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测度及时空格局演化

以泛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区域,从经济、社会、生态3维度构建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测度1995-2013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值;并通过ESDA分析技术、耦合度及多元回归模型等方法对泛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时空格局演化及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1)1995-2013年泛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整体上呈提升趋势,且效益"南高北低、东高西低"差异显著;2)相邻城市单元表现出较弱的空间集聚特征,效益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苏锡沪和宁杭地区,向皖江、绍甬地区演化,而效益冷点区主要集中在皖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的耦合度不高,处于拮抗阶段向磨合阶段演化,仅个别城市效益系统耦合较好,呈"点"状形态分布;3)泛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时空格局演化主要受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程度及土地市场化3个主要驱动力综合作用及影响。     

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以泛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借助DEA模型和ArcGIS空间分析模块,系统的分析了1998～2008年泛长三角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依据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分解模型(Malmquist指数),对TFP变化的总体趋势、结构及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进行了综合探讨。结果表明:泛长三角城市旅游发展效率总体上呈现提高态势,市域间差异表现为较为明显波动性特征,旅游发展效率的空间格局形成与演化存在空间关联,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在空间上均表现较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且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形成了较为相似的变化格局,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呈现弱集聚,相邻地域单元关联性较差。针对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化的驱动机制进行剖析表明,经济政策导向驱动、旅游生产单元价值驱动及旅游消费需求刺激驱动共同驱使导致了旅游发展效率在空间范畴上格局置换。     

入园率视角下长三角地区化工产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本文以全国化工产业密集区——长三角地区为例,基于规模以上中国工业企业详细数据,从化工企业入园率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均值中心、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及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分析并揭示了1998—2013年长三角地区化工产业时空格局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8—2013年长三角地区化工企业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入园率由6.19%提升到36.98%;化工企业“西北-东南”方向分布明显,且近似呈“先东南,后西北”的路径迁移规律,较之全部企业,入园企业具有更高的离散度、更大的迁移幅度,入园企业与全部企业逐步由空间失配演变为空间匹配;中心集聚与外围扩散态势并存,发育并逐渐形成了环太湖集聚区、沿杭州湾集聚区、沿长江密集带及沿海密集带四大化工产业集聚片区,化工产业的区域空间结构趋于复杂化、有序化与稳定化;地级尺度上化工企业入园率不断提升,2003年与2013年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热点区逐渐由浙江东南转移到苏皖北部,冷点区从安徽北部迁移到浙江西北,基本完成了空间格局上的对称反转变换,但化工企业入园率与空间密度分布一直处于错配失衡状态。通过结合化工产业特性与长三角区域特征,定性探讨了长三角地区化工产业时空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特别是阐述了化工产业“园区化”进程的作用机制。     

耦合视角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交互机制

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转型,测度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土地和经济三者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探索其演化过程的时空动态规律,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科学问题。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测度近16年来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空间变差函数,LISA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的交互过程,探索其城镇化协调空间集聚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伴随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人口、土地和经济”总体和两两耦合协调度演化均呈稳步提升的趋同现象;②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程度逐年增强,空间关联作用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一极独大、三角核心、周边低平”的空间形态;③ 从各个城市的城镇化耦合水平跃迁路径来看,大多呈协同增长态势,表明城市的整体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④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从稳定和均衡→极化集聚状态的演变动力主要来自于土地-经济的交互作用,而从极化→均衡状态的演变动力更多地来自于人口-土地的交互作用。城镇化协调度的交互过程及机制研究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和长三角城市群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调控方向。     

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尺度效应与动态演进

基于2005年、2013年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空间热点聚类等分析方法,探究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布局、集聚尺度及热点分布区域等空间点格局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不同尺度下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甄别,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制造业企业总体和行业分样本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空间集聚态势随地理距离的变化先增强后减弱,具有尺度效应。制造业企业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于由南京、苏州、无锡、常州、上海、杭州、绍兴及宁波为连接节点的 “Z”字型发展轴线上。长三角制造业郊区化现象较为普遍,绝大部分地市的制造业企业主要集聚在远郊。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机制存在尺度差异,产业结构和融资环境的作用在不同尺度下均具备稳健性,其中产业结构为影响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其作用强度远大于其他影响因子。区（县、市）样本中用工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提升。     

