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关系要要基于叶财富曳500强企业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服务业的不断深化,金融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尤其是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使金融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可分性遭到了质疑.本文采用《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数据,通过面板协整和因果关系分析,研究全球制造业和金融业的空间分布关系.结论认为,金融业与制造业之间关系长期稳定,但空间分离趋势逐渐显现;发达国家金融业与制造业关系并不比发展中国家密切,而是同时存在“供给领先”和“需求追随”;发展中国家两者关系与发达国家相近,但主要表现为“需求追随”.     

制造业内部产业关联与空间分布关系的实证研究

聚焦于中国制造业内部的产业关联与空间分布,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中涉及的1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和中国286个地级市空间单元的统计数据,研究与某一制造业细分行业具有较强产业关联的其他制造业细分行业与其空间分布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并进一步分析产业关联强且具有空间关联的产业组合的主要特征。研究表明,在68个产业关联较强的产业组合中,有39个产业组合具有空间关联;产业关联较强的劳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更容易呈现空间关联;超过半数的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产业关联和空间关联的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此外,在产业特征分析基础上,利用GWR模型对39个产业关联强且具有空间关联的产业组合的空间关联度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和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组合的空间关联度较高区域多分布在中等发展水平省区,而在经济发达或欠发达省区分布较少;东北三省区空间关联度较高的产业组合基本一致,产业发展情况较为相似。     

基于全球转移的乐器制造业价值链空间分布——以钢琴制造业为例

作为一个发展成熟的全球性产业,乐器制造业也正经历着快速的发展和演变。鉴于作为乐器之王的钢琴在乐器中的地位,本文以钢琴为例,研究全球乐器产业的转移及价值活动分布。研究认为,钢琴制造业了5次全球转移,即西欧内部的转移、由欧洲向美国的转移、由美国向西欧和日本的转移、由日本向东亚的转移和由韩国向东亚的转移,形成了当前的全球价值分布格局,即全球钢琴制造业价值量分布整体上呈现阶梯状分布的格局,以欧美为第一阶梯,日本和韩国为第二阶梯,中国为第三阶梯。在研发、核心产品设计及品牌等的核心竞争力上表现更是如此。基于上述研究,论文最后对我国的乐器制造业发展提出了一些思考。     

城镇化水平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1~2011 年中国省区面板数据,聚焦于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是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以中国各省区制造业产值占全国制造业总产值的份额反映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当城镇化水平超过36.26%后,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不再推动制造业份额上升,反而会导致其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3 种类型制造业在空间分布、份额变化和与城镇化水平的相关性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并印证了制造业内部存在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的基本规律。此外,交通设施水平、区位条件等因素也会对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产生影响。     

土地制度对北京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地图"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政府放松管制和要素配置市场化是中国制造业空间变化的主要原因.但在较微观的层面,土地供应、政府管制在制造业空间变化中起了主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制度的变革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以北京市为例,通过1985和2004年度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分析,分析了北京制造业空间变化的特征,并试图揭示土地制度变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首先,土地由无偿划拨到有偿使用加速了工业郊区化的进程;其次,政府通过确定工业用地的供给方向、数量和时间等,决定着制造业空间转移的方向;第三,土地产权改革以及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流转促进了乡村工业化的进程,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在制造业空间变化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及空间分布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有机融合、互动发展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 也是中国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以北京市为案例区, 运用相关分析、投入产出模型、空间自相 关模型、变异系数、地理联系率等, 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产业关联与空间分布进 行实证研究, 旨在为首都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 ① 生产性 服务业投入与制造业效益提升呈现正相关性, 但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较低; ② 制造业对生产性 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不断提升, 不同类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存在明显 差异; ③ 生产性服务业对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趋于下降, 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中 间投入趋于上升, 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④ 制造业 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性, 但集聚与分散的空间格局存在明显差异, 就 业空间分布的一致性较差, 进一步验证了制造业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空间可分性。     

环境外部性与污染企业城市内空间分布特征——基于深圳污染企业的实证分析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发达地区环境管理力度不断加强,使得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强烈的环境容量制约性和政府规制主导性。为应对这种制约与规制,在城市内部,污染企业向城市边界和环境准入门槛低的区域迁移,使得污染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所形成的城市污染格局更加复杂。利用2007 年深圳市污染源普查数据,通过OLS和稳健回归分别探讨了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企业环境外部性及其城市内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深圳废水与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企业具有明显地靠近城市外围边界但远离香港、经济特区分布的特征,以邻为壑的污染转嫁将辖区内的环境负外部性扩展到邻近城市,以避免对本城区的污染。同时,废水排放较多的污染企业也有明显的靠近城市环境功能较低的外流河分布的特征。企业所有制性质、经营时间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排污能力,进而影响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另外,不同排污类型的企业空间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本研究对于转型期正确制定城市产业结构空间调整政策,合理引导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尤其是避免跨界流域河道等成为转移负外部性的通道具有重要启示。     

