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冲击下长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韧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当前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产业集群面临的冲击越来越多,一些集群有可能实现路径突破,而一些集群可能会落入发展的低端陷阱而难以自拔。因此,研究产业集群在危机冲击下的韧性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如何走上复苏道路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利用中国工企数据库对长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进行识别,判断其所遭受的主要冲击,从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维度测度集群韧性,构建数学模型分析韧性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集群面临两次冲击的抵抗力均较弱;② 集群在遭遇两次冲击后的恢复力较好,均强于抵抗力,但各个集群的恢复力差异明显,出口比例高的集群更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③ 外生型集群韧性主要体现为“低抵抗力-高恢复力”型和“高抵抗力-低恢复力”型,内生型集群韧性主要体现为“低抵抗力-高恢复力”型;④ 区域产业非相关多样性仅对两次冲击中的集群恢复力具有促进作用,对抵抗力的影响不明显。区域产业相关多样化对两次冲击的抵抗力和恢复力均无显著影响。企业知识异质性对集群抵抗力和恢复力发挥正向促进作用,而集群的对外开放程度在总体上发挥了抑制作用。龙头企业对在两次冲击下集群抵抗力的作用方向不同。所有制异质性和年轻企业占比对集群韧性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产业集聚对黄河流域工业韧性的影响研究

经济韧性是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区域产业结构被认为是影响经济韧性的最重要因素.2019年以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对黄河流域工业韧性进行系统评价并考察产业集聚对工业韧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域,从抵抗力和恢复力2个层面刻画区域工业韧性,构建计量模型考察专业化、多...     

疫情冲击下全球跨境电商物流韧性的时空异质性研究

新冠疫情给全球化进程带来巨大冲击,流动性被切断是其中重要原因,尤以物流延滞造成的物资短缺影响最为严重。作为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物流时效性和格局在疫情冲击下发生了重要变化。通过对全球疫情及跨境电商物流大数据的挖掘、计算和分析,从韧性角度对物流时效的时空异质性展开研究,分析物流受冲击变化的特征,以及韧性空间格局、阶段差异和时间过程,并结合定量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疫情冲击下,物流时效性呈现"衰减波"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抵抗力阶段、恢复力阶段,以及韧性提升;北美、西欧的物流韧性相对较低,东亚及其邻近的中亚、中东欧、西亚、北非区域则相对较高,尤其是抵抗力阶段差异明显;全球物流恢复力指数普遍高于抵抗力指数,北美、西欧、大洋洲部分样本恢复力较弱;时间过程上可分为3个时期,并呈现出一定的空间传导现象:前6个月急速下降、艰难抵抗后平稳恢复,第7至第11个月整体向好、局部震荡,第12至第13个月全球小幅波动后较快恢复;影响物流韧性时空异质性的因素较为综合,其中物流网络关系、疫情严重程度的影响相对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

以“后危机时代”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既可通过增加产业结构的非相关多样化直接增强城市经济抵抗力,也可通过增强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化诱发技术创新,间接提升城市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2）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城市产业基础的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城市存在差异。东部城市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较为突出。生产性服务业对中部城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而西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则不显著。3）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信息服务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均最为显著,商务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相较其他行业弱。     

西部产业升级路径依赖抑或路径突破研判

以2009—2020年中国西部地区九省份的工业产业为研究对象，基于产品空间的方法可视化分析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现状、产业空间的演化路径和产业密度分布的变化趋势，实证检验技术关联对区域工业产业升级路径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资源密集型产业始终处于保持比较优势状态，技术密集型产业尽管得到不断优化但大多仍处于升级未成功阶段，由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增强。(2)2009—2013年，技术关联对产业升级影响较小，产业升级体现出路径突破的演化过程；2014—2020年，产业升级受技术关联影响增强，更多体现出路径依赖的演化过程。(3)技术关联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新产业升级与发展方面，而在帮助现有产业保持优势方面效果并不显著。因此，西部地区应着力培育、发展与现有优势产业技术关联较强的新兴产业，全面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内涵及测度——以湖南省为例

