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三线冲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划定“三线”(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构建城市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格局和实现“多规合一”的关键。但在实际工作中,“三线”由不同部门依据不同准则划定,在空间上往往存在冲突。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从图斑层面探讨“三线冲突”的类型与表征,并分别采用空间格局分析和相关分析法研究“三线冲突”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条件对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内“三线冲突”以生态—耕地冲突和生态—城市冲突为主,城市—耕地冲突面积较小;②生态—耕地、生态—城市和城市—耕地冲突热点分别集中于都市发展区边缘、都市发展区内部和城乡过渡带,呈圈层分异的特点;③区域条件的6个指标对3类“三线冲突”子类型冲突强度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研究结论为：一是“三线冲突”强度可以用“三线冲突”强度指数(TLCI)表征;二是空间自相关分析、梯度分析、景观格局分析法可以很好地刻画“三线冲突”空间特征;三是对“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有助于从城市空间视角加深对“多规冲突”问题的理解,识别“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因子,为实现“多规合一”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水—能—碳”关联的城市水系统碳排放研究

揭示城市水系统与碳排放的内在关系机理,对于推动城市水能节约和水系统低碳运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分析了城市水系统“水—能—碳”关联机理,并构建了城市水系统碳排放的核算体系,采用2008—2017年的统计数据和调查问卷等资料,对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和实证分析,探讨了其“水—能—碳”关联特征,并分析了不同情景下水系统的碳减排潜力。结果显示：① 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涉及取水、给水、用水、排水及污水处理等不同环节。其中,用水系统是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这表明由城市扩展和人口增长导致的用水需求增加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② 郑州市水系统不同环节的碳排放构成及其强度具有较大差异。其中,用水和取水系统能耗和碳排放强度增长态势明显,而给水与排水及污水处理系统则相对稳定。取水和用水系统的能耗增加,特别是由城市远距离供水和污水回用引起的碳排放增长应引起关注;③ 郑州市水系统不同环节“水—能—碳”关联特征的差异主要受城市水消耗量的变化、水处理方式和工艺、居民用水行为习惯和节水意识、自然条件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④ 未来应重点从城市工业和生活节水、水处理工艺改进、水系统能效提升等方面入手,降低水系统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中国空间格局的规律认知与理论提炼

胡焕庸线、“T”型模式以及双核结构,可归纳为“一线两轴双核”结构,是不同时期中国人文地理学者对于中国空间格局的规律认知和理论提炼。胡焕庸线属于自然地理学地域分异规律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延伸和拓展,遵循的是均质区域的基本假设;“T”型模式和双核结构则超越了地域分异规律的分析思路,遵循的是功能区域的基本假设。其中,“T”型模式是陆大道提出的点轴系统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应用。从现象看,双核结构附属于“T”型开发模式,但后继研究实现了由特殊向一般的转化,完成了科学发现、机理分析、数学推导和实践应用的全过程科学研究,成为一个普适性较强的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从理论层面而言,分别基于均质区域和功能区域假设的胡焕庸线和“T”型模式属于空间分异规律的分析结果,属于地理学中的个例性理论;双核结构则属于符合一般科学意义上的普适性较强的理论。显然,胡焕庸线、“T”型模式和双核结构三位一体的分析,一方面表明中国是一个非常适合进行区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地理学规律和理论提炼的国家;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可为区域空间结构规律的总结和人文地理学理论的提炼提供研究思路和方法论角度的启迪。     

COVID-19疫情影响下的“五一”小长假城际出行特征与影响因素

科学评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扰动对节假日城际出行活动的影响对于科学预防疫情传播、提升城际出行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百度迁徙平台提供的城际出行数据,系统探讨了COVID-19疫情影响下的“五一”小长假城际出行规模时序变化、格局变化与出行流格局特征,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疫情与节假日叠加背景下的城际出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受COVID-19疫情影响,2020年“五一”小长假期间的城际出行规模同比下降达46.0%,时段波动主要表现为省内波动,省外城际出行总体较为平稳;COVID-19疫情对城际出行的影响呈现出东北>东中部>西部的特征;COVID-19疫情显著降低了“五一”小长假城际出行范围,相较于正常期70%的城际出行联系集中在400km范围内,疫情影响下的70%的城际出行联系集中在250 km范围以内;GDP、城镇化率、行政等级等城市规模吸引力因素,公路密度与高铁等交通变量是影响“五一”期间城际出行的主要因素,但各变量对城际出行的影响在“五一”不同时段具有时间异质性。公路密度与有无高铁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镇化率在出行期与返程期对城际出行分别起到了显著负向与正向作用;旅游资源丰富度仅在出行期显著。     

