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沪渝创新型城区研发产业集群研究

依据统计数据考察京、津、沪、渝创新型城区内6477 家研发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群模式,发现四个直辖市的研发产业高度集中在北京的海淀区、天津的滨海新区、上海的杨浦区和重庆的沙坪坝区。其中,海淀区、杨浦区和沙坪坝区都位于中心城区,拥有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同时区内众多的高校和研究所也提供了优越的知识溢出环境,在市场和资源这2 个重要的"内生条件"下,空间集聚模式属于内生型集群型。依据发展阶段的不同,其内生型研发产业集群模式可分成3 个阶段,即初级阶段的"沙坪坝区单极增长模式"、中期阶段的"杨浦区多核协同模式"和成熟阶段的"海淀区簇团网络模式"。滨海新区则表现为"卫星平台模式"的空间形态和结构。知识溢出和产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上述研发产业集群的形成,同时政策驱动和城市规划起到了重要作用。     

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与中国制造业省区集聚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采用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     

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结合欧美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利用统计数据、问卷调查和企业访谈等相关资料,概括总结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过程、特征及其产业类型、空间过程、驱动力量、集群形成推动者、重要的创业支援机构、其他重要的形成因素和发展绩效。借助Porter的菱形构架 (钻石体系),全面分析了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初始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发展中,政策驱动和外资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在营建官产学合作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极大地激励了北京高科技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资企业成为近年来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重要驱动力量。作者进一步提出探讨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时,要具有综合观点,特别是要结合区域自身特点来分析各影响要素的构成和具体作用。     

“京都、大阪、奈良学术研究型都市”建设模式研究

"京都、大阪、奈良学术研究型都市"在日本简称"京、阪、奈学研都市",在产学界享有盛誉。作者于2014年12月在日本期间,通过实地考察,以及对当地的政府和企业访谈调研,发现:1与著名的"筑波研究学园都市"以国家为主体建设的科学城不同,"京、阪、奈学研都市"是跨行政区域的官、产、学合作的典范;2"京、阪、奈学研都市"充分利用零散的丘陵地貌地形,顺势而为建成了葡萄串式的研发产业集群形态;3在没有动迁一户居民住宅的前提下,构建了研发机构、企业和居住区混合一体化模式;4近20多年,日本的总人口在减少,除了东京等大城市以外很多区域均为人口流出区,但是,"京、阪、奈学研都市"成为人口净流入区,增长势头看好。这一独特的区域创新模式,值得借鉴。     

日本、韩国在华研发投资的比较分析

日、韩在华研发投资动机、区位选择与在华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日本在华研发投资动机由早期的生产支撑型向复合型(资源寻求+战略驱动+技术换市场型)过渡.韩国企业在华研发投资动机则偏重市场导向型+政策引致型.日本企业重视和中国高校合作的研发模式;韩国企业则与我国本土企业联合研发形式较多.在空间分布上两国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缘优势,高度聚集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韩国在华研发机构呈点状布局、尚处于初级阶段,日本在华研发投资已经形成较大规模,研发机构分布于中国主要大中城市.此外,与制造业直接投资不同,两国在华研发投资并没有出现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     

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的空间结构演化

本文旨在探讨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规律和研发产业区域差异的空间特性, 揭示地理临近与产业网络形成及研发产业在城市体系间的内在关联。基于实地调查和R&D普查数据, 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GIS 制图等方法, 以区位理论和城市空间结构为理论依据, 探讨了长三角地区16 城市研发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 分析了研发产业的影响因子。研究表明:影响研发产业的主要因子依次为:产业发展综合实力因子、产业结构因子、产业竞争力因子、经济结构支持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研发活跃度因子等6 大类因子。研究结果表明, 2000 年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空间结构的显著特征是集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单极空间模式。之后发展到2007 年, 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研发产业发展呈快速增长态势, 空间上表现为由单极集中转向多极分散的趋势。研究认为:今后长三角地区研发产业区域差异格局将逐步形成, 呈现为以上海、南京、杭州为顶点的区域内部的三角形格局。     

