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5—2017年黄河流域61个地级市数据,构建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研究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格局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如下：①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研究期限内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由“高效率小差距”向“低效率大差距”演进,说明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俱乐部收敛特征不断凸显。②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增长主要来源于规模效率的贡献,科学技术尚未发挥重要驱动作用。③ 研究期限内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依存关系,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相近的地区空间集聚现象显著。④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性显著,高效率地区的东西分布、南北分布的地域差异性突出,集中表现在以城市群为载体呈集群式发展。最后采用Tobit回归模型具体分析了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政府调控与市场化水平对于黄河流域及上中下游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强度与作用效果。     

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相对衰落的创新地理基础

如何提高创新效率以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由相对衰落转向相对兴旺进而带动北方腹地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指出创新相对无效率是京津冀地区经济相对衰落关键的基础上,基于“密度、距离、分割、异质”（“4D”）框架,从经验上论证了京津冀地区创新地理相对无效率是其创新相对无效率的根源,提出了重塑京津冀地区创新地理的战略主张。首先,分析京津冀地区与长三角、粤港澳的经济效率、创新竞争力和创新效率演变趋势差异,发现京津冀地区经济效率低且趋于下降、创新缺乏竞争力、创新效率偏低,处于创新相对无效率状态。其次,基于“4D”框架阐释京津冀地区创新相对无效率的经济地理原因是,经济、人口和专利的低密度与高集聚不平衡程度并存、专利转移空间范围广而产学研协同发展的本地化水平低、创新分割严峻且空间异质性强、异质优势相对薄弱共同导致的创新地理相对无效率。最后,计量分析表明“4D”因素的相对变动将显著影响创新相对效率变动,证实京津冀地区创新地理相对无效率是创新相对无效率的根源。本文研究表明基于“4D”框架重塑创新经济地理是京津冀地区提高创新效率,进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时空格局——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探析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空间格局研究,对区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更加明确的实际指导意义。基于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统计分析对近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地级单元格局演变特征进行揭示,借助象限图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识别,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二者关系分布的空间关联效应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东部沿海地区、内陆省会城市及资源富集型的北方边境沿线部分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及中原传统农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则较低。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在0.01显著性水平下,两个年份二者相关系数分别为0.684和0.741。② 地级尺度上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城镇化滞后型、基本协调型和超前型并存。省域内部地级单元二者关系的分布模式具有相似性,即省会城市通常城镇化超前,省内边缘城市多城镇化滞后。③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二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弱化。两个年份,东北地区是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超前型集中分布区,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滞后的态势有所弱化,青藏高原地区城镇化滞后的态势渐趋增强,北方边境沿线资源富集型地级单元由城镇化超前型演变为城镇化滞后型。④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类型区变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效应,“滞后-滞后”型和“超前-超前”型地级单元合占研究单元总数的73%,且二者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基于三层级股权关系的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研究

如何更为精准地刻画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网络节点地位,是城市网络研究的关注重点之一。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县级空间单元为研究区域,采用全行业500强上市公司的“母-子-孙”三层级股权关系数据,构建有向加权网络来刻画长三角地区城市间投资联系水平;通过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对节点城市的网络地位进行分类;最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呈现出“等级+网络”的特征。城市在网络中依旧呈等级分布;然而部分中小城市在网络中地位具有了上升通道,往往可利用资源禀赋使得其获得更高的网络地位,网络结构具有扁平化特征。②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特征并没有完全遵循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的“高-高”“中-中”和“低-低”的匹配关系,而存在“高-中（低）”“中-高（低）”或“低-高（中）”的非匹配关系。③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创新活力、产业结构、城市经营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况等会对城市网络地位产生显著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