建设经济带是经济发展布局的最佳选择——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自1984年, “点-轴开发”理论和中国国土开发、经济布局的“T”字型宏观战略提出以来,“T”字型空间结构战略在20世纪80~90年代得到大规模实施。海岸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2个一级重点经济带构成“T”字型,长江经济带将内地2个最发达的核心地区（成渝地区和武汉地区）与海岸经济带联系起来,其腹地几乎包括半个中国,其范围内资源丰富,农业、经济和技术基础雄厚,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以水运为主的、包括铁路、高速公路、管道以及超高压输电等组成的具有超大能力的综合运输通道,其巨大的发展潜力是除海岸经济带以外的其他经济带所不能比拟的。“点-轴开发”理论和中国国土开发、经济布局的“T”字型宏观战略（海岸带和长江沿线作为全国的一级发展轴线）已经得到国内诸多知名学者和有关部门领导的认同,符合中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合理化的要求,以海岸地带和长江沿岸作为今后几十年中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一级轴线的战略将是长期的。     

基于适应性循环模型的重庆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

明确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是有序实施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的前提与基础。重庆市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在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中的战略地位突出。本文以重庆市为例,探讨基于适应性循环模型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研究框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诊断国土空间系统潜力、连通度和韧性3维属性的时空演变趋势,识别县域单元所处适应性循环阶段,划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并明确基于分区的生态修复策略。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重庆市国土空间系统3维属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当前各县域单元大多处于重组阶段、开发阶段和协调开发阶段,少部分处于保护阶段,尚未进入释放阶段。② 重庆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包含4个大区和9个亚区。总体而言,生态修复区应关注建成区的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加强环境综合改良与治理力度;生态提升区应逐步提高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标准,优化各类生态要素的协调度,提升综合生态效益;生态控制区应限制国土空间开发强度,降低人类活动干扰的负面影响;生态保育区应优化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加强生态保护区管理与生态问题治理。     

基于“蜂鸣—管道”模型的中国城市知识合作模式及其对知识产出的影响

知识经济与网络社会时代,知识合作网络成为理解城市创新过程的重要视角。在知识合作网络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合作模式,即“本地蜂鸣”和“全球管道”。本文以“蜂鸣—管道”模型的逻辑思想和理论假设为基础,探讨区域内和跨区域两种不同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特征及其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首先提出了蜂鸣与管道的测度方法;然后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构建了中国20个城市群的知识合作网络,考察了网络中蜂鸣和管道的演化路径和组合特征,归纳出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不同类型;最后,通过计量模型揭示了蜂鸣和管道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中国城市知识合作网络中的蜂鸣与管道表现出渐进积累和自我强化的空间演化特征;② 根据蜂鸣和管道的组合特征,可将城市划分为“网络型”“外向型”“孤岛型”“内向型”4类,不同类型的城市在知识网络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发展演进路径存在差异;③ 根据负二项回归模型发现,蜂鸣与城市知识产出呈倒“U”型关系;管道与城市知识产出显著正相关;此外,两种合作模式在促进城市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     

地表温度“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热岛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探究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建立与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景观形态因子的关联,对解决中国“城市病”,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全国尺度上基于地表温度“源—汇”景观指数识别地表温度的“源”景观/“汇”景观,在此基础上计算“源—汇”景观贡献度及其效应,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其次,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和景观形态因子对“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间,可缓解热岛效应的省份冬季较夏季多,冬季“强”和“较弱”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和南部;夏季“强”的“汇”与“源”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② 对于本地因子,景观形态对“源”或“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较大,缓解热岛效应将附近小“汇”斑块结合来降低地表温度“汇”景观的离散度;其次,夏季适当在“源”景观里增加相对湿度、并增加其植被覆盖率,严格控制“源”景观和“汇”景观的建筑密度及建筑高度,可达到最佳降温效果。③ 邻域因子中相对湿度和建筑密度的影响更大,景观形态中增加“源”景观的离散度及其边缘密度,或增加“汇”景观集聚度,简化其形状均有利于缓解邻域的热岛效应。     

