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学视角的江河源区草地生态系统变化和影响因素研

 将社会学研究思想扩充到自然科学研究,用个体行为的局部微观感应和认知来推演资源环境这一极具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综合性的全局宏观规律,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研究方向。利用社会问卷调查方法以及文献综述,结合已有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通过长江黄河源区案例分析,获得以下结论：（1）江河源区气候变暖,雪灾等灾害气候增加。（2）包括草地围栏、灭鼠、人工草地、定居畜棚建设等草地生态系统的人工正向干预不断增强,草地生态系统质量局部改善。（3）降水量变化增减不明显,但植被生长季节、尤其夏季干化趋势增强、水资源呈现减少的趋势。（4）气候变化构成了草地退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草地鼠害以及采挖虫草、不合理放牧等人类活动对草地退化的影响逐渐突显。对此,有以下启示：（1）江河源区气候变化已是基本事实,源区生态系统特有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以及气候变化减缓空间有限性,凸显了适应科学研究和适应能力构建的战略性和迫切性。（2）尽管气候变化构成了源区草地退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但调整该区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对草地退化的减缓同等重要。（3）草地生态系统的人工正向干预是维护草地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手段,是较长时期内草地生态系统质量改善的有效途径。     

岩溶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

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评价对于生态系统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在分析岩溶生态系统脆弱性特 征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针对岩溶自然系统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涵盖了岩溶生态系统 的结构脆弱性、生态过程脆弱性、生态功能脆弱性和人为胁迫脆弱性4 个方面,评价指标分别是 结构稳定性、多样性生境、能量利用和积累、直接使用价值、石漠化程度和速率等。以不同类型的 原生岩溶生态系统的生态基准值作为比较基础, 评价系统将现有的退化岩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划分为轻微脆弱、中度脆弱、重度脆弱以及系统崩溃4 级。     

江河源区的草地资源特征与草地生态变化

通过对江河源区草地生态类型与分布、草地资源特征及其利用现状的研究和生产力的评价，并根据70年代以来3期遥感资料和区域调查结果，分析了江河源区草地生态变化态势，结果表明：现状江河源区草地以高寒草原化草甸为主要草地类型，其分布面积占江河源区总草地面积的53.78%。组成草地牧草的主要植物种类的粗蛋白含量超过10%，粗脂肪含量在2%以上，能值储量在9.34KJ.g^-1以上；自70年代以来，由于区域畜牧业的迅速发展，江河源区冷季草场严重过牧，超载牲畜量达理论载畜量的1-5倍，大部分地区夏季草场亦超载，导致江河源区草地生态严重退化，年退化速度达6.64%-34.35%。合理利用草地资源，保护该区域脆弱生态环境已迫在眉睫。     

岩溶生态系统脆弱性剖析

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评价对于生态系统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在分析岩溶生态系统脆弱性特征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针对岩溶自然系统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了岩溶生态系统的结构脆弱性、生态过程脆弱性、生态功能脆弱性和人为胁迫脆弱性4个方面,评价指标分别是结构稳定性、多样性生境、能量利用和积累、直接使用价值、石漠化程度和速率等.以不同类型的原生岩溶生态系统的生态基准值作为比较基础,评价系统将现有的退化岩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划分为轻微脆弱、中度脆弱、重度脆弱以及系统崩溃4级.     

基于遥感与GIS的江河源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

基于TM／ETM卫星遥感数据,运用GIS方法,对江河源区1986～2000年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近15年来源区林地、湿地、草地和冰川面积减少,建设用地、耕地和未利用土地面积显著增加,土地综合利用程度下降。土地利用动态转化过程以草地转化为未利用土地、湿地转化为草地和未利用地逆转为草地为主要特征,全区土地利用的空间位置转换而积大于其数量变化。气候变化和人类经济活动是导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丰要因素。     

福建山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及其生态重建探讨

本文分析了福建山地生态系统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和地力水平较低等脆弱性特征,并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对山地生态系统脆弱的成因进行全面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高效益的森林生态系统、建立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与耕作制度、实施山水田综合治理等生态重建策略.     