为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2011—2017年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综合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空间DID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 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发展格局从“多点式”零星分布向“组团式”聚集形态转变,但各城市发展层级差距仍未改善,长三角成为重要的数字经济高水平集聚区。② 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改善了城市碳排放,通过引入“智慧城市”这一外生政策冲击进行检验,发现结论具有稳健性,而且这种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负向影响作用较强,位于城市群内部的区域受数字经济的影响更大。③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在不同经济圈层内有所差异,空间外溢具有边界效应,在1100km处外溢达到峰值。④ 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能力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     

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传统研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多集中于社会经济指标,对“先天赋予”的自然禀赋与“后天叠加”的行政“身份特征”研究较少。在探究自然禀赋因素的同时,引入市辖区、省会、城市群以及各个交互项的行政身份虚拟变量,使用2015年夜间灯光数据表征县域经济,利用空间自相关展现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并通过回归分析揭示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县域经济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县域经济统计指标表明的确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现象。② 城乡差距仍是中国区域差异的最主要特征,其中省会地区的城乡差距更为明显。③ 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高,内部差异较小,西部地区省会-非省会差异与城乡差距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省会区域与非省会区域的差距要大于城乡差距。④ 三种政区类型中,市辖区类型对经济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省会类型次之,城市群最弱。⑤ 通过交互项分析,城市群对中国区县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十分明显,尤其在东部地区,不仅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中西部地区作用较弱。⑥ 自然禀赋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坡度大于15°面积比例过大以及平均海拔过高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⑦ 通过对自然禀赋和政区类型交互项的分析,城市群战略的实施可以缩小由地形地貌所造成的县域经济差距。     

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质量水平格局与相关因素分析

城市作为人口集聚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矛盾集中地。本文在城市“三生”空间优化理论框架指导下,构建了城市“三生”空间优化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分析2015年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三生”空间质量水平的总体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指数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格局上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和东北地区递减;东北地区的生产空间质量塌陷尤为明显,西部地区生活空间质量堪忧,生态空间质量则与地方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污染治理相关;生产和生活空间优化之间相辅相成,但不乏城市生产和生态空间质量反差较大;“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口规模、行政等级之间呈倒U型相关,即规模在1000万~1500万间的城市更利于实现“三生”空间优化,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均GDP正向相关,职能综合城市和城市群地区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更高。     

中国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县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平台和关键地域单元,揭示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对于完善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2000—2017年中国县域碳排放数据,分析了县域人均碳排放的总体变化、区域差异、时空格局及集聚特征,并在STIRPAT模型和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下,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解释社会经济发展对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人均碳排放呈现先急后缓的增长趋势。人均碳排放水平差异加大,且呈上升趋势,西部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差距悬殊。② 县域人均碳排放总体上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碳排放远高于其他地区,空间极化效应明显。③ 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的区县数量逐渐增多且分布重心向西北移动,而低—低集聚的区县数量不断减少,主要集中于中南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集聚类型具有空间锁定效应。④ 人口密度、政府财政支出对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第二产业产值规模、碳排放强度则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中低碳排放水平区县的经济发展和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是实现整体碳减排的关键。因此,政府减排策略的落实应考虑区县碳排放的阶段性差异,实现落后地区发展和转型“两手抓”的同时发挥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在碳减排中的先导作用。此外,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应作为现阶段县域碳减排的主要手段。     

辽宁省区域碳排放-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耦合协调分析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测算2004~2015年辽宁省14市的碳排放效率,将碳排放效率分解成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将3种效率作为碳排放系统的评价指标,继而构建区域碳排放-经济发展-环境保护（3E系统）耦合协调评价体系。结果显示：辽宁省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空间上呈“递进式”进步规律,表现为沈阳、大连领先;鞍山、抚顺、丹东、锦州、营口、辽阳、盘锦、阜新、铁岭、葫芦岛处于中等水平;本溪、朝阳最低的空间分布规律。最后通过灰色GM(1.1)预测模型得到2016~2020年辽宁省3E系统耦合协调度有所提升。研究发现,将碳排放效率作为碳排放系统的评价指标适用于三元系统耦合协调研究,结果与辽宁省实际情况相符。     