乡村空间治理视域下宅基地再利用类型选择——基于天津市静海区56个宅改试点村的研究

宅基地再利用类型的选择受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论文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构建基于“村—地”耦合视角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选择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村庄特征、宅基地利用特征等测度模型,选取静海区56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村,从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2个方面分类判定村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为乡村空间治理提供思路。研究发现：① 村庄特征识别为产业主导型、资源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3类;② 宅基地利用特征以村庄为单位识别为单功能主导型和多功能主导型宅基地2类;③ 基于“村—地”特征构建关系函数将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识别为多元主体类、要素流动类和特色资源类3类。研究认为,利用多源数据基于“村—地”特征对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进行识别和选择是有效途径,可为宅基地再利用提供指导。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中国省域碳排放时空差异及碳补偿研究

选择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基于土地利用和能源消耗等数据,采用碳排放系数法,对2003~2016年中国土地利用碳源/汇进行计算,探究中国省域土地利用碳排放和碳吸收时空演变,并以碳盈亏时空分析为基础,通过生态补偿系数和经济贡献系数分析碳排放的差异性,以净碳排放量作为基准值进行碳补偿价值的研究。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间碳排放总量和净碳排放量除在2015年出现小幅度下降现象,其余年度均呈现不断增加趋势;碳吸收总量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②土地利用碳吸收的主要载体是耕地和林地,碳汇资源空间差异明显,基本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多数省份在研究期内基本保持一致的碳吸收类型。③ 碳排放总量分布空间差异显著,且主要来自建设用地。④ 依据净碳排放量的区域差异,将其划分为高碳排放区、一般碳排放区、低碳排放区、碳汇区4种类型。⑤ 由于各省域碳补偿标准和净碳排放量的差异导致碳补偿价值区域差异明显。     

中国对外贸易产生的CO_2排放区位转移分析

减缓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瞩目.目前有关的国际协定主要以国家本土温室气体排放为基准核算国家的碳排放责任和减排成效,忽略了国际商品贸易流引起的排放区位与产品消费区位的空间分离.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货物进出口商品分类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产生的CO2排放区位向中国的转移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商品内涵的CO2排放量从2000年的9.6亿t增加到2006年的19.1亿t,每年占全国总排放的比重基本在30%-35%.扣除进口商品使我国避免在本土排放的CO2,货物进出口贸易使净转移到我国的CO2排放量至少从2.3亿t增加到7.2亿t,中美贸易顺差、中国与欧盟贸易顺差是产生净转移的主要原因.结论主张相关国际协定从排放区位与消费区位相结合的角度制定温室气体减排政策.     

新疆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与政策建议

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本文运用岭回归分析1995-2008 年新疆碳排放与人口、经济、技术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对碳排放的影响,以寻找减排的技术路线和对策,推动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结果表明：①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人口增长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技术进步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碳排放,但影响甚微;②新疆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③研究期间,新疆的主导产业均为以石油天然气开采、石油化工、煤化工为主的重工业,但其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却有较大提升,导致对能源的消耗急剧增加.未来在全球化背景下,新疆应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制度的改进,大力发展低碳产业.     

中国各省区碳足迹与碳排放空间转移

减排责任的区域分解需要科学评价各地区的排放责任。碳足迹可以全面客观地评价为满足消费而进行的生产的生命周期碳排放水平, 除了生产过程的直接碳排放, 也包括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中间产品的隐含碳排放。应用2007 年各省区投入产出模型和2002 年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 定量测算了各省区的碳足迹和省区间的碳排放转移。结果显示, 各省区之间碳足迹和人均碳足迹存在显著的差异。碳足迹较大的省份为经济大省, 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人均碳足迹较高的省份主要是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和能源富集区域及重化工基地;中国存在着从能源富集区域和重化工基地分布区域向经济发达区域和产业结构不完整的欠发达区域的碳排放空间转移。上述结果表明, 人均碳足迹高的经济发达省份应承担较大的减排责任, 能源富集区域和重化工基地分布区域有相当一部分的碳排放是为沿海发达省份和产业结构不完整的欠发达省份提供电力、原材料等高碳产品所致, 减排责任的区域分解需要考虑碳排放空间转移的因素, 适当减轻能源富集区域和重化工基地分布区域的减排责任, 或使沿海发达省份向能源富集区域和重化工区域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扶持, 帮助这些区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减少碳排放。     

