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赌注和社区居民旅游承诺行为影响机制——以京郊市级民俗户为例

以往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主要从类型学或系统论视角进行剖析,较少从过程视角对社区居民的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展开研究。本文将旅游承诺行为作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概念表征,以揭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与机理。本研究以北京市级民俗户为研究对象,借鉴外围赌注理论的思想内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关系,以阐释社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动力机制与过程。研究结论表明：① 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社会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而经济和政治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负相关;② 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在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发挥调节作用,当居民感知社区旅游处于起步、增长或转型阶段时,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强;③ 基于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的差异,旅游增权各维度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显著性关系也有所差异。本文结论对研究社区居民可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和维系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旅游业的行为态度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感知和体验,也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旅游支持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亲旅游行为的概念,表达居民促进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以社会表征理论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社区关系—效益感知—行为态度”模型,实证考察了社区关系对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了旅游效益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旅游事件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区关系对目的地居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又对亲旅游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居民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感知在社区关系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传统的中介模型低估了旅游效益感知的影响作用。旅游事件依恋正向调节了社区关系与旅游社会效益感知、环境效益感知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旅游介入情境下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目的地社区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企业化经营转型背景下郎德上寨旅游社区支持度研究

针对郎德上寨旅游经营的企业化转型新动向,从社区居民感知视角,通过实地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结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郎德上寨旅游社区支持度构念模型。研究表明:社区参与度对社区受益度、社区受益度对社区支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区受益度对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对社区支持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社区受益度和相对剥夺感发挥了中介作用。总体而言,郎德上寨社区居民对企业化经营转型基本持肯定态度,但因其现实的"经营性"参与而非旅游吸引物的"资产性"参与以及演艺"劳动"的付出与"工分"回报的不等价,造成了较高的相对剥夺感与较低的旅游受益度;确立社区参与景区门票分成制度和提高演艺补偿费是提升社区支持度的关键。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进展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研究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相关问题,是社区可持续旅游的必要问题。文献搜索方面,外文文献以Web of Science中2007~2017年480篇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中文文献以CNKI中2007~2017年490篇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并利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对所收集的数据分析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并分析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研究者们所关注的相关问题与热点。国外文献主要包括社区参与旅游主体、居民参与感知、态度和影响以及管理等方面;国内主要包括社区参与旅游模式、相关理论、社区参与权利、居民参与、存在的问题与影响等5个方面。最后从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社区增权以及研究主体等方面进行国内外研究比较。     

相对剥夺视角下乡村旅游扶贫研究---以贵州兴义万峰林社区为例

系统辨识相对剥夺理论、剥夺与贫困以及相对剥夺与旅游扶贫的内涵及关系,选择贵州兴义万峰林社区为研究样本,通过深入访谈及田野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剖析乡村旅游扶贫中相对剥夺的生成及在政策、机会和利益等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乡村旅游的核心任务是使贫困人口从旅游开发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净利益,相对剥夺是贫困人口利益受损、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致因。拓展产业链、尊重资本的价值、促进贫困人口技能的增进等是真正疏导相对剥夺、保障贫困人口参与权利的重要途径。     

博弈关系下滇南段茶马古道文化线路旅游活动利益相关者矛盾分析及共赢策略研究（英文）

随着文化线路概念的引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将注意力转向文化线路上的旅游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注重社区参与、注重利益相关者的持续受益是文化线路的特点之一,因此,文化线路上旅游活动中利益主体间的合作关系与系统性发展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本文选取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和当地社区居民这三个在滇南段茶马古道文化旅游线路中起关键作用的群体为责任主体,以博弈论为研究方法,通过构建当地政府与旅游企业、旅游企业与社区居民、当地政府与社区居民的博弈模型,分析这三方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差异和关键性影响因素,从而为这三方做出的旅游开发共赢决策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研究结果显示,三方的最终决策选择依赖于博弈初始支付矩阵及关键参数的影响,政府在进行旅游决策时,应多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加强对当地传统的保护,对旅游企业不合理的旅游开发行为应有所管理和监督,并采取适当的惩罚措施;旅游企业在进行旅游开发时,应让社区居民主动、充分地参与到旅游活动中,并将收到的旅游收益反哺居民,这样才能形成互赢机制。研究也表明,利益主体间的冲突主要源自于利益诉求的差异,但三方也存在利益共同点,可以从利益协调的角度,建立相关机制,遵循利益实现的原则,重视监督管理,加强社区的参与和决策,实现三方共赢。     