中国地区收入与净财富不平等的演变路径识别

当前,“共同富裕”问题备受各界关注,中国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求“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因而测度收入与净财富不平等程度、识别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差异与成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和计量模型分析地区收入不平等和净财富不平等的演变模式、成因与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差异。研究发现：① 虽然2011—2019年全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但净财富不平等维持在高位,而各地区收入和净财富不平等变化存在明显空间差异,其各分位点上的收入或净财富累计占比变化呈现不同态势。② 进一步检验地区不平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呈近似倒“U”型关系,与净财富不平等呈近似倒“N”型关系。③ 各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存在差异,发达省市区正逐步推进“共同富裕”,而落后省市区这一迹象并未显现。本文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富裕”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分析

环境效率是生态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环境效率对于指导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以重工业基地辽宁沿海经济带为例作环境效率研究,应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测算辽宁沿海经济带2001~2009年工业环境效率和产出弹性。在此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工业环境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1~2009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有大幅提高,但与理想状况仍有一定差距。其中大连的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推动,对环境成本的依赖正在减小,丹东、营口和葫芦岛3市的工业增长需要牺牲更多的环境成本。重工业化、资本密集化和高新技术化不利于工业环境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则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环境效率的提高。所有制结构、生产规模、外商投资和环境管理力度等因素因其作用的两面性,对工业环境效率无有效影响。     

Spatial energy efficiency patterns and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with industrial structure:A study on Liaoning Province,China

Using a sample of 1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this study first explored the spatial hierarchy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nergy efficiency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viewpoints: energy technical efficiency based o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GDP, and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combining the previous two indexes. After 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advancement, rationality, and concentr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each city, we made some generalizations about the coupling features of the energy efficienc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Liaoning, using the coupling degree rating model. Some of our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14 cities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their energy efficiency, with Shenyang, Dalian, Anshan, and Jinzhou enjoying the highest energy efficiency. Northwestern Liaoning and other heavy-industrial cities such as Fushun and Benxi belong to low-efficiency and high-consumption areas. (2) In areas with higher efficiency,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energy technical efficiency,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GDP, and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re, respectively, "π"-,"Ⅱ"- and "H"- shaped. Geographically, the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shows different trends from east to west and from north to south. Factors such as the binuclear structu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a major effect on this spatial pattern of energy efficiency. (3) Southeastern Liaoning enjoys a highly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as with a highly r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form an “H” shape, with Shenyang and Dalian at the two poles.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middle and southern Liaoning have a highly concentrated industrial structure. (4) Overall, the coupling between energy efficienc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low in Liaoning, except for Shenyang and Dalian at both ends, where the coupling between an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ergy efficiency is higher than in other cities.     

辽宁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构建包含经济系统、能源系统、碳排放系统、技术投入系统和环境系统5个准则层及23个指标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基于可变模糊识别模型,分析评价辽宁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结果显示:辽宁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由2004年的2.87提升到2014年的3.01,由中碳偏高水平提升到中碳发展水平。沈阳、大连、丹东、锦州、营口和葫芦岛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鞍山、抚顺、本溪、盘锦、辽阳及铁岭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此基础上,运用SBM模型测算辽宁省各市的碳排放效率,其结果与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值有较大关联。     

辽宁省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的空间特征及耦合关系

本文评价与分析了辽宁省14 个地级市能源效率的空间等级与结构特征,分别从DEA能源综合技术效率、单位GDP能耗及融合二者的能源利用效率三方面来进行研究。在对各地级市产业结构高级度、合理度、集中度测度与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度评价模型总结了辽宁省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的耦合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辽宁省各地级市能源效率差异显著,沈阳、大连、鞍山、锦州属于高能效地区,低能效高能耗地区集中在辽西北地区与抚顺、本溪等重工业城市;② 能源综合技术效率、单位GDP能耗、能源利用效率的高能效区域分别呈现“π 型”、“二字型”、“工字型”的空间结构特征;趋势分布面上,能源利用效率自东向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自北向南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的双核结构特征等因素对能源效率空间格局的形成有重要影响;③ 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集中在辽东南沿海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度的空间分布呈现以沈阳、大连为两极的“工字型”特征,产业结构集中度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辽中南城市群;④ 全省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整体耦合度较低,沈阳大连两极高度耦合,产业结构高级度与能源效率的耦合度相对较高。     