基于土地利用的哈尔滨市2004～2012年碳排放强度变化分析

采用2004~2012年哈尔滨市土地利用和能源消耗数据,分析了2004~2012年哈尔滨市主要土地利用方式的碳排放。结果显示:1哈尔滨市2004年碳排放量为361.451万t,2012年碳排放量增长至1 875.658万t。2建设用地为主要碳源区,其碳排放占每年碳排放总量的96.98%;林地是主要碳汇区,约占碳汇量的99.90%,其总吸收量约为每年1 523.02万t碳;3哈尔滨市碳排放强度由2004年的0.681 t/hm2上升至2012年的3.534 t/hm2,平均每年增长22.854%;4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2008年以前呈快速增长,2008年以后为缓慢的波动增长;5预测2020年建设用地的碳排放量为3 558.264万t;碳排放总量为2 055.839万t,比2012年上涨180.181万t,年平均增长率为1.15%,增长速度较慢。     

中国省域城镇居民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从消费角度出发,分别对2003和2012年中国城镇（不含港、澳、台地区）居民碳排放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地区城镇居民碳排放存在明显差异,人口因素对区域分异有弱化作用。从城镇居民人均碳排放来看,不同地区消费构成、能源结构、产业结构3因素对城镇居民碳排放影响的差异总体表现为：消费结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与其他部门相比,大多数地区工业部门的生产能耗、投入产出周转量和产品购买量是影响当地城镇居民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各地区城镇居民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政府应在当前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当地能耗模式、产业模式和消费模式因地置宜管理城镇居民碳排放。     

河北省能源消耗碳排放驱动因素及减排路径分析（英文）

论文分析了河北省二氧化碳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采用扩展的STIRPAT模型对河北省碳排放驱动因素及减排路径做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1）河北省的产业结构、终端能耗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复杂的函数关系,其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处于正相关阶段,尚未到达碳排放生态拐点,没有形成EKC曲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阶段还没有到来;（2）通过碳排放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模型发现,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占比）、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人口规模、城镇化率对碳排放贡献最大;改变能源结构使煤炭占比逐年下降,碳减排效果明显;另外,环境规制对碳减排效果明显。（3）建议河北省碳减排重点应围绕控制重工业发展、避免产能过剩、优化产业结构、加速发展清洁能源等方面进行。     

A Comparative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Driving Energy-related Carbon Emissions from Three Typical Provinces in China: Jiangsu,Henan and Inner Mongolia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 situation of energy-related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main factors driving the carbon emissions increments are crucial for China to realize its emission mitigation targets. Adopting the comparative decomposition of an extended LMDI (Log-Mean Divisia Index) approach, this study decomposed the changes in carbon emissions of Jiangsu, Henan, and Inner Mongolia, which are located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s of China. This analysis led to three main findings. 1)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6-2017, the energy-related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examined provinces exhibited upward trends, but with some differences among the provinces. 2) The influences of driving factors on carbon emissions varied distinctly in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economic stages. Economic growth had the largest positive effect on provincial carbon emissions increases. From 1996 to 2017, the contribution rat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missions growth in Henan, Jiangsu and Inner Mongolia were 307.19%, 205.08% and 161.26%, respectively. This influence was followed by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size. 3) Energy intensity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facilitating emissions-reduction in the examined provinces, except for during the tenth Five-Year Plan, followed by the energy structure. The effect of rural population proportion was the weakest among all the curbing factors. Furthermor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energy consumption per capita demonstrated relatively minor impacts and disparate directions of influence in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economic periods, but began to play increasing roles in driving up provincial emissions changes. For example, 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in Jiangsu contributed over 7.9% to the total carbon emission growth in 1996-2017, among which urban residents’ per-capita energy consumption contributed more than 3.8%. In view of these findings, policy makers should formulate targeted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that are based on the distinct situations and key factors which affect carbon emissions in each province.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对CO2的影响分析

采用相关年度数据,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详细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现状,并探究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对CO2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享受型转变,但农村居民仍旧停留在以"吃穿用"为主的传统消费阶段,这使得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CO2排放存在巨大差异。据测算,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CO2排放的影响几乎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对其影响的10倍。鉴于此,我国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不仅需要改变生产方式,更需要转变居民消费理念、调整消费结构、引导居民合理消费,使居民消费行为由高能耗消费向低能耗消费转变。     

家庭碳排放计算方法分析评价

碳排放定量评价是碳减排政策制定的依据。家庭作为产品和服务消费的主体, 其能源需求及碳排放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和科学界的关注与研究。本文在界定家庭碳排放及其构成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 梳理了国际上家庭碳排放的主要计算方法, 对比分析了各种主要计算方法的优缺点, 并构建了符合中国家庭碳排放构成及特点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 这对家庭碳排放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