西藏江河源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现状、问题和策略

西藏高原作为欧亚大陆大江大河发育最多的区域,是我国乃至亚洲重要的江河源。自然保护地是保护江河源区生态系统的重要载体,在全球气候变化下,开展西藏江河源区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建设具有典型性和必要性。通过资料分析、现场调查、查阅文献等方法,梳理了西藏江河源区涉及自然保护地的现状,总结了空间布局空缺突出、生态保护挑战加剧、管理体系不完备等问题,并提出了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夯实资源保护、完善管理体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建设策略,以期为青藏高原等世界上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建设提供借鉴。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评价

未来100年气候变暖速度将比上一世纪提高2－10倍,势必对生态系统的格局、过程和服务功能产生巨大影响,威胁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评价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生态系统脆弱性是当前全球变化和生态系统研究的主要内容。由于气候变化以及生态系统对其响应和适应的复杂性,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进展缓慢。本文在阐明生态系统脆弱性概念的基础上,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及其脆弱性评价研究的现状、方法,归纳和介绍了脆弱性评价研究的三种主要方法——模型模拟研究、指标评价研究以及类比研究,指出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评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不足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大别山贫困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主要由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要素和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相关变化要素构成,是社会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综合体现。以大别山区9县（市）为例,基于SEE-PSR模型构建理论研究框架和综合评价体系,探讨贫困山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2009-2016年,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由0.52波动降至0.41,其中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指数呈持续下降趋势,社会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呈稳定态势且对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贡献率达到76%,目前区域整体属于较低脆弱并朝着利好方向发展。② 空间差异上,2009-2016年脆弱性综合指数低值县域随时间变化呈波动下降且变异系数较小,脆弱性综合指数高值县域于2013年开始下降逐步演变为较低脆弱等级且变异系数较大;县域间脆弱性空间差异呈现连续波动上升趋势,县域间差异有所增大。③ 阻碍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因素由旅游收入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乡收入差距、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及耕地面积比率转变为旅游经济密度、游客密度及城镇化率,区域整体由状态主导型脆弱演化为压力主导型脆弱。     

辽中地区矿业城市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

辽中地区矿业城市是中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和重工业基地,研究其生态系统脆弱性有助于改善该区域环境恶化、生态系统失调的状况,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基于矿业城市复合生态系统内涵,建立了辽中地区矿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提出生态系统协调度,并设定了其脆弱性和协调性分级标准。结果表明:2005年,辽中地区矿业城市生态系统脆弱性处于亚稳定状态,主要限制因子为资源匹配指数、环境质量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辽中地区矿业城市生态系统间处于亚协调状态,其中本溪略低于亚协调,处于低度失调状态。鞍山的资源匹配指数处于较失调状态,抚顺、本溪的资源匹配指数处于失调状态,抚顺、本溪的经济发展指数处于较失调状态,是限制整个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该评价模型较真实的反映了辽中地区矿业城市生态系统脆弱性、协调性状况,并且提出了制约其发展主要限制因子。     

长江黄河源区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初探

基于综合性原则、主导因子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 确定了长江黄河源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依据县一级行政单位将长江黄河源区分为八大地区,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价, 基本可把源区的生态环境脆弱度分为五级: 极脆弱型、强脆弱型、中脆弱型、轻脆弱型和微脆弱型。 黄河源区的达日和玛沁县脆弱程度最高, 为极脆弱地区; 称多县为强脆弱地区; 玛多和杂多县脆弱程度中等, 为中脆弱地区; 治多和曲麻莱县属于轻脆弱地区, 长江源区西南部的唐古拉山乡脆弱度最小, 属于微脆弱地区。     

长江黄河源区多年冻土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应用江河源区五站1980-1998年0cm、5cm、10cm、15cm、20cm、40cm浅层地温资料、钻孔深层地温资料以及勘探资料,详细分析了两大源区的冻土变化,结果表明:近20年来,受气候变暖影响,江河源区多年冻土总体上保存条件不利,区域上呈退化趋势。岛状多年冻土和季节冻土区年均地温升高约0 3～0 7℃,大片连续多年冻土区升幅较小,为0 1～0 4℃。多年冻土上限以2～10cm/a的速度加深。在黄河源多年冻土的边缘地带,垂向上形成不衔接冻土和融化夹层,多年冻土分布下界上升50～70m。冻土退化已对江河源寒区经济和生态环境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但是,冻土退缩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长江黄河源区生态环境范围的探讨

在江河源区地理学与水文学界定的基础上,在明确界定源区范围四大原则与依据的前提下,文章综合分析了长江黄河源区的地貌特征、气候条件、植被分布以及水文水系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综合确定了长江黄河源区生态环境研究的范围。以达日水文站为界,以上区域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研究的源区范围,流域控制面积约4.49×104 km², 源区为高原湖泊沼泽地貌,地形平缓, 高寒半干旱气候, 受水热条件控制植被主要为草原化草甸;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研究的源区以聂恰曲汇口为界,流域控制面积约12.24×104 km²。长江源区为高平原丘陵地貌,地形变化和缓,气候为高寒干旱半干旱气候,因范围广阔,分布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植被。     