辽宁省区域城市化水平评价研究

通过对区域城市化的认知与机理分析,给出了区域城市化水平的概念模型,同时采用AHP-信息熵-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对辽宁省各城市进行基于统计数据的区域城市化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08年辽宁省各市的城市化水平比2003年升高,沈阳市、大连市、盘锦市、鞍山市、抚顺市城市化水平较高,其他城市相对较低,区内城市化水平差别较大;并从准则层评价结果分析了城市化水平差异形成的原因。     

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压力时空耦合过程研究

“新型城镇化”战略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绿色低碳、高效集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构建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压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灰色关联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压力的时空耦合过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996—2017年辽宁省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资源环境压力呈下降趋势;两者的耦合作用一直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低度协调向中度协调再向高度协调转变的过程;建成区面积是最典型的城市化限制因素,土地资源占用是最典型的资源环境限制因素。辽宁省14地市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差异较大,沈阳、大连始终居于省内城市化发展前列,而朝阳和铁岭较为落后;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压力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特点,这与城市化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空间对应关系。     

辽宁省14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定量研究

协调度理论已成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耦合程度的重要理论。本文在阐述其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环境协调度的指标体系、模型和计算方法。通过对辽宁省14市10年各项指标数据的技术处理和分析:辽宁省1996-2005年经济环境协调度整体处于调和阶段,在空间分布上,协调度值高的城市大都分布在南部沿海地区,协调度值低的大部分在辽宁省东部和西部;1996年以来辽宁省经济环境协调度的发展趋势呈"V"型变化,"九五"向"十五"过渡阶段协调度最低;经济环境协调度与经济发展阶段符合"U"型曲线,工业化初中期即第二经济发展阶段的协调度最低;1996-2005年期间14个市的经济环境协调度呈现出不均衡发展,其中大连市的协调度值较高。最后,本文认为应以大连市为龙头,与其他协调度值较低的城市实施区域合作战略,从而达到全省各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同步。     

辽宁省沈大双核与其他城市的分化

分析辽宁省沈阳大连的核心作用,将辽宁省城市分为核心城市组(沈阳、大连)和外围城市组(其他城市);再以人口、GDP和人均GDP为基本指标,利用Theil指数计算组内差异、组间差异和总体差异,利用KZ指数模型计算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分化。结果表明沈阳大连与其他城市的分化总体上加大;分化具有波动性特征,分化在地域空间上也体现为辽中南城市群被以沈阳为核心的辽中城市群和以大连为核心的辽南城市群取而代之,其他地区城市聚集不明显;沈阳大连与辽宁省其他城市的分化是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分化机制主要有地理位置的先导机制、区域发展战略的催化机制和政府规划的引导机制。     

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演化及其经济带动作用分析

通过建立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和计算模型,并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变异系数等方法,从不同空间层级剖析了东北三省的创新能力发展格局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发现：① 从创新能力分析,吉林、辽宁的创新能力增长较快而黑龙江相对较慢,省际差异呈扩大态势;地级市之间的创新能力相差悬殊,呈现明显的省会城市及门户城市集聚效应,但市级差异呈缩小态势。② 从创新贡献率分析,辽宁的科技创新转化能力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带动相对较强,而吉林、黑龙江相对较弱;地级市差异较大,沈阳、大连、长春、大庆的创新贡献率比较突出,而锦州、吉林、盘锦、铁岭上升较快。③ 大部分地级市的创新发展对经济带动模式为“低创新能力-弱经济带动”和“高创新能力-强经济带动”,说明各地级市的创新发展及其对经济带动的两极分化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