山西省煤炭产业空间集聚过程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人口普查资料中的行业门类就业数据,以山西省各县域为空间单元,采用基尼系数、集中度指数、Kriging空间插值等方法,分析1990年、2000年、2010年山西省煤炭产业空间集聚的格局特征及演变过程,并且解释其驱动机理。研究表明：山西省煤炭产业空间集聚格局变化明显,经历了由单中心点状集聚向多中心面状集聚的演变过程,且整体扩散趋势中表现出局部集聚现象。在此过程中,煤炭生产的地域功能实现了由特大城市、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的空间转移;煤炭产业高度集聚的热点区呈现出均衡化发展态势,且各热点区蔓延式扩散的强度和范围表现出显著时空差异性;煤炭产业的空间集聚过程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资源禀赋的地域差异性、煤炭产业的路径依赖效应、资源型城镇空间演变的客观规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牵引作用,以及政府制度与政策的宏观调控与引导等是主要驱动因素。     

中关村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动力因素和集聚模式

论文以高科技园区如何促进智慧产业集聚为研究导向,总结智慧产业集群演化、集聚模式等的研究进展,先基于信息产业的已有分类标准,界定高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的概念和产业分类;然后基于中关村科技园智慧产业2002—2016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关村科技园智慧产业的空间布局演化和产业增长格局,以波特经典钻石模型为理论框架,细化分析演化过程背后的动力因素,得出高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的细分动力因素模型,继而以主要动力因素为依据,提炼中关村科技园智慧产业集群演化的主要集聚模式,得出结论:① 中关村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的演化呈现“一核多园”的先政策引导、后自然溢出的协同发展格局,从海淀核心区向周边园区先辐射集聚,然后基于各园区间的交通、楼宇等生产要素,逐步在非园区范围连贯成片;② 海淀作为核心区集聚了各细分智慧产业,其他各分园则主要在个别细分智慧产业形成集聚优势;③ 中关村科技园区智慧产业的演化主要受生产要素、政府影响变数、相关及支持产业等3大因素影响;④ 中关村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有生产要素驱动、产业平台驱动、商业地产企业驱动等3种集聚模式。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格局特征与集聚路径

研发密集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采用区域空间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的空间格局与行业特征,深入分析其形成的集聚路径,研究发现：(1)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扩展的同时,区域发展差异呈扩大趋势,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企业创新的主要空间载体;(2)研发密集型企业的行业发展差异性显著,新兴信息技术行业成为发展重点,不同的科技创新区形成差异化的优势行业,并在国土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分工特征;(3)企业空间集聚是多条件组态效应的结果,不同条件在组态效应下形成多要素综合协同型、经济主导下政府服务与创新环境驱动型、政府引导下高校–经济–环境孵化型和人才引领下的创新生态优化型4条路径。因此,突出综合优势,营造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发挥经济引领作用,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发挥政府主体作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强化人才核心作用,构建包容性的创新环境氛围等发展策略将有助于研发密集型企业空间集聚。     

东京动漫产业空间集聚与企业区位选择研究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日本动漫作为通俗艺术、大众文化,已经突破了民族、国家和语言的障碍,为世界广泛接受.日本有"动漫王国"之称,东京因集中了日本78.8%的动漫企业被称为"动漫之都".东京动漫产业高度集中的地理现象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从日本动漫产业集聚的空间转移、内涵特征与组织结构,东京动漫产业集聚的空间优化以及动漫企业区位选择,试图论证东京动漫产业集聚具有历史性、地理接近性、民族文化根植性的特征.     

中国城市日企的同业与同源效应——以京、沪、广、深为例

日本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企业在中国北京、上海和广深等典型城市高度集聚,现有研究一方面将FDI均质化处理,缺乏精细的产业划分,另一方面缺少国家内部的同源集聚分析,同时对典型城市集聚的异同性关注不够。为弥补研究不足,论文在集聚的研究基础上,重点关注日企集中分布的典型城市,对比其同业集聚效应和同源集聚效应。选取1984—2017年日本在北京、上海和广深的FDI企业级数据,利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以广深为参照系,建立分别包括7个方程在内的同业集聚效应模型和同源集聚效应模型,同步考虑企业所属行业和价值链环节、进入模式与时间等企业异质性控制变量,分析京、沪、广深两效应的异同。研究结果表明：日企在中国典型城市的同业效应和同源效应异同性明显。具体表现在：第一,上海同业效应和异业效应最为显著,且结果稳健,广深同业效应略强于北京,但结果稳健性较差;第二,上海同源和异源效应结果稳健且显著,企业的追随效应较强,北京和广深差异较小;第三,企业属性变量的引入,有效提升了模型的解释力度。上海的日企进入时间较早,各地企业规模整体差别不大。上海日企进入模式以独资为主,北京和广深以合资为主,但独资化趋势明显;北京行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较高,广深制造业独大;广深和上海产业链环节中侧重生产制造和进出口贸易环节,北京商务服务和研发设计布局较多。     