首都圈产业分布变化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基于制造业从业人数的实证研究

使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技术,对首都圈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其变化的地域与行业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重点分析了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2001-2009 年,多数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表现出不断地加强的趋势,而且分行业的发展热点区在空间上有变化和迁移的现象,总体上工业发展表现出由中心向外围扩散的趋势,临近中心城市的外围郊县区成为工业集聚与发展的热点地区。中心城市发展对区域内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推动首都圈产业空间分布变化的重要因素。北京、天津两个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影响也因产业特征与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及发展阶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北京整体的发展环境相对有利于对资本、技术、人才需求较高的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北京本身这类产业的发展会袭夺外围地区的生产要素,引致负面的回流效应;而天津还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无论是经济总量增长还是分行业的发展对外围地区的空间作用并不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关联视角下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比较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实证研究

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部实现功能空间分离.伴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进程,全球500 强跨国公司逐步在中国实现地理扩张和功能扩张.本文基于1979-2008 年电子信息和医药化工产业的全球500 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研究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已有投资的城市追加投资,不同功能呈现一定差异性地理分布,但功能之间共聚趋势明显.区域性总部和商务功能聚集在一线城市,生产功能布局于省会和一线城市周边地区,研发功能追随生产功能.条件逻辑模型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存在显著的公司内集聚、跨公司集聚、来源国集聚以及跨功能共聚现象.市场潜力及城市行政地位也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全方位开放格局形成,集聚效应较制度优势更为重要.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地理集聚提升一线城市的功能,强化顶级城市的领导力和聚集力.跨国公司的功能片段化布局既依托我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我国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体系按价值链等级进行专业化分工并推动区域协作.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山东省制造业时空分异研究

利用2003~2014年山东省17个地级市制造业27个部门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山东省制造业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探讨了主要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山东省制造业份额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减、先东部集聚后向中西部扩散的规律。以2007年为转折点,制造业呈现东部沿海转出、内陆转入的特点,鲁北地区成为份额增长最快的区域。由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市场规模、交通基础设施、产业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均有助于提升本地区制造业份额。因此,应该从地区关联的角度重新审视制造业发展规律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     

新经济背景下金融空间系统演化

金融空间系统指一定区域范围内金融系统各种组成要素在空间中相互作用形成的空间结构,表现为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和分散。金融空间系统的变化通过三种渠道,经济效率、信用需求、信用获得影响地方发展。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金融空间系统呈现出主流金融空间一体化,粘性金融地方竞争激烈,空间等级化特征显著,另类金融空间出现等发展趋势。金融空间系统演化的原始、微观动因来自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对不同空间潜在利润的追逐,同时深受全球化、国家金融制度变迁,信息技术进步、金融危机爆发等外生宏观因素的影响。     

广州制造业空间布局及其形成原因

以第二次经济普查制造业法人单位分镇街的就业人员为基础数据,运用集中化指数、区位商和空间分析方法对2008年广州制造业空间布局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及其与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1）广州制造业主要分布在海珠区、荔湾区和萝岗区等近郊,CBD的制造业已经衰退。2）制造业就业人员密度从城市中心向边缘递增,递增距离CBD不远,东部和南部呈现非常强的郊区化现象,尤其是东部已经成为广州的制造业中心。3）核心圈层的制造业密度仍为最高,4圈层的制造业密度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核心圈层＞内圈层＞外圈层＞外圈;广州制造业分布集中程度高,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为近郊,其次为远郊,中心城区最低。4）广州制造业空间结构由夏港制造业中心、南石头制造业次中心和东环制造业次中心组成。影响制造业在广州城市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有：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行、广州市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广州制造业园区建设和制造业集聚效应四大因素。制造业对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强,是新华和夏港就业次中心形成的主要动力,有力地促进了广州城市郊区化,是广州副中心和新城中心城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金融排斥的空间特征与空间效应

过构建金融排斥的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2年的金融排斥程度,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分别探讨了中国省际金融排斥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金融排斥程度的省际差异大,在空间上形成由东部向中西部逐渐递增的格局;2）中国金融排斥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特征,东部的低－低集聚与西部的高－高集聚现象明显,且态势稳定;3）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财政支出能力、教育水平和人口密度与本地区金融排斥显著负相关;教育水平与人口密度增加对降低金融排斥的空间差异有显著作用。     

大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     

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从省域、区域、县域及县域以下多个空间尺度,对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点、面结合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解析影响全省以及杭嘉湖绍、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三大区域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呈递减态势,空间分布沿着“西南-东北-西北”的Z字型路径向外扩散; ② 浙江制造业经历了“三核并立”-“三核多中心”-“三核连片发展多中心”空间分异格局; ③ 环杭州湾地区一直处于全省制造业热点地区,浙江省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 ④ 影响全省制造业企业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为信息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和技术创新等,影响三大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