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海监”在海洋执法监察中的法律地位

国家海洋局承担海洋监察执法管理工作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从执法体制、执法内容的演变，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８０年代末；第二阶段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末；第三阶段９０年代末至今。无论哪个阶段，国家海洋局作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力和义务时，始终有“中国海监”相伴。１９８３年３月１日我国第一部“海环法”生效之日也是“中国海监”诞生之时。不过那时的“中国海监”只是海洋执法巡航船舶、飞机乃至车辆的标识而已，并不是一级组织，更不是行政机构。令人兴奋的是１９９８年…     

国外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研究进展

城市群经济联系的复杂性空间规律已经成为城市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范畴。现代意义的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发展研究始于50年代,城市群体化现象大规模出现,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期。经过二战前的启蒙发展、二战后-60年代的初步发展、70-80年代的丰富深化、90年代的全面发展阶段,50多年来城市群空间研究领域不断深化、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范式不断丰富,呈现多视角、多层次、多尺度,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上文章着重对国外大都市区、都市带等城市群经济联系的空间组织与结构研究进行总结,并指出当前研究的热点与焦点。     

新产业区的形成机制及其与传统空间组织理论的关系

在新产业区概念和特征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归纳了产业区发展的一般过程,并重点对新产业区的形成机制及所具有的优势进行了探讨。地方化产业群及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是新产业区成熟的标志,知识外溢、经济外部性导致的收益递增,以及基于密切的内部联系引来交易成本的降低使新产业区获得了强大的经济竞争优势,新产业区的空间组织形式所具有的网络效应、创新效应和企业与地方文化的良好融合是经济竞争优势的根本。最后,对新产业区理论和传统的空间组织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结了二者的之间的异同。     

信息化对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影响研究

信息技术的惊人进步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和经济生活方式.这种变化已经引起了来自各学科的学者们的强烈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新的信息技术之影响的争论.伴随这些争论,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城市与区域发展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议题.作者主要依据西方学术文献(特别是英语学术刊物),从技术进步的一般影响、信息化时代的特征、区域空间重组、城市空间演化、企业空间组织等方面,回顾对信息技术之空间影响研究进展.现有文献表明,新的信息技术在经济空间变化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只是一种提供可能或促成发生的介质,并不是决定性的.所造成的空间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的趋势可以从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空间层级来观察.总体上,新的信息技术引起的企业层面空间组织变化还没有得到地理学家的足够重视.     

城市开放空间的空间组织研究

传统的城市规划学和地理学的研究重心是对城市建筑实体的空间组织和管理基于城市建设实践的新需求和理论研究的新发展，文章以城市开放空间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组织的概念、原则、依据、方法和步骤进行了理论概括，以期对我国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基于城市体系的长江三角洲旅游地域系统研究

首先分析了长江三角洲旅游资源的分布格局及长三角旅游发展的整体性现状，认为长三角旅游整体发展的协调性不足。然后从城市体系与区域旅游整体发展耦合的角度出发，引入了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空间结构、交通网络结构和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的分析研究，并以此划分出了长三角两个层次的旅游地域系统，给出了长三角地域旅游城市网络体系的空间组织。最后提出了长三角区域旅游产业联动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集聚空间组织型式对中国地市尺度工业SO2排放的影响

集聚外部性是集聚影响工业污染排放的重要机制,不同的集聚空间组织型式具有不同的污染排放行为和减排效果。以中国285个地市工业SO₂排放为例,依据集聚经济理论,将集聚空间组织型式细分为集聚密度、企业地理临近度、专业化、多样性、相关多样性、非相关多样性等不同类型,在系统分析工业SO₂排放与集聚空间格局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了不同集聚空间组织型式对工业S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工业SO₂排放强度与工业集聚密度在空间上具有非对称性,污染排放强度西高东低,工业集聚密度、企业地理临近、多样性、相关和非相关多样性为东中高西部低;② 工业集聚对工业S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集聚密度、多样性和相关多样性水平的上升有利于本区域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但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会提升本区域的工业污染排放强度;③ 提高集聚密度、引导企业集中布局有利于工业SO₂排放强度下降,多样且关联的产业组织结构有利于污染减排,而专业化和非关联产业的集中会提高污染排放强度;④ 集聚型式对工业S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和城市规模上的异质性,集聚密度、企业地理临近、多样性和相关多样性对中西部污染减排的作用比东部明显,专业化和非相关多样性不利于东中部地区的污染减排;城区人口规模20万以下的小城市提高集聚密度、减少多样性特别是非相关多样性更有利于污染减排;城区人口规模20~50万的小城市和50~100万的中等城市,提高企业的地理接近度和多样性水平特别是相关多样性水平,有利于其降低污染排放强度;城区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提高集聚密度和产业多样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污染减排,但其减排效果因拥挤效应而明显下降;⑤ 进一步降低工业SO₂排放强度,需要走集聚化道路,坚持提高集聚密度,因地制宜引导企业集中布局,着力提高产业在关联基础上的多样性水平,加强区域间联防联控,重视区域间的产业联系与环保合作。     

1978年以来广州市居民职住地选择行为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1978年以来,中国体制改革重塑了个体日常时空行为及其在生命过程中的活动轨迹,但鲜有文献解析长时间序列下不同代际群体对职住政策调整做出的响应及其代际差异。基于时间地理学视角与代际差异理论,将广州市微观个体职住地变动历程与代际问题相结合,利用问卷调查分析1988年和1998年居民职住制度改革前后,不同代际居民职住地变迁行为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构性差异。结果发现：① 在居住地和就业地变迁方向方面,各代际居民住房迁出地主要集中于老城区,就业地变迁围绕两个城市中心,形成由老城核心地域向内城、近郊扩散的变迁过程。② 职住地距离变化方面,居民平均职住距离由1988年之前的4.91 km增至1998年之后的6.46 km,20世纪90年代出生居民（简称90后,下同）的职住分离度大于其他群体。③ 在职住地变迁率方面,住房商品化和就业社会化极大地增加了居民职住地选择自由度,60后和70后在1998年之后的迁居率分别为113.16%与112.33%,就业地变迁率分别为148.68%与197.26%,二者都远高于住房改革前的比例。④ 驻留时长方面,职住自由化使得驻留时长明显缩短。60后变化最为明显,该群体在一个居住地的居住时长由1988年以前的14.43年缩至1998年以后的5.43年,就业地驻留时长由12.43年降至3.95年;80后与90后在1998年以后的职住地驻留时长明显较短,70后相对较长。⑤ 能力、组合及权威制约中的房价、婚姻状况、学历、福利分房及下岗等因素对职住地变迁表现出明显代际差异,因子女上学及同事关系等组合制约对就业地变迁无显著群体差别。     

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的空间组织研究

从公司内部组织结构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上，研究公司如何利用不同的空间组织与空间结构来对付其多变复杂的外部环境的方式，分析公司不同单元的功能及其区位模式。（１）理论上探讨了公司总体布局模式，（２）按其各功能单元的区位需求特征，分析了公司内部不同类型功能单元的地理模式。（３）以我国典型企业集团为例，从总体上论述了企业集团总体布局的趋势与规律，为我国企业集团（公司）合理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