上海市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与影响机制

大企业总部在城市内部的分布既受城市发展的影响,又是重塑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基于历年上海市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上海市的上市公司总部区位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上市企业总部在上海呈显著的中心型分布,多数总部集聚在中心区,且总部密度随到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迅速降低。企业总部分布还呈现强烈的接近交通干道和开发区集聚的倾向。计量模型结果表明,企业所有制条件、上市时间、企业规模、行业类型显著影响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通常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上市时间较早的企业更倾向于布局在中心城区区位条件更加优越的地区,形成总部分布的二元结构。市场化改革和规划下不同类型企业的主从秩序可以解释这种企业总部分布的核心边缘二元结构。     

北京电影产业空间集聚与网络权力分布特征研究

论文选取2015年北京电影企业领衔出品的115部影片为样本构建了北京电影产业网络。在此基础上,使用核密度分析法分析了北京电影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度了北京电影产业的网络权力分布。研究发现：① 北京电影产业拥有4种类型的集聚区,前3种受市场机制下的路径依赖作用,位于城市核心老城区;第4种受政府规划作用,位于城市远郊区。② 北京电影产业网络中权力的分布非常不平衡,4家国有电影企业占据了权力的核心。这4家国有电影企业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具有高度的组织制度邻近性,它们依托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内部的股权网络,形成资本、人员、技术、信息交流的密切通道,并通过多种方式控制、协调整个北京电影产业网络的组织运营。     

关联视角下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比较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简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空间集聚对在京日企就业规模的影响研究

FDI企业的空间集聚已经成为重要空间现象,但其对FDI企业规模的影响尚未引起学者的重视。既有研究发现的国家尺度集聚对制造业企业规模扩张的促进效应,是否适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存的大都市区尺度?这也需要进行再商榷。论文基于企业内部生产技术条件、企业外部交易行为,搭建了大都市区范围内企业规模分异的解析框架,利用在京日企微观数据,分析了其空间集聚特征,讨论了其就业规模与分工的时空间变动特征,解析了集聚对在京日企的就业规模影响。研究发现：① 在京日企围绕集聚中心,呈现清晰的中心-外围分异特征。1995—2016年,集聚程度增强,集聚区重心外移,集聚空间规模扩大。2016年时形成了使馆区-CBD集聚区、BDA亦庄集聚区、首都机场集聚区、Z-Park中关村集聚区。② 在京日企的单环节化、服务化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单环节日企更临近分布重心,复合环节日企更趋外;服务型日企更趋中,生产型日企更趋外。集聚区内服务功能型日企更多,集聚区外生产功能型的日企更多。③ 新增日企,无论单环节还是复合环节日企,就业规模均显著减小。越是临近分布重心、越是位于集聚区内的日企,平均就业规模越小。④ 大都市区范围内,集聚更利于吸引中小日企扎堆布局,更利于抑制其规模扩张冲动;日企主营业务的技术经济特点会影响分工作用的显现,隶属行业、进驻时长和独合资模式等也有显著性影响。     

基于产业集聚度演变的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研究

产业集聚在四方面影响产业转移:能产生集聚经济效应,从而吸引同类企业入驻;能带动更多上下游及相关企业入驻;有利于吸引高素质务工人员,缓解产业转移中用工荒难题;能有效降低产业转移成本。运用EG指数模型对河南省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及能源供应业、建筑业、物流业、IT行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九大行业2000—2009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测量,发现3个规律:集聚度分层明显;近5年产业集聚度变化有明显规律;产业发展水平低。据此提出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建议:1)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制造业、IT业的集聚度,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集聚优势;2)依靠当前集聚优势,自然承接其它7个行业的转移;3)培育精品产业集聚区,进一步提高产业集聚程度;4)集约利用产业集聚区,打造完整产业链。     

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民营企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分析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了解民营企业发展现状,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2008—2017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①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华东地区是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主要集聚区,但所占比重在下降,而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华北地区近年来发展较快,全国民营上市企业重心略向北移动。②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呈上升趋势,但远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热点城市明显较少,空间集聚性也较弱;第一产业占比很少,仅在1%左右。③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存在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的大城市聚集的趋势。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GDP是影响中国民营上市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因素,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更为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