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动态、开放的复杂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风险,如何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与扰动,保持系统稳定性、可持续性,成为高新区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章引入韧性理念,探讨了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内涵、特征,运用适应性循环理论分析其演化过程,从抵抗力、吸收力、恢复力和转型力4个维度构建其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TOPSIS方法,以湖南省46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对其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水平、时空格局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是系统受到扰动后,维持原有特性、原有功能和进一步成长的能力,具有复杂性、动态演化性、尺度关联性和可调节性等特征。2）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在内外部环境的作用下不断演化,呈现出开发、存储、释放、更新4个阶段,并与所在城市、区域以及内部企业共同作用,构成多尺度嵌套的自适应循环。3) 2012―2020年湖南省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水平不断提升,应对扰动的能力持续增强,但整体水平仍然不高,从各维度指标看,转型力增长幅度最为明显,其次是吸收力和抵抗力,恢复力增长幅度最小,成为系统整体韧性提升的短板;空间格局上,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韧性较高...     

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沿线城市出口贸易的影响及机制检验

本文基于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方法,以2004—2019年中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沿线城市出口贸易的差异化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中欧班列开通显著促进了中国沿线城市出口贸易增长,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越完善,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带动作用越强。出口同时受途经国家数量、目的国物流运输能力的正向调节。(2)异质性分析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对货源地枢纽节点城市的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铁路枢纽城市影响不显著,对港口城市出口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城市规模来看,贸易的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发生在中小城市。基于不同地理区位班列通道的分析发现,对西部通道沿线城市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效应明显。(3)中欧班列的组织运营服从“轴—辐”模式,对周边区域出口辐射空间范围大致在150 km之内。中介机制检验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市场化水平促进出口贸易增长,外围区域的城市受到市场化水平的正向中介效应更显著。运输时间成本节约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当前较传统海运所需时间的节约并不是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     

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生态系统抵抗力-适应力-恢复力框架构建城市生态韧性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和STIRPAT模型分析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水平介于0.420～0.761,呈现时序异质性,上海、苏州、南京等城市生态韧性值较低,而南通、温州等城市生态韧性则有所提升;(2)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空间格局差异明显,2005—2010年城市生态韧性呈现“东部低、中部高、西部低”的格局,2015—2020年则呈现“北部高、中部低、南部高”的格局,并形成西南部较高水平生态韧性城市带和中部城市生态韧性低值走廊;(3)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水平具有非均衡性,全局Moran’s I值变化幅度较大,且局部自相关集聚模式变化较大;(4)经济要素对城市生态韧性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人口、技术和土地要素对城市生态韧性具有反向抑制作用。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以甘南州、临夏州为例北大核心CSCD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的定量评价是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AHP)和GIS可视化空间分析技术,应用遥感反演的生态系统分类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等,构建了包含社会经济、土地压力、自然条件3个准则层的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指标时空尺度无量纲化与综合指数法,进行了甘肃省甘南州、临夏州2000—2020年的生态系统恢复力定量评估。结果表明:研究区域空间尺度生态恢复力范围分别为0.14—0.65(2000年)、0.12—0.72(2005年)、0.07—0.70(2010年)、0.12—0.70(2015年)、0.28—0.82(2020年);甘南生态系统恢复力较高,临夏生态系统恢复力较低,在空间分布上,生态系统恢复力呈现北低南高的总体特征,高生态恢复力的乡镇以草地、森林、灌木生态系统为主,低生态恢复力的乡镇以农田、城镇生态系统为主;在时序变化特征中,生态系统恢复力总体向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最后上升趋势,受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共同作用。     

生态脆弱区社会—生态景观恢复力时空演变及情景模拟

从最具操作性的景观尺度探究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时空分异及其演变,对于揭示人类活动变化对生态环境及其景观服务的影响机制,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以黄土丘陵沟壑区米脂县作为典型案例地,从生态、社会、生产3个系统维度构建社会—生态景观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研究区各子系统和整体社会—生态景观恢复力时空演变及其相互关系。结果显示：① 研究区2000-2015年社会—生态景观3子系统恢复力空间分异显著且都有增强。其中,“退耕还林”第1阶段（2000-2009年）增强突出,生态、社会、生产三系统恢复力指数分别上升0.134、0.048、0.028;第2阶段（2009-2015年）增强相对减缓,生态、社会、生产三系统恢复力指数分别上升0.038、0.017、0.021。② 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恢复力空间分异同样显著,其恢复力指数上升11.60%,呈现中间高东西低的空间格局。③ 子系统与整体景观系统恢复力变化之间有主导性正向关系,且3个子系统恢复力变化协同关系显著,两个或三个系统协同率达到90%以上。最后,运用有序加权平均法,基于干扰指标与适应能力指标的不同权重设置情景偏好,绘制出“不可持续导向型”“维持现状型”和“可持续导向型”3种情景下的社会—生态景观恢复力模拟图,为区域景观适应性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木质林产品方面存在较大的互补性和广泛的合作空间,据此基于2001—2019年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47个主要出口对象国家的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其出口贸易效率、贸易潜力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47个国家木质林产品的出口贸易效率整体水平一般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性,但未来出口贸易潜力与提升空间巨大;未来贸易效率提升的关键在于双边经济规模的发展和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改善,以及加快中国木质林产品转型升级。从提升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积极推动国内林产工业的转型、加大政府对木质林产品出口的扶持力度等3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区域经济弹性视角下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过程分析