近40 a江河源区潜在蒸散量变化特征及影响因子分析

 利用1966—2005年江河源区8个气象站的逐月气候资料,采用Penman-Monteith公式,对源区近40 a潜在蒸散量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对造成潜在蒸散量变化的主要气候影响因子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江河源区年潜在蒸散量平均为977 mm,高值区位于西北部,低值区位于东南部;潜在蒸散量在空间上可以划分为源区北部、长江源区南部和黄河源区南部3个不同的区域;②近40 a来,江河源区年及四季潜在蒸散量均呈减少趋势,且长江源区南部比其他区域下降显著,夏季比其他季节下降显著,年潜在蒸散量的变化主要以21 a左右和7 a左右的周期振荡为主,且在1985年左右发生均值突变;③源区年和四季潜在蒸散量与风速、净辐射和饱和差关系密切,40 a来风速的明显减小是导致源区潜在蒸散量减小的主要原因。     

长江、黄河源区高寒湿地动态变化研究

长江、黄河源区是中国湿地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区之一,近年来湿地面积减少、功能退化引起了严重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为了定量分析湿地退化过程,利用1986年的TM和2000年的ETM 卫星遥感数据,在GIS软件支持下,用景观格局指数对长江、黄河源区15a来湿地的分布和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5a间,长江、黄河源区湿地面积减少了2744.77km2,平均减少率为1.2%/a。长江源湿地的退化比黄河源明显。湿地主要是由高寒沼泽草甸湿地向高寒草甸湿地、裸岩裸土地和高寒草原演变,以及由水域向滩地转变。各湿地景观类型斑块数增加,破碎度和分维数提高,优势度降低,湿地景观空间结构趋于复杂,景观异质性增加。15a间研究区湿地生态服务价值降低了37.86×108元。气候干暖化是造成源区湿地变化的主要因素,人类活动加剧了这一进程。     

长江黄河源区水文和气象序列周期变化分析

应用Meyer小波,对江河源地区近50a来年径流量、年降水量和年平均气温做周期分析,发现江河源地区水文气象序列的变化周期基本在22a、16~17a、11a、7~8a、5~6a和2~3a左右的时间尺度上浮动。而这些基本周期正是太阳黑子活动周期和海-气相互作用的周期,说明江河源地区水文、气象序列的周期变化受天体运动变化的影响。天体运动直接影响降水和气温的周期变化,进而在一定的下垫面条件下,影响径流的周期变化。     

青海省三江源地区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是湿地保护的基础,对提高湿地生态环境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为研究区,采用Landsat ETM+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提取湿地信息.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三江源地区湿地健康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技术,对三江源地区的湿地健康状...     

Eco-environment range in the source regions of the Yangtze and Yellow rivers

Based on geographical and hydrological extents delimited, four principles are identified, as the bases for delineating the ranges of the source regions of the Yangtze and Yellow rivers in the paper.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op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climate conditions, vegetation distribution and hydrological features, the source region ranges for eco-environmental study are defined. The eastern boundary point is Dari hydrological station in the upper reach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watershed above Dari hydrological station is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ellow River which drains an area of 4.49×104 km2. Natural environmen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major topographical types of plateau lakes and marshland, gentle landforms, alpine cold semi-arid climate, and steppe and meadow vegetation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eastern boundary point is the convergent site of the Nieqiaqu and the Tongtian River in the upstream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watershed above the convergent site is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with a watershed area of 12.24×104 km2. Hills and alpine plain topography, gentle terrain, alpine cold arid and semi-arid climate, and alpine cold grassland and meadow are natural conditions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Fluvial diversity in relation to valley setting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and Yellow River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alley setting （laterally-unconfined, partly-confined, or confined） and fluvial morphology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and Yellow Rivers is contrasted and analyzed.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is divided into 3 broad sections （I, II and III） based on valley setting and channel gradient, with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ections being characterized by confined （some reaches partly-confined） valleys while the middle section is characterized with wide and shallow, laterally-unconfined valleys. Gorges are prominent in sections I and III, while braided channel patterns dominate section II. By contrast,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ellow River is divided into 5 broad sections （sections I-V） based on valley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nel gradient. Sections I, II and IV are alluvial reaches with mainly laterally-unconfined （some short reaches partly-confined） valleys. Sections III and V are mainly confined or partly-confined. Greater morphological diversity is evident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ellow River relative to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This includes braided, anabranching, anastomosing, meandering and straight alluvial patterns, with gorges in confined reaches. The macro-relief （elevation, gradient, aspect, valley alignment and confinement） of the region, linked directly to tectonic movement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ied to climatic, hydrologic and biotic considerations, are primary controls upon the patterns of river diversity in the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