数字经济背景下长三角城市产业比较优势演化及其知识流动驱动研究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知识跨域流动越发普遍,并对区域和产业演化产生重要影响。论文利用2011、2016和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专利引证大数据和两位数制造业产值等统计数据,并运用Logit模型等方法对长三角城市产业比较优势演化及其知识流动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随着长三角城际知识流动网络的日趋紧密,城市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门类整体上愈加丰富;(2)知识跨域流动对产业比较优势演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某城市更容易在强知识关联城市的专业化领域发展自身比较优势;(3)长三角城市产业比较优势结构演化存在显著的知识网络关联,强知识流动城市间的比较优势结构的相似性更高。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学界对数字经济时代产业比较优势演化的知识动力及其多尺度相关多样性的认识,有助于为区域创新和产业升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1990-2014年泛长三角地区能源利用碳排放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区域碳排放时空格局及其关键影响因素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本文以中国经济发达、经济关联密切、产业格局变化剧烈的泛长三角地区为案例,分析1990年以来典型年份碳排放的空间分异、时间演变,解析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区域碳排放总量快速增长,总体格局稳中有变,核心区16个城市排放量占比大都超过50%。②以2005年为拐点,之前外围城市增长幅度较低,之后外围城市碳排放量快速增长;外围地区碳排放量占比从2005年的33%快速增加至2014年的47%,区域碳排放量的空间集聚度呈现先增后减的态势。③碳排放格局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同变量对碳排放的影响各异。其中,工业生产、城镇化建设及人口集聚仍是现阶段泛长三角地区最主要的碳排放来源;固定资产与外商投资对区域碳排放的作用呈增强趋势,但其作用强度较工业生产、城镇化建设、人口集聚要小。地区生产总值对碳排放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呈现脱钩趋势。研究结果可为揭示经济发展格局变化的环境效应、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提供参考。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FDI的文化选择

近年来，外来直接投资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游离变化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多数学者企图从经济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释，而笔者认为在外来直接投资经济动因的背后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投资主体、投资客体、投资产业、投资规模和投资目的的具有不同的文化选择性。因而，从文化视角对这种现象作深入的研究和合理的解释，帮助珠三角调整引资战略，继续保持火车头和急先锋的光荣称号，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金融危机背景下珠三角产业演化模式及机制研究——基于行业空间网络的视角

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制造业尤其是“世界加工厂”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链生态空间产生了较大影响,高质量的市场需求、弹性生产模式等冲击了珠三角传统生产模式.大规模生产企业的倒闭,影响了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论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下的复杂网络视角,利用2008年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与2013年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库,在...     

泛长三角城市资源环境压力演化特征及门槛效应

基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视角构建城市资源环境压力评价指标体系,探讨2000-2017年泛长三角城市资源环境压力时空演化特征及城镇化的门槛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泛长三角地区资源环境压力呈逐年递增趋势,以"快速-中速-慢速"的节奏持续走高;②各城市资源环境压力均不同程度由低压力向高压力类型演替,并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③经济增长、工业化水平及人口密度存在显著门槛效应,消费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贸易对资源环境压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能源强度降低和技术创新水平提高有利于减轻资源环境压力,而环境规制和能源消费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Urban shrinkage and growth: Measurement and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resilienc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China witnessed gradual shrinkage of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In this study, we introduce...     

泛长三角区域入境游客空间格局与意象研究

城市是游客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把握游客在城市间流动特征是探究区域城市旅游联系、明确旅游影响区域发展的作用机制与优化未来城市旅游发展布局及策略的前提和基础。本研究借助聚类法、挖掘算法与网络分析法,以地理标记照片为研究对象,对泛长三角区域52个地级城市入境游客空间特征从分布、类型、流动、意象等视角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依据入境游客聚集程度泛长三角区域可被划分为入境旅游核心区、次核心区与边缘区,其中,核心区与区域经济中心高度吻合,次核心区旅游资源特色突出,边缘区旅游发展潜力较高。同时,入境游客流动网络密度由中部核心区向外部边缘区逐渐降低,形成一个包含四等级的网络层级结构。且各省市区域内部入境游客分布与流动也呈现差异化特征,并与各地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交通条件和服务接待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最后,入境游客意象分析也在一定程度印证出目的地最本质的地方性特征对入境游客空间分布和流动特征的影响及作用。     

地理、网络与信任: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生产网络演化

网络演化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新近热点之一。在当前的理论探讨中主要强调路径依赖和惯例对网络演化的强化作用,对于信任这个关键要素缺乏深入探讨。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比金融危机前后广东省纺织服装行业生产网络的空间结构,揭示信任与生产网络演化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信任是维系生产网络稳定性的基本要素之一,信任的强弱程度主要受合作类型(市场关系)、地理接近(空间关系)和社会文化接近根植性(社会关系)等因素影响。金融危机作为一种负面外部冲击,重构了广东省服装行业的生产网络。在这个过程中,较强信任关系的网络连结(潮汕地区)得以保留,并在危机过后进一步强化;而部分较弱信任关系的网络连结(珠三角地区)发生断裂,且在经济回暖之后被潮汕地区的网络所取代。     

创新政策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按知识基础类型可分为解析型、合成型和象征型,从政策工具维度对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2007-2016年的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以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两个指标量化评估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利用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识别和检验创新政策环境对异质性知识基础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outh China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south China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ince the late 1970s. Foreign investment, especially the capital from Hong Kong,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underlying the process.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a region also has important bearing on the balanced/unbalanced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issue remains unexamined and critical analysis is needed to unveil the spatial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ctiv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o examine the spatial diffusion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 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the provincial capital, Guangzhou and two special economic zones near Hong Kong to surrounding areas is clearly identified. The diffus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open-door policy in the region an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infrastructure. Four model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re developed to explain the spatial incide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an shed light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