有情况,从“三生”视角提出几点普适性建议。     

空间治理的社区实践与正当性建构——以浙江省永嘉县芙蓉村传统村落保护为例

空间治理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以浙江省永嘉县芙蓉村的传统村落保护为例,通过叙事研究展示了地方特性对空间治理实践的影响,探讨了空间治理正当性建构的困难及可能的解决思路。研究认为：① 空间治理的宏观意义与被治理社区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冲突可能引发政策和行政的正当性危机。② 不同政策措施对于正当性的建构有不同作用,对抗性措施必然引发正当性危机,调和性措施往往难以有效建立正当性,共赢性措施是最佳之选,但其对于正当性的调节效果受限于外部条件,各种政策措施在地方特性的影响下均面临失效风险。③ 空间治理正当性的建立首先需要正确把握地方性政治互动方式,理解正当性在地方特性作用下得以建立或趋于消解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情境适当调用对抗性政策措施、调和性政策措施和共赢性政策措施,从而建立良好的意义沟通和平等协商机制,使正当性得以长久维系。     

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安徽省为例

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系统探索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既是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前提,又能为城市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已成为当前地理学、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安徽省为案例地,在探讨安徽省人口流动的总体特征上,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解析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探究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1）安徽省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流向省外人口主要向长三角城市集聚,但流动人口规模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2）安徽省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较高,有随着流入地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趋势;从新生代与初代流动人口来看,初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定居,而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中等和较弱的城市定居,但整体差异不大。（3）从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来看,同住人数、流动原因、流动时长、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户口所在地的影响最大;从代际之间来看,性别、就业收入、净收入、就业身份等因素显著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而家属随迁、流动地经济水平、年龄对初代流动人口的影响较为显著。     

基于DPSIRM模型的社区人居环境安全空间分异——以大连市为例

以DPSIRM因果关系模型拟定指标体系,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比较法赋权并量化计算,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对大连社区人居环境状况和全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连市社区人居环境安全单元分为五个类别,即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很差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较差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过渡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较好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优良单元;大连市人居环境安全的空间分布中各分区所占的比例为：人居环境安全区30．598％,人居环境较安全区30．232％,人居环境安全过渡区9．678％,人居环境较不安全区12．299％,人居环境不安全区17．193％;南部滨海区人居环境安全好,北部城乡结合部人居环境安全差,呈现由南向北递减趋势;中部是国家森林公园等植被覆盖好的区域,人居环境安全好。研究表明本文所建评价模型具有普遍性,可用于不同社区人居环境因子的评价与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