区域经济弹性概念对分析老工业基地演变过程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依据经济增速划分1990~2015年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周期,通过构建反事实函数测度不同阶段城市和分产业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揭示了区域经济弹性的演化特征,反映了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过程,结果发现：同一经济周期中抵抗力和恢复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抵抗力低受冲击影响严重的城市在随后的经济振兴过程中经济恢复发展好,存在“创造性破坏”过程;区域经济弹性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区域对冲击的抵抗力水平受前一经济周期恢复力的影响,区域经济弹性在引起区域应对冲击能力的变化同时其自身也因此而发生改变;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经济振兴经历了衰退-恢复-下滑的波动历程,呈现倒“N”型,其面对冲击扰动的抵抗力较低,第二产业更易受到冲击影响,第三产业抵抗力相对较高,老工业基地长期存在路径依赖、制度锁定现象,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严重,突破能力弱,过度依赖传统重化工业,新兴产业发展缓慢,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针对老工业基地演变过程的规律特征,提出了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的对策建议。     

经济全球化、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基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经济体的影响是深远的,反映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层面。相关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作出了解释。论文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首先,研究考察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工的形成,指出了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并描绘了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地理塑造的空间差异。对中国来说,全球金融危机是外部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消费收缩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但危机并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其次,解释了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制度的空间异质性、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政府积极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都是重要因素。第三,金融危机之后中西方金融地理学家对中国问题的兴趣逐渐增加,文章总结了最新的研究进展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在西方金融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中国金融地理学的学科构建提出了建议。     

风险扰动下的城市经济韧性多维测度与分析——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风险扰动对城市的经济韧性发展有着较大的冲击影响,深入研究城市经济韧性对于城市经济良性发展和提升经济抵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选取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典型的经济风险扰动,以长三角城市为研究对象,以产业相对多样化、产业相对专业化、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和地区经济敏感度的多维综合评价法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时空格局的演化、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内大部分城市的产业相对多样化指数呈不断下滑趋势,相对专业化整体态势稳定上升,有利于区域产业分工和一体化发展,应对风险扰动的经济韧性能力强,而安徽省内部分城市专业化指数过高且存在产业同构化现象;② 城市产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区域差距不断增加,与其主导产业结构有显著关系;③ 核心城市与各城市间的联系总量占比逐年降低,核心城市上海的集聚能力仍较高,致使城市间差距增加,不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整体协同;④ 城市抵抗力和恢复力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经济风险扰动对不同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由沿海城市向内部城市的地域先后性影响。论文有助于弥补已有研究在城市群地区尺度经济韧性研究方面的不足,以期为中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和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方法指导。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从经济维持性和恢复性2个方面定量化分析中国31省(市)(未包含港澳台数据)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韧性特征,并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维持性较高,中部地区的经济维持性普遍较低;经济恢复性较高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而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恢复性较低,经济维持性和经济恢复性呈现一定的负相关。②各省(市)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维持性普遍较高,经济维持性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在东部沿海区域和沿长江经济带地区,而经济维持性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第二产业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韧性,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第三产业经济韧性较好。④影响2次经济危机中韧性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区位条件、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GDP的解释力较强,但在2次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方向不同。     