风景区毗邻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差异及机制研究——以黄山市汤口镇为例

居民感知和态度是居民对旅游发展最直观的评价。因异质性因素的影响,旅游地居民的感知和态度会存在差异。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在较大空间尺度内,距离因素是居民感知和态度差异的重要解释变量。为了研究小尺度空间内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异质性因素,以毗邻黄山风景区的4个社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发现,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期望,对旅游经济、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积极和消极影响的感知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区位、社区和风景区3个方面梳理毗邻社区旅游发展历程发现,距离风景区的相对区位、社区组织介入资源开发和协调利益分配的能力,以及风景区治理模式的变迁共同影响了社区旅游发展和居民旅游收益,导致了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差异。研究结论显示,相对于区位条件和风景区治理模式等外在因素,毗邻社区需要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能动作用,促进社区与风景区协调发展。     

旅游地企业社会责任与居民亲旅游行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以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社区满意、社区依恋、旅游获益、亲旅游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考察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社区满意与社区依恋的中介作用,检验旅游获益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社区满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居民亲旅游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企业社会责任的3个维度中,社会责任对社区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对其影响不显著;对社区满意影响的重要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经济责任。（2）社区满意是旅游企业社会责任效应传递到社区依恋、亲旅游行为的重要中介变量,社区满意显著正向影响社区依恋、亲旅游行为;社区依恋显著正向影响亲旅游行为。（3）旅游获益对社区依恋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社区满意与社区依恋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社区满意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     

景区周边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参与度分析——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景区实证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等方法对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景区概况、社区居民基本状况、社区发展情况、社区居民对景区旅游开发的态度和社区居民参与景区旅游开发的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将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结合相关理论,得出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景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结果与结论:居民对当地旅游开发的支持程度较高,有一定的主动参与意识,与政府和投资商合作的意愿较强,但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处于较低层次,参与程度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需要构建合理的参与机制和模式。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探测与亲旅游行为研究——正、负影响感知的调节效应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具有游客访问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同步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显著特征,选择这一类型案例地进行研究能够更加真实地探测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目的地居民视角,以新疆喀什噶尔古城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分析,定量研究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在旅游正、负影响感知情境下与亲旅游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1)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和社区归属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按照影响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排序,经济状况(0.672)社区环境(0.187)社区归属感(0.116);(3)目的地居民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目的地居民旅游负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以及亲旅游行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以上海、南京为例

乡村旅游的发展必然会对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产生影响.以2006年9-11月在上海、南京两城市所作的700份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利用SPSS和Excel软件,定量分析了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影响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知;可分为中立者(37.3%)、理性支持者(37.8%)和矛盾支持者(24.9%)3类,支持者多于中立者;人口学特征不同,其感知存在一定差异.     

大理洱海旅游环境治理事件中的主体博弈与权益协商

以大理洱海环境治理事件为典型案例,基于半结构式访谈、观察法等质性方法,从环境正义视角切入分析洱海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博弈与权益协商议题。研究发现,洱海的环境治理是一种以环境名义开展地社会治理与目的地管理过程,逐渐从治理水环境延伸至环境、民生、产业升级等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洱海治理隐含权力张力与利益冲突,本地村民、旅游经营者及地方基层政府三方基于合情、合理与合法性原则,围绕“情、理、法”逻辑进行利益博弈与协商;乡村旅游中的环境治理应置于乡村与社会治理框架体系下进行,关照民生与发展。环境正义理论可解释乡村旅游中的环境治理与冲突现象,为揭示环境治理背后的利益冲突与社会问题提供独特视角。     