金融危机前后基于垂直专业化的中国出口价值份额分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增速放缓,也给中国提升出口贸易的质量效益带来了机会。利用2007年和2010年中国30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中国和省域以及国外在中国出口中分享的单位出口价值份额。研究结果发现,金融危机后在中国单位出口中,全国分享的经济收益整体有所提升,进一步从省域格局来看,分享中国单位出口经济收益较高的省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从出口部门来看,全国带有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分享的经济收益在2007~2010年增长最多,而依赖资源和劳动力投入的低端产品制造分享的经济收益下降最多,沿海出口大省仍然是分享制造业出口价值份额最主要的地区,地理区位依旧是出口贸易最有利的条件之一。尽快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加大科技含量,才能促使“中国制造”尽快完成向“中国智造”转变。     

贸易壁垒、市场相关多样化与城市出口韧性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上升,许多国家对中国竖起贸易壁垒,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城市的出口韧性已成为重要研究议题。现有文献普遍关注本地产业结构与区域韧性的关系,发现多样化产业结构有助于缓解贸易壁垒造成的外部冲击,但是较少探讨外部市场结构的作用。本文使用2001—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贸易数据,引入市场关联概念,首次构建市场相关多样化指标,研究在贸易壁垒冲击下,中国城市出口市场相关多样化对城市出口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市场相关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表现出更高的城市出口韧性,其可借助互补性的出口经验和风险分散的市场结构,减小贸易壁垒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2)外资比例较高、具有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城市,由于城市内部企业集聚程度高和信息交流频繁,更容易发挥市场相关多样化的作用。(3)城市相关多样化的市场结构很难抵抗发达国家(地区)贸易壁垒带来的冲击。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城市出口韧性,积极招商引资、申请经济开发区、保持对外联系,推动企业集聚、多举办展会以促进企业间贸易经验交流,尤其是要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信息扩散,要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利用本地已有贸易市场信息,拓展新市场。     

中国沿海地区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及突破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

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是探讨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经济韧性的关键。本文以中国沿海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面板数据对2002—2017年区域经济韧性、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利用一步系统GMM估计,揭示了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区域经济韧性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1)金融危机初期,中国沿海各地区经济韧性差距缩小,但随后出现较明显分异：上海和广东呈“U”型分布;福建、广西和海南不断提高并维持在较高水平;江苏和浙江的在金融危机时期和新常态初期出现两次下降,随后较快回升;环渤海地区则大多为负值。(2)中国沿海各地区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度普遍高于路径突破度,且整体呈现出波动下降和上升的趋势,以路径依赖为主的产业演化逐渐向路径突破方向转变。(3)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地区新产业的数量明显减少,新产业在钢铁及其制品的进入优势迅速下降,转而集中出现在化工、机械制造等产业。(4)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对提高区域经济韧性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路径突破对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更为突出。     

外部知识环境与内资企业新出口市场开拓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出口贸易发展迅速。从出口主体来看,内资企业的出口行为对区域经济增长和中国自身实力的提升尤为重要。建立对外联系、利用外部资源能够有效地促进内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论文使用中国海关库2001—2011年企业层面的进出口数据,借助条件逻辑回归模型研究地级市尺度上外部知识环境对内资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研究区分了影响内资企业海外市场拓展的3种外部知识环境,内资企业可以：从同一区域的外资企业处获得外部知识;与邻近区域企业形成跨区域联系,获取外部知识;从国外进口获取外部知识。通过对比3种外部知识环境对于地级市尺度内资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的影响,发现：① 3种外部知识环境对内资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均表现出积极作用;本地外资企业出口的溢出效应最大,本地企业进口的溢出效应次之,邻近城市企业出口溢出效应最小;② 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邻近城市企业出口溢出贡献最大,且3种外部知识环境带来的溢出效应均明显强于东部地区;③ 本地外资企业与邻近城市企业出口溢出对高技术产品的影响明显强于低技术产品。     

地方集群网络、信息溢出效应与中国ICT产品出口地理网络扩张

研究中国ICT产品的出口贸易扩张有助于理解"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国际贸易与国内产业地理的相互作用。本文构建地方集群网络和信息溢出效应促进产品出口扩张的机制分析框架,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库数据,探究中国ICT产品出口地理网络扩张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ICT产品出口源地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张,出口目的地扩张重点在不同时间段存在差异。(2)中东部省份出口到东亚和北美、西部省份出口到北美和西欧的贸易扩张较为显著。(3)面板Probit模型分析表明,地方集群网络和信息溢出效应能够增加出口源地-目的地层面ICT产品出口额,提升出口专业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