居民主体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多群体冲突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乡村旅游社区的快速发展使得社区内多群体冲突日益凸显,对社区冲突空间特征的认识,有助于实施有效的社区旅游空间规划与管理。研究选取西江千户苗寨为案例地,采用参与式制图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调研,按照“负面情感-原因追溯-冲突构成-空间分布”这一逻辑链条,对案例地社区冲突进行探测。通过质性分析与空间分析的混合方法,识别社区冲突类型及对应的冲突对象关系,并分析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 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冲突的类型构成具有多元化特点,但存在包括日常生活干扰、经济利益矛盾、公共权力失语、环境破坏、生产建设受阻的主导结构类型。② 居民主体视角下有居民-管理者、居民-外来经营者、居民-居民和居民-游客四种冲突对象关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占比及其冲突类型构成有所差异。③ 冲突对象关系的总体分布在空间上存在核心-边缘效应,旅游开发核心区四种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均有大量分布,边缘区以居民-管理者和居民-居民为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高值区的空间分布具有差异,居民-管理者表现为核心分散分布,居民-居民则为边缘分散分布,居民-外来经营者和居民-游客均为核心区集聚呈轴向分布。④ 冲突空间分布受到社区微观区位、统筹规划、市场化需求及不同主体实践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多群体在空间形成竞争关系,共同塑造社区空间。     

古镇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

居民是否支持旅游开发关系到当地旅游业的长期成功和可持续发展。基于态度冲突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本研究以浙江省乌镇 458位居民为样本,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为中介和信任旅游开发公司为调节,实证考察了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不是无关的平行构建,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弱化作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部分中介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以直接影响为判断依据会低估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信任旅游开发公司正向调节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负向关系。研究结论对明晰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形成机制、获取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更大支持等具有重要意义。     

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

构建了社区依恋、社区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关系模型,并以村落遗产地——福建土楼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验证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并引入个人获益作为调节变量,剖析在获益居民和没有获益的居民中,各种旅游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均对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② 社区依恋通过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影响;③ 社区关注通过经济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间接影响态度,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间接影响态度;④ 社区参与通过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负向影响;⑤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获益居民比没有获益的居民要大,而经济成本感知、社会文化成本感知与环境成本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没有获益的居民比获益居民要大。     

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的特征及互动关系——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恼包村为例

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旅游“网红村”——恼包村为例,通过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探讨了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3种情感的特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在旅游效应作用下,3种情感之间内在的互动机理。研究显示,在非本地旅游景观融入地方旅游社区的情境下,居民依然非常认同当前的景观与建筑,并对旅游发展保持积极态度;怀旧、集体记忆如果失去了物质载体,会在文化载体上集中表现;旅游景观的嬗变没有隔断居民对从前村落的集体记忆,但旅游景观优化带来的旅游效应削弱了居民的怀旧情感;居民的怀旧与集体记忆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居民的集体记忆显著影响地方认同,旅游发展效应对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南京市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感知及旅游行为研究

运用问卷调查法和基于SPSS软件的统计分析法,以南京市为例,从城市居民感知视角考察乡村旅游的发展情况。从旅游偏好、旅游频率和空间分布等方面探讨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行为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乡村旅游的知晓度、居民对各乡村旅游点开发水平的感知与其空间分布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总体印象与旅游频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南京市乡村旅游发展的有关对策与建议。     

西南地区民族村寨旅游环境影响研究——基于“主客”感知视角

以桂、黔典型民族旅游村寨为例,从居民、旅游者视角对比分析旅游的自然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感知的异同,并从旅游满意度出发探讨了“主客”所关注的旅游环境指标差异。研究发现,居民和游客都肯定旅游发展带来的正面自然环境影响,且感知程度较为一致,而两者对社会文化环境各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体会;“主客”对旅游负面环境影响感知差异较大,尤其在社会文化环境影响负面感知上呈现两极分化;居民和游客所关注的旅游地环境指标也同样存在差异。     

农村居民旅游动机分析及其对旅游目的地类型选择的影响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农村居民旅游动机,然后通过构建对数回归方程研究旅游动机对“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小城市”、“历史文化城市”、“旅游城镇”、“山区”和“乡村旅游地”等六大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江三角洲农村居民外出旅游动机主要停留在观光游览层次。② 长江三角洲农村居民对探亲访友旅游动机的赞同感知度较低,但探亲访友对于不同目的地选择具有一定影响。③ 长江三角洲农村居民外出旅游非常重视通过旅游能提升其在家人、亲戚、朋友中的地位与声望的功能。④ 旅游安全问题对提升农村居民出游力非常重要,同时农村居民非常注重旅游目的地住宿设施